作者：奚邦荣（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 要] 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民众在政治高压下被迫学讲日语。1945年台湾光复后，为满足恢复中国语言文化的迫切需求，一批国语推行人员赴台，成立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何容兼具语文专家、行政官员、出版人等多重身份，1947年10月出任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1948年《国语日报》创办后历任副社长、社长等重要职务。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活动中，何容对于国语推行的标准、途径以及克服推行中的困难等问题展开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体现出对其大陆期间国语推行经验的有效继承，以及对台湾光复初期复杂语言状况的深入考察。

[关键词] 台湾光复　国语推行　何容　国语教育

国语运动对光复后台湾社会产生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的成果受限于材料，多集中在对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台湾省编译馆等机构本身的研究，或是对魏建功及许寿裳的国语推行思想的分析上，难以展现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活动中诸多推行人物协同的全貌，以及国语运动在艰难环境中所具备的运动性。对”国语老兵”何容的研究，有助于把握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活动的渊源与发生及在实施过程中对困难的因应。

本文结合相关档案、报刊与书信，着重探讨何容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推行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何容在大陆期间便从事国语推行工作，自1946年1月赴台后便投身于台湾国语推行事业，深化认识推行国语的标准，以给课本注音为中心确立推行标准国语的方法，有效培育学习国语的社会环境。以何容为代表的台湾国语推行人员，经过不懈努力，奠定了台湾讲国语、写白话文、理解中国文化的基础。

一、赴台前后对国语标准的思考

何容（1903—1990）是河北深泽人，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国文学系，次年到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担任驻会委员，与魏建功、白涤洲、萧家霖等一起工作。何容作为国语文法研究者，最初在国语师资训练班负责讲授国语文法，后来经魏建功、罗常培推荐，1935年到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兼任讲师，负责讲授中国文法。

同时，何容还从事国语推行工作，主编《国语周刊》。何容在周刊上开设《国语漫谈》栏目，以”老谈”为笔名先后发表《梁任公吃了不会国语的亏》《你们可曾留心过》《到底是寺还是庙》《河南戏与樊钟秀演戏》等小品文章，在每期有限的版面中，”充分登些有趣味多变化的东西以及编者读者零星的感想”。

早在1932年，何容作为《国语周刊》的编辑，在周刊上发表文章《什么叫做”官僚的所谓国语”》和《再论”官僚的所谓国语”》，较为系统地表达他对标准国语的思考。在语言学界，是否以北京方言为标准语，尤其是否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相关争论在20世纪20年代便已出现，国语统一筹备会最终在1924年决定采用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并于1926年10月编成12册增修国音字典稿。瞿秋白站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立场上，撰写《大众文艺的问题》《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提出”无产阶级在五方杂处的大都市里，在现代化的工厂里，他的言语事实上已经在产生一种中国的普通话，而不是官僚的所谓国语”。这两篇文章在《国音常用字汇》公布前夕发表，引起了国语推行者的注意。何容也对国语推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何容厘清了”官僚的所谓国语”的说法。他认为，国语以北平话为标准，功能上如过去的”官话”，且由政府提倡，因此确实有着”官僚”的嫌疑。但何容认为，北平话能够作为现代中国的普通话，和北平话曾作为”官话”无关，只是因为北平话”最有资格变成现代中国的普通话”。北平话”最有资格”缘于北平是”杂处”的大都市，”杂处”使得北平话的语系区域最广，能保证最广大的民众听懂。至于国语以北平话为标准被拉丁化者打上”地域先生”的标签，何容认为，如果要有国语，则不能不以一种地域的语言为标准，这种地域的语言，当然不是”官僚阶级”的话，或是官场中使用的东西。何容认为，从”交通语”的意义上讲，北平话是最有资格成为国语标准语的方言。北平话是全国方言的一种，通行区域很广，差不多占据全国地域的三分之二，这是历史演进形成的事实。何容的观点代表了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的基本看法。早在1925年，黎锦熙便在《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中提出，北京的方言之所以是标准的方言，是因为它具有”自然的趋势”。这种”自然的趋势”指的是北京是交通、文化、学艺、政治中枢，而标准的语言和这几项均有关系。换言之，各项便利因素造成北平话通行程度广，使其能够成为标准国语。同时期的国语推行者萧家霖更具体观察到，由于政治中心长期在北方，它所产生的蓝青官话在南方也很盛行。此外，京剧的道白唱词均为京音，也训练了民众的耳朵。津浦、平汉铁路开通后，北方语言更广泛地传到南方。

