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国语运动
大名鼎鼎的胡适曾经也是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的委员，作为一个名人，他仅仅是挂个名，还是真正参与了国语运动呢？事实上，胡适在国语运动初期的作用是不可小觑的。
一石激起白话浪
早在1917年，倡导“言文一致”、“国语统一”的民间组织“国语研究会”开第一次大会时，身在美国的胡适就寄来了一个明信片，申请加入会员，这是该会会员来信中第一个使用白话文注1的。那时，绅士们用白话通信是一件天大的怪事。这个明信片突然让大家觉得提倡“言文一致”要以身作则不可了。于是在北京的会员中，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大家都立志练习白话文。结果，唐宋禅宗和宋明儒家的语录、明清各大家的白话长篇小说以及当时社会上各种通俗演讲稿和白话文告，都成了学习的范本，研究会呈现出气象蓬勃的白话文潮。
胡适不仅使用白话文写作，还去往学校推广白话文，与旧派学者产生了强烈的碰撞。1918年4月，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指出：“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方才算得真正的国语。”这一年他完成的《北京大学哲学讲义》，是中国以白话著述哲学之始。第二年，他的白话版《中国哲学史》正式发售。他在给美国挚友韦莲司小姐的信中写道：“我第一次发表这项主张（备：指白话文学）是在1916年1月。但是一直到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才认真地用白话文来创作。1918年1月1日，我们的月刊第一次用白话来发表诗和散文。这份月刊出到第10期的时候，至少已有12种刊物跟着我们用白话来发表。目前几乎所有北京重要的报刊都已这么做了。最令人觉得振奋的是许多新起的白话作家，他们的文学天才，在使用白话文时，得到了自发的解放。”
白话文运动是国语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了“文言”向“国语”的过渡，胡适以实际行动引领了这个运动。他不仅用白话作文章，还尝试用白话作诗，并创作了《尝试集》，在该诗集的自序中，他给出这本诗集出版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这一年以来白话散文虽然传播得狠快狠远，但是大多数的人对于白话诗仍旧狠怀疑。。。”他以为这诗集可贡献的事就是“实验的精神”，他主张“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用白话来做文学的工具”，并放言“自古成功在尝试！”
黎锦熙称胡适为白话文运动的总司令，他特别强调“这路总司令，并不是谁派的，也不是大家推举的，尤不是他自己要干的，乃是敌军只认他为总司令。”由此可见胡适在国语运动初期的领导作用。
努力践行的“门外汉”
1919年4月，国语会正式成立，胡适与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马裕藻朱希祖一同被北大校长蔡元培推举为该会会员。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推举的这六个人中只有胡适不是国文系的，他也曾把自己定位为“言语学的门外汉”。不过，这个门外汉却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
在国语会第一次会议上，胡适与刘半农、周作人、朱希祖、钱玄同、马裕藻等人提出《国语统一进行方法》案，随后教育部据此发出《国民学校令》，将国民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胡适在其《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中称道：“这一道命令，把中国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他还指出：“有了国语，有了国语的文学，然后有些学者起来研究这种国语的文法、发音法等等；然后有字典、辞典、文典、言语学等等出来；这才是国语标准的成立。。。。推行国语便是定国语标准的唯一文法；等到定了标准再推行国语，是不可能的事。”1920年，胡适作为国语会代理主席，主持讨论了汪怡提出的关于两个韵母读音之议案，议决将39个注音字母增至40个；胡适提出的《新式标点符号案》经修正也获得正式通过；1922年国语会通过《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胡适等十五人被推为组织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注2；1928年秋，国语会改组，胡适再次被教育部聘为委员。
事实上，胡适在语言文字方面造诣颇深。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号上发表的“答朱经农书”，主张拼音字宜用白话中的复音词。1919年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他发表《复陈懋治》，谈及如何处理“同音异义”的复音字。他赞同陈懋治将有些词汇进行变更，他也提示多数词汇只要联系上下文就不会有歧义。对于陈懋治提出白话文不经济，他认为虽然文言用字节省，但在教和学的过程中却要花大量时间和文字去解释，实际上更不经济。这一年，胡适完成《国语的进化》一篇，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在钱玄同推荐下进入中学教本。