其次，何容认为树立标准语并不会压制方言。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以北平音为标准音编出《国音常用字汇》，并提请教育部门将其作为全国读音的标准。这一行为只是为了定出读音的标准，达不到”强迫”的程度，因为确定标准本身也有”理论和事实上的理由”。标准语确立是基于”三十多年专门学理上的讨论和实际教学上的经验”。何容在这里又呼应了黎锦熙”不统一主义”的认识，即”国语只是一种标准的方言，其他千差万别非标准的方言，依旧可以独立存在，自由发展”。而何容更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方言与标准语的辩证关系。第一，标准语有三方面，包括音、语词和语句结构，就语句结构而言，北平语与其他方言没有多大差别。第二，北平话也不能天然地成为标准语，真正作为标准语的是北平普通话。第三，推行国语也不会抹杀方言的价值，并且主张国语吸收方言中的词。何容还提出”方言国语化、国语方言化”，前者指的是将方言吸收进国语，即”方言分子慢慢变成标准语”，后者是指用国语去改良方言。

最后，何容对”新兴阶级的普通话”持开放态度。瞿秋白认为，”要有一种各省人共同（使用）的普通中国话的白话文”。何容认为，瞿秋白和自己在观点上并没有根本的分歧，都认为要统一语言，双方只是对拿什么作为推行的标准持不同意见。”国语”和瞿秋白笔下的”新兴阶级的普通话”二者本身并不冲突，至于说如果未来有”新兴阶级的普通话常用字汇”作为读音标准，那么这种”现存的”“现在官僚所规定的”标准自然可以取消。何容认为，此时标准语的确立是为大众教育，根本不会妨碍”新兴阶级的普通话”的产生和发展，随后积极践行”大众化”的理念，在抗战中建设通俗文艺，顺应”文章入伍、文章下乡”的潮流，和老舍、老向（王向辰）并称抗战通俗文艺建设中的”三老”。

1941年，何容受聘为国语推行委员会专门委员，并在中央政治学校设立的国语训练班负责主讲国语文法、词类研究。1944年教育部设立培养国语师资机构，何容在四川璧山的社会教育学院担任”国语专修科”主任。在国民政府开始筹划收复台湾工作后，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全力协助新成立的台湾调查委员会，解决台湾语文教育上的各种问题。1945年3月台湾调查委员会拟写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第四十四条规定，”接管后应确定国语普及计划，限期逐步实施”，特别明确了台湾光复后语言文字的政策。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秉持着推行国语、恢复国文的目标，并配合台湾教育方针，在光复后邀约国语推行人员先期赴台，成员有教育部委派的魏建功、何容和王炬三人，以及行政长官公署邀约的其他五人。他们的职责是了解环境，建立机构并规划相应的组织、编制和预算等。1946年4月，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魏建功、何容分别担任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常务委员有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1947年7月，魏建功返回北京，何容出任主任委员。

光复初期，在台湾推行国语首先要确立国语的标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将《国音常用字汇》与《国字旁注之注音符号印刷体式表》《注音符号发音表》《国音简说》合编为《国音标准汇编》，正式向全社会公布。在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第一次常委会会议上，魏建功说：”《国音标准汇编》一书，已由本会编就，已交教育处印刷。不久社会上国音有标准，我们就可进一步的工作了。”与标准的”书”相配合，齐铁恨作为标准的”人”，负责在广播电台进行示范广播、解释标准。何容在筹划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人员组成时，还特地邀约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国语专修科主任李剑南，与长期从事国语发音的齐铁恨一同负责解释标准。何容在给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驻会委员萧家霖的信中陈述了邀请李剑南加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缘由：”齐公一人太忙，且语言太自然，而初学者不易听明白，剑南语较为后天，而且也标准，可辅铁公也。”

在确立国语的标准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展相关宣传教育工作，厘清在国语实际学习中对标准理解出现的分歧。1946年3月10日，何容在《台湾新生报·星期专论》上发表《论麻胡主义的国语教育》，后来又在《台湾新生报·国语副刊》上发表《关于国语的标准》。在这两篇文章中，何容批评了两种学习国语的极端态度。第一种是在台湾民众中普遍流行的不重视标准的”麻胡主义”态度，有些人认为国语标准”不必太苛”。何容估计，全国百分之八九十的小学校教师所教的国语，其实是带有方言的国语。这样的”国语”，只是从前所谓”蓝青官话”，是彼此勉强能够听懂的”普通话”。何容认为，这种社会心理对于国语教育的前途是有害的，因为语言上的统一和政治上的统一一样重要。第二种是部分台湾学国语者所持的”不甘蓝青”的态度。何容认为，这同样不可取。具体说来，学习者要求自己的语言合于标准，这种态度是对的，但不应该死求标准，使得自己的声、韵、调都合乎标准。而且初学者也不能把标准看得呆板，毕竟语音上有些字有多种读法，或是有读音、语音之分。何容认为，虽然每个人都朝着标准语努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标准语，因此学习者不但要学”说”标准语，更要学会”听”不够标准的语言。何容的要求，接近魏建功所言的”教的人必须标准，学的人嘴要能说到标准，而耳朵得能听到许多不标准”。

二、推动课本注音以落实国语标准

1946年5月，魏建功制定的《国语运动纲领》规定：1.方音比较；2.孔子曰到国音；3.刷新日语句法，国音直接读；4.词类对照；5.利用注音符号；6.鼓励学习心理。前四条建议针对的是通晓汉字以及讲台湾方言的人，对他们可以采取用注音符号读音、由方音推国音的方法。这种”从方言比较学习国语”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要求学习者进行方言和国语之间的对照、比较和类推，发现方言是中国语的一种，以方言为桥梁学习国语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在台湾做方言调查，创制出闽南语的方音符号，并编辑《国台通用字汇》作为辅助材料。

不过何容发现，从掌握方言的实际人数看，”多数台湾同胞丢掉了从’方言学国语’这把钥匙”。对于掌握方言的民众来说，通过”从方言学国语”，能够在较短时间内收获成效。但由于日本的压制，一方面，方言未能随着时代进步，不能应付现实文化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在日常生活上，年轻一代也不太会说方言。因此，缺乏方言能力的人群，如成人失学者及儿童初学者，或识汉字不能发方音者，需要直接通过注音符号的学习掌握标准国语。

而注音符号、注音汉字铜模与注音符号教学法三者都是先前国语运动的重要成果。注音符号的设想在民国初年由读音统一会提出，并在1930年由国民政府通令推行。193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拨款给中华书局，由其制造出仿宋体的注音汉字铜模解决字模问题。而注音符号教学法以先综合后分析的原则，产生于1934年定县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区，并在抗战时期民众识字过程中得到检验。何容充分利用之前国语运动的重要成果，以台湾的国民学校为试点，摸索出一条以注音符号教学为中心推行标准国语的途径，使国语在事实上和法令上在台湾真正扎根。

（一）主张课本全部注音

何容首先回顾了课本注音在大陆的推行经过，主张小学课本全部注音。在1935年颁布的《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中，教育部门已提出给课本注音的设想，其中第一条规定，民众学校及短期小学课本所有文字完全用注音汉字；第二条规定，初级小学国语课本生字表完全用注音汉字；第三条规定初级小学之常识与高级小学之国语、社会、自然课本应完全用注音汉字。初小的国语课本不完全用注音汉字，只需要给生字进行部分注音。对此，教育界的理由是，”小学各科教学，各有其主要之目的，国语科目的之一即为练习文字，汉字教学须强制记忆，若非生字亦注音，则儿童转而失去强制记忆之机会，与本科课程之目的不合”。

赴台后学科心理学家仍继续主张仅给生字注音。何容从经济成本的角度出发，反驳了这一观点。何容认为，实施生字注音需要其他软性条件的配合。不仅教师需要详尽精确的教学用书，涵盖生字的异音、变音、变调、轻声等复杂情况，学生也需要有一套注音正确的字典，详细准确地标注出小学课本中出现的所有字音。这两个条件，在光复后的台湾极短时间内没有落实的可能。