除参与国语会的各种会议外，胡适也会参加国语会诸如《国语讲习所案》等的讨论。他还会邀请赵元任、黎锦晖、黎锦熙、钱玄同、汪怡等人茶会，专门讨论国音问题。他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演讲白话文法，其核心内容是：白话文法可以说是国语文法。把注音当成国语是一种误解，注音只是促进国语的一种工具。方言可以成为国语的一种补充，但需要具备两种资格：一是要求其在各种方言中通行最广；二是要求其在方言文学中运用最多、最流行。如何消除人们对于国语理解之大同小异的差距，并使国语得以发展，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有一个统一的、合乎自然条理的文法。
胡适喜欢不时与人们探讨专业问题。1919年11月，胡适撰写一篇《“的”字的用法》发表在《晨报》上。在文中他指出了“的”字的九种用法，以回应“止水”君提出的“把的字专让给术语去用，把底字来做助语用”的说法。此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讨论，沈兼士、陈独秀、傅斯年等争相发表文章回应。胡适还曾与谢楚桢、康白情合撰过《“白话诗研究集”纲要》。他与顾颉刚、叶圣陶、吴研因一起依照《新学制课程标准》编纂的初中课本于1923年出版。1925年，胡适经钱玄同百般说服，成为当年创刊的《国语周刊》撰述人，此时他已经是个大忙人了。1929年7月，胡适重写了《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草案》，包括目标、作业要项、时间支配、教材大纲、教法要点、毕业最低限度的标准等。
一呼百应的号召者
作为名人，胡适最大的作用莫过于他的号召力，而他也是不遗余力地宣传和推进国语运动。1921年8月，胡适利用返乡在家乡演讲“国语运动与国语教育”，他把国语运动分为五个阶段：（1）白话报时代，以白话为开通民智的利器；（2）字母时代，以简字或拼音文字为不识字的人求知识的利器；（3）读音统一会，谋国语的统一；（4）国语研究会，推行注音字母，以国语作教科书；（5）国语文学运动。他强调国语教育当注重儿童。不久后他到了上海，在国语专修学校再次演讲。11月，他在北京国语讲习所演讲，他说，从国语会成立以来不过一年半的时间，能将国语推行到如此地步，实在是大家的努力。他告诫学员：“国语是求高等知识、高等文化的一种工具。讲求国语，不是为小百姓、小学生，是为我们自己。”
1922年2月18日晚，胡适与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幼渔、周作人同往国语运动游艺大会，他以“国语为什么应该研究”为主题作演讲。后来，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解释道：“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学，与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与日本人做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是年8月，胡适在小学女教员讲习所演讲“国语教学的兴趣”，希望他们注重文法与文学。1927年4月，胡适在旧金山为华侨演讲“新文化运动的过去与将来”，针对海外华人广泛使用粤语，他说：“广东之于中国，在商业上，在文化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最新的。在言语上，却这样守旧。我想，这是广东人急应设法救济的。救济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学国语。假设将来我再有机会对诸君演说，能够直接与诸君讲谈，不必请翻译先生，那就是国语统一的效用。”
1930年11月，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中提及“我在这十几年中国文学革命运动上，如果有一点点贡献，我的贡献只在：（1）我指出了‘用白话作新文学’的一条路子。（2）我供给了一种根据于历史事实的中国文学演变论，使人明了国语是古文的进化，使人明了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什么地位。（3）我发起了白话新诗的尝试。。。”
胡适对国语运动的影响力不仅停留在著述和讲话上，还体现在很多具体的小事上。1922年3月10日，国语讲习所第三届学员、汕头的陈亦修致函胡适，告知他在家乡办注音字母传播所已得县长支持，请胡适写介绍信以壮声势，相信这样的事胡适肯定不会拒绝。同年的《国学季刊》在胡适等的倡导下，使用了横行和全副标点符号，（当时中国仍通行直行、从右至左的读写模式，这一模式有很多局限性。没有标点的文言文，使得断句成为一大难点，不同断句让一篇文章可以有多种解读）这一新模式日后逐渐成为主流。9月8日，胡适在一个政治茶会后对蔡元培等人说，他将送一个议案到教育部，请教育部把一切公文都改用国语，并加标点符号。应该说，胡适对每件小事的推进都是对国语运动最真实的贡献。
求同存异的进取者
在国语运动过程中，胡适并不总是那个唱赞歌的人。他惯于给一些事情明确方向，也喜欢对一些想法提出异议。
关于国语统一问题。胡适1921年12月曾经在教育部国学讲习所同乐会上演讲时提出“国语统一，在我国即使能够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国语文学之外，将来还有吴语文学、粤语文学这两种方言文学，很值得而且一定要发展的。苏州的广东的文学家，能够做他们苏广的优美文学，偏是不做，使他们来强从划一的国语，岂不是损失了一部分文学的精神吗？岂不是淹没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吗？如果任由他们自由发展，看似和国语有妨碍，其实很有帮助的益处。”这一问题在国语运动后期，得到了语言学家的高度重视，他们开始进行广泛的方言调查，并将“国语”定义进行扩充，使方言成为国语的一部分。而国语罗马字的推出，更使得方音国语化有了解决的通道。