同样，何容从学习心理的维度批评了相菊潭提出的”儿童将注音符号视作国（汉）字”的观点。何容提出，在完整的教学流程中，小学一年级前八周儿童先学会说话和注音符号，第九周教师再利用注音符号教授汉字。说话教学、注音符号教学和汉字教学，分别属于三个彼此区别又有递进的阶段，不会导致儿童将注音符号视作汉字的错误认知。同时，学习注音符号以儿童学会说话为前提，保障了儿童有发音的基础。注音符号学习既可以让儿童学会将发出的”音”与注音符号的”形”相结合，又能够促成他们用注音符号写话，继而掌握注音符号。进一步说，何容提出儿童所处的是汉字的整体环境，可以避免发生相菊潭顾虑的情况。”课本本身是汉字，又有教员教他们认汉字，写汉字，用汉字，这些事实都是诱导或强制他们学习汉字的有利条件。”

（二）实现注音印刷的条件

在台湾国语推行活动中，何容结合光复后的物质条件，并考虑到了注音符号对台湾的特殊意义。1935年颁布的《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因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往重庆而难以施行。教育部提出由于各出版商缺少铜模，为”迁就事实修改法令”，于1945年修改了《促进注音国字推行办法》，删去最重要的给小学常识课本及高级小学的国语、社会、自然课本完全注音的第三条。台湾光复初期，国语推行人员在重庆谋划台湾国语推行工作时，”假定台湾的印刷工业至少比重庆的发达进步，印刷各种教材，都有办法可想”，认为不需要把推行国语所需的印刷工具全部运台。

何容赴台后却发现台湾实际不能制作铜模。他在给萧家霖的信中写道，台湾不能制铜模，”过去我们估计台湾文化工业过高”，”日人的殖民地政策，并不要发展文化，也不想把台湾工业化，一切只做到够用，够供其本国之用为止”。在1946年底的台湾省教育座谈会上，有教师提出，”语文教材过于艰深，希望加注国语注音符号，俾易学习”。不过，当时缺少国语注音符号的铅字模，使得教材印刷成为问题。在无法运用注音国字铜模时，注音读物的出版只能利用拼排的办法，但这增加了排版错误，提高了校对成本。直到1948年下半年，教育部拨款在台湾创办注音版《国语日报》，才使台湾获得了铸字和排版设备，奠定了排印注音课本的物质基础。

推行注音符号在台湾的语境中具有独特的意义。何容发现，台湾”国字”的读音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应用范围。日本殖民统治时期曾存在过汉字，不过那是日本音义的汉字。这种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在音上有不同，字义也不同。何容认为，台湾真正要”给汉字归宗，为汉字还魂”，清除日本汉字的影响，更需要给课本注音。这样既能促进国语统一，又能帮助文字学习，学生掌握注音符号后能够自主学习，可以大大减轻教师的负担。

（三）以教学实验摸索教学法

何容善于利用教学实验形成教学法，完善课本注音方案，促其全面落地。何容具有以注音符号从事伤兵教育的实践经验，1939年曾与王炬、王玉川、李剑南等在重庆成立”荣誉军人职业辅导会”，从事编撰带注音符号教材的工作。实验的第一阶段教注音符号，让伤兵学会40个注音符号，能够使用拼音并划分四声；第二阶段开展阅读训练，提高伤兵的阅读速度与阅读能力；第三阶段提供注音汉字读物，侧重让伤兵在自学中认识生字并吸收知识。实验结果表明，有了注音符号的帮助，再配合有效的教学方法，文盲在一个月后便能阅读注音汉字书。

王玉川认为，台湾是方言区，小学国语科不适宜先教国常课本，必须在教国语课本前先教说话和注音符号。因此，王玉川在国语推行委员会附属的国语实验小学开展了”一项计划，四次实验”。在四次教学实验后，设计者比较测验结果，证明在教课本之前先教说话和注音符号，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何容拨出专款，出版王玉川的《国语说话教材及教法》，并支持王玉川等人继续从事教学实验。在该书序言中，何容特别指出：”教材跟教法是分不开的，要用这一套教材，必须依照编者所说的教法来教。”