关于标准音问题。1922年张士一先生在国语会提出了一个议案，主张用北京语为国语的标准，因胡适和分组主席张一麐不赞成而被撤回。钱玄同3月18日的日记印证了这一点：“晚黎劭西（备：即黎锦西）请卫挺生在西花春吃饭，约适之、一庵（备：指汪怡）、雨庵（备：指陆基）及我作陪，谈国语问题。卫氏（备：指卫挺生）亦主张京语者，殆张一士（备：指张士一）之流。但我与适之均不主张国语统一，但求普及。”虽然后来北京话仍被通过作为标准音来推行，但充分的讨论过程正体现了彼时中国的民主状态，也使国语会充分关注方言的处理方式。在这个问题上，黎锦熙与胡适意见相左，而他们之间的争执远不止于此。
关于国语运动途径问题。黎锦熙把国语运动从理想最高的主张到当时法令所定者提出一个“七层宝塔”：“（1）以世界语为国语；（2）汉语用罗马字拼音；（3）注音字母独用；（4）注音汉字书报之推行；（5）新文学之提倡；（6）小学改用语体文；（7）国民一二年级先改。”胡适看过此论点后，以为黎锦熙有些“唱高调”，即写信给黎锦熙，表达了自己对国语运动历程的看法，他认为这一过程应该是（1）读音统一；（2）国语教科书；（3）国语文学；（4）联合的国语运动；至于将来：（5）国语文学的成立；（6）国语科学的研究（音、文法、辞典）；（7）拼音文字的逐渐增多；（8）很远的将来——中国语言文字完全字母化。黎锦熙还曾经提出“用注音字母替代汉字”的方案，胡适以为不可，他觉得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早在1918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时就阐述道：“我以为中国将来应该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单音太多，决不能变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须先用白话文字来代文言的文字；然后把白话的文字变成拼音的文字。至于将来中国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罗马字母，这另是一个问题，我是言语学的门外汉，不配说话了。”显然，在这一问题上，胡适的观点和归纳更脚踏实地些。
胡适有时还会对那些看似不主流的主张予以积极的支持。1934年，胡适复函杨遇夫，对他所著《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的见解予以肯定。他说：“因声孳衍，一切语言都是如此，此乃自然之理。与‘祖宗制作之精’全无关系。此理在用音标文字的国家，人人皆知，为查字典的一种常识；而在吾国，须等待最近百余年始有人稍知此理。”因声而字，胡适实为中文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
大家的朋友胡适之
胡适对国语运动的参与还体现在他与国语运动人物的交往与友谊上。王照发明了官话合声字母，是国语运动的先驱。他生平斥浮伪，专说老实话，年逾七十结交胡适时，已属于边缘化之人物。胡适则非常尊重王照，1931年特为他的《小航（备：即王照）文存》（四卷）作序。
林语堂是国语罗马字和早期中文打字机的发明人之一，他留美时被胡适长期资助，他们在学术上更是同道人。在国语运动的问题上，林语堂在美期间曾向胡适反馈留美学生对白话文的反对态度，也曾与胡适见面相叙，讨论“入声”问题。林语堂对胡适的《入声考》大体赞成，不过他更信高本汉b、g、d三种声尾说，胡适则很反对，彼此各持己见。
胡适与钱玄同在学术上的探讨颇多。1920年胡适曾致函钱玄同，云：“国语方法竟还没有讲义，真对不住钱讨‘救兵’的希望。自己很想于这一二十天内发愤把前面已教的方法写成，未教的也写成。”胡适的新式标点符号提案也是在与钱玄同等人的多次讨论下形成的。1927年，钱玄同40岁生日，因他说过“四十以上人有该死之道者”，胡适特作《亡友玄同先生成仁周年纪念歌》以应和。1928年3月，胡适作成《白话文学史》，特请钱玄同题签。虽然胡适与钱玄同性格差异大，后来渐行渐远，但他们始终彼此尊重。
胡适与黎锦熙的交往全是因着国语运动，并且产生多次碰撞，然而那仅是学术之争。胡适尊重他的每一位对手，何况同道人。1927年4月，胡适的《国语文学史》一书由北京文化学社印行，书前是黎锦熙的代序。1948年，胡适主动邀请黎锦熙与其合编《齐白石年谱》，因黎锦熙家族与齐白石为世交。
顾颉刚曾致函胡适，告知他在《齐东野语》里发现几首妓女作的白话词，并分析道，国语文学的推行，娼妓颇有大力。一般士大夫所能做白话诗词，未必非受娼妓的同化。没想到，这位受胡适青睐的“古史辨”学者对于国语的发现如此不寻常，而他与胡适的交流也算无话不说了。
胡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因病以及行政事务的增多，逐渐淡出国语运动。不过，此时国语运动已经雏形渐成，进入了实施阶段，之后的工作多是语言文字研究和教学推广等具体事务，也必不是胡适的专长。然而他为国语运动的呐喊和努力，以及对国语运动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此为国语会成立当天的合影。第一排左起第4人为袁希涛，第5人为张一麐，第7人为蔡元培，第8人为吴稚晖；第二排左起第1人为胡适，第5人为汪怡，第9人为周作人；第三排左起第5人为钱玄同，第6人为钱稻孙，第10人为黎锦熙；第四排左起第4人为刘半农；第9人黎锦晖，第10人为王璞
备注：注1，白话文：与文言文相对。指以汉语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处理的书面文字。
注2，汉字省体委员会：1922年国语会第四次大会上，议决通过钱玄同提出的《减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并成立了由15人组成的该委员会，其目的是研究汉字的简体方法，但该组织并无作为。后来在民国时期提出的简体字方案为钱玄同制定。
参考文献；
《胡适年谱长编》 宋广波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2026年3月1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