何容在此基础上出版《小学国语教材问题》，主张完整的注音符号教学方案应该以说话教学为前提，注音符号作中心，教材改革是最终保障。何容随后正式向教育部门提出注音符号教学法，完整涵盖了三个方面：说话教材及教法、注音符号学习法及课本全部注音。他最终推动教育部门修订课程标准，并重新编辑国语课本，小学国语的教学效果得到极大改善。

三、培育学习标准国语的社会环境

实现语言的标准化这一国语运动的目标，意味着清理日本殖民的影响，并恢复学习国语的社会环境。台湾光复后，国语推行者对此达成共识。何容从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出发，认为社会教育不仅是学校教育的补充，更是学校教育的助力，二者构成”语文教育的双轨道”。因为学校语文教育仅能改变学生在校学习的语言环境，如果校外仍是日文日语环境，那么学校语文教育的效果难以保证。

何容基于这样的认识，强调国语运动是一场政治性的社会文化运动。他回顾了民国初年国语运动的情况，国语推行者订标准、改文体、制字母，从事编书教学，推动在教育部成立读音统一会，训令改国文为语体文。何容认为，这是”社会性的国语运动促成了国家的政治措施”，但同时”政治措施还需要社会运动来推进”，否则政令不会得到充分贯彻，国语运动的目的只能实现一部分。为此，何容为代表的国语推行者积极促成学者、社会大众和政府达成合力推进运动。

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首先认识到恢复本国语文是国语运动的最高意义，它不仅要落实《台湾接管计划纲要》等政令文件，更要消除日本殖民造成的社会危害。二二八事件后，何容发表文章《语言教育的重要在台湾——日本人是怎样统治台湾的》，列举了日本人消灭台湾方言的例子，指出日本人的手段是”一切现代文明产物的名字都要大家学日本话”。日本禁用方言的政策，使方言未能随着时代发展而保持活力，最终导致”台湾人对祖国精神联系的隔断”。由此，语言文化的隔膜起到了分裂两岸的作用，使台湾民众心中有所谓”日本人、台湾人、中国人”的区分，而台湾民众心中的隔膜唯有语言相通才能解决。为此，国语推行者实际承担着”同日本语文以及日本思想作战”的责任。

台湾光复初期，尽管国语运动持续推行，但语言使用存在强大惯性，台湾仍是”日语社会”。在教室与课堂上，”小学生说国语、中学生说闽南语、大学生说日本语”。何容认为，要改变这种局面，需要全社会支持国语运动的推行，在社会层面，各界人士要有恢复本国语文的觉悟；在政治层面，政府当局要为开展社会运动提供便利条件。《公论报》也指出，”日语社会”现象的背后是教师民族意识的淡薄，放弃了督导责任，同时也反映了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尴尬的地位，”国语推行委员会不知从何时起被列入冷门，失去了光复初期曾得到的那种强有力的支持，便难以厉行整个国语化工作”。长期配合的单位，只有台湾省训练团和广播电台而已。而旨在”促进台胞心理建设，以及协进文化和示范研究”的台湾省编译馆，前后仅存在一年多，在二二八事件后遭到裁撤。

此外，日文书报杂志及影片的大量进口，加深了”日语社会”的局面。尽管政府限制日语日文空间，但在混乱情势中，不受官方管理的民间贸易迅速展开，日本出版品有进入台湾的管道。何容认为，这会造成不同文化势力比赛的局面，更给台湾社会带来错觉，”除了机关学校里面，禁用日语的口号，不容易喊得响了。这又无异于在国语运动的幼苗旁边，种上了些夺取养分的野草，而使语文恢复工作受到损害。当然排除日文日语仍旧要继续，但是这把工作完成的路途拉长了”。此时，甚至有人主张为报刊开设日文版，恢复日文日语的使用，这些现象需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予以矫正。

国语推行者不仅要向社会正面宣传国语运动的意义，还要在此关键时刻向社会呼吁警惕日文日语的危险。1947年10月，在台湾光复两周年之际，何容向各单位发起”全省不说日语签名活动”。后来，何容还发表《台湾现在还是不应该用日文日语》一文，呼吁政府的文化教育政策不能饮鸩止渴，利用日文日语作为现成工具，以图所谓的”方便”。因为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日文日语毕竟在历史上曾是日本同化台湾的工具，在政策上恢复日文日语的使用，便意味着对台湾同胞的惨痛遭遇的漠视。

何容从解决”书报的被动性”入手，尝试从根本上改善语言转换期台湾缺少合适国语读物的状况。台湾光复初期，国语书报质量参差不齐，没有一家报纸是带注音的，带注音的书也寥寥无几。国语半年可以学会，但如果没有书报佐助，汉字并不容易学。何容认为，要让台湾民众能够看懂书报，不仅需要提升读者的阅读能力，还需要从书报本身入手，即改变”书报的被动性”。汉字本身形体复杂，文言文更比白话难懂，这是学习国语的客观困难。此外，何容还注意到，当时各大报纸上充斥着难读的文言文，使得台湾在日文版报纸取消后，当地同胞骤然变成无书可读的文盲。何容提出：”编的工作至少应该把新闻里的文言词句改成白话，标题也要通俗化。”因此，国语推行者迫切需要将报纸的内容改造为初学国语的人能看懂的语言，并着手进行注音日报的出版发行工作。

1948年5月，何容到达上海，研究《国语小报》迁台工作。从1948年5月到10月，何容为报社筹措款项、安排房屋、购买机器。10月25日，《国语小报》在台湾复刊，由三日报改为日报，并更名为《国语日报》。何容历任《国语日报》副社长、社长、发行人及董事长，直到临终。在何容的努力下，《国语日报》逐渐明确办报宗旨，深入台湾社会，成为向社会普及国语教育的重要工具。台湾《国语日报》的出版，延续其前身《民众小报》和《国语小报》的办报精神。《民众小报》具有三项优点：”通俗浅易，适合一般民众口味；价钱便宜，看大报一月，可以订本报一年；本报字字注音，只要学会注音符号，便可无师自通。”《国语日报》坚持用注音国字印刷，帮助读者在”阅读中识字”和”用注音符号正音”。此外，报纸还遵守”言文一致”的原则，以建立现代的、本国的语体文。魏建功对何容将《国语小报》迁台的做法大为赞赏：”何、方两公去沪能把《小报》搬到台湾来，是台湾人一个福气，也是国语会一条新路。的确在台湾需要一种注音白话报。”

在报纸运营上，何容创造性地提出报会合一的原则，即国语日报社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在人事上互相支持，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各委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语日报》的董事会。这样既能减轻报社的财政负担，又利于贯彻国语推行最新的研究设想。《国语日报》在栏目设置上，有面向教师的《教材教法》《国民教育》《语文甲刊》和《语文乙刊》等栏目，也有面向少年儿童的《儿童》《少年》《书报精粹》和《古今文选》等栏目。这些栏目均由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成员亲自主编，何容主编《周末》和《语文乙刊》栏目，王玉川负责《小学国语补充教材》，齐铁恨负责《语文甲刊》，此外还有李剑南的《小学教材教法》、祁致贤的《国民教育》、方师铎的《书报精粹》。大众读物的印刷、注音报纸的出版，为培育学习国语的社会环境起到了重要作用。

结 语

台湾光复初期的国语运动，以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成立为标志，结合专业知识、专项经费与专业人员，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清除日语影响，推行国语国文，恢复学习国语的社会环境。国语推行者、政府和社会大众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将国语运动深化为一场”回归中国”性质的社会运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国语的标准已由”树立”而进于”扩大”，由”扩大”而达于”完成”。

作为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关键人物，何容兼具语文专家、行政官员，乃至出版人等多重身份，他推动课本注音，落实国语标准；同时，他以《国语日报》为阵地，参与国语运动的社会推广。以何容为首的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在较短时间内结合大陆国语运动的成果在台湾推动标准国语的通行，成为推动国语运动的主要力量。

原载《民国档案》2025年第4期，作者奚邦荣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