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國語運動

大名鼎鼎的胡適曾經也是國語統一籌備會（以下簡稱“國語會”）的委員，作為一個名人，他僅僅是掛個名，還是真正參與了國語運動呢？事實上，胡適在國語運動初期的作用是不可小覷的。

一石激起白話浪

早在1917年，倡導“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的民間組織“國語研究會”開第一次大會時，身在美國的胡適就寄來了一個明信片，申請加入會員，這是該會會員來信中第一個使用白話文注1的。那時，紳士們用白話通信是一件天大的怪事。這個明信片突然讓大家覺得提倡“言文一致”要以身作則不可了。於是在北京的會員中，從二三十歲到五六十歲，大家都立志練習白話文。結果，唐宋禪宗和宋明儒家的語錄、明清各大家的白話長篇小說以及當時社會上各種通俗演講稿和白話文告，都成了學習的範本，研究會呈現出氣象蓬勃的白話文潮。

胡適不僅使用白話文寫作，還去往學校推廣白話文，與舊派學者產生了強烈的碰撞。1918年4月，他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指出：“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的國語。”這一年他完成的《北京大學哲學講義》，是中國以白話著述哲學之始。第二年，他的白話版《中國哲學史》正式發售。他在給美國摯友韋蓮司小姐的信中寫道：“我第一次發表這項主張（備：指白話文學）是在1916年1月。但是一直到我從美國回來以後，我們才認真地用白話文來創作。1918年1月1日，我們的月刊第一次用白話來發表詩和散文。這份月刊出到第10期的時候，至少已有12種刊物跟著我們用白話來發表。目前幾乎所有北京重要的報刊都已這麼做了。最令人覺得振奮的是許多新起的白話作家，他們的文學天才，在使用白話文時，得到了自發的解放。”

白話文運動是國語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推動了“文言”向“國語”的過渡，胡適以實際行動引領了這個運動。他不僅用白話作文章，還嘗試用白話作詩，並創作了《嘗試集》，在該詩集的自序中，他給出這本詩集出版的第一個理由是“因為這一年以來白話散文雖然傳播得狠快狠遠，但是大多數的人對於白話詩仍舊狠懷疑。。。”他以為這詩集可貢獻的事就是“實驗的精神”，他主張“若要造一種活的文學，必須用白話來做文學的工具”，並放言“自古成功在嘗試！”

黎錦熙稱胡適為白話文運動的總司令，他特別強調“這路總司令，並不是誰派的，也不是大家推舉的，尤不是他自己要幹的，乃是敵軍只認他為總司令。”由此可見胡適在國語運動初期的領導作用。

努力踐行的“門外漢”

1919年4月，國語會正式成立，胡適與錢玄同、劉半農、周作人、馬裕藻朱希祖一同被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舉為該會會員。值得注意的是，北大推舉的這六個人中只有胡適不是國文系的，他也曾把自己定位為“言語學的門外漢”。不過，這個門外漢卻做了大量的具體工作。

在國語會第一次會議上，胡適與劉半農、周作人、朱希祖、錢玄同、馬裕藻等人提出《國語統一進行方法》案，隨後教育部據此發出《國民學校令》，將國民學校國文科改為國語科。胡適在其《國語講習所同學錄》序中稱道：“這一次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他還指出：“有了國語，有了國語的文學，然後有些學者起來研究這種國語的文法、發音法等等；然後有字典、辭典、文典、言語學等等出來；這才是國語標準的成立。。。。推行國語便是定國語標準的唯一文法；等到定了標準再推行國語，是不可能的事。”1920年，胡適作為國語會代理主席，主持討論了汪怡提出的關於兩個韻母讀音之議案，議決將39個注音字母增至40個；胡適提出的《新式標點符號案》經修正也獲得正式通過；1922年國語會通過《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胡適等十五人被推為組織漢字省體委員會委員注2；1928年秋，國語會改組，胡適再次被教育部聘為委員。

事實上，胡適在語言文字方面造詣頗深。1918年，他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二號上發表的“答朱經農書”，主張拼音字宜用白話中的複音詞。1919年11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號上，他發表《復陳懋治》，談及如何處理“同音異義”的複音字。他贊同陳懋治將有些詞彙進行變更，他也提示多數詞彙只要聯繫上下文就不會有歧義。對於陳懋治提出白話文不經濟，他認為雖然文言用字節省，但在教和學的過程中卻要花大量時間和文字去解釋，實際上更不經濟。這一年，胡適完成《國語的進化》一篇，他的《文學改良芻議》在錢玄同推薦下進入中學教本。

除參與國語會的各種會議外，胡適也會參加國語會諸如《國語講習所案》等的討論。他還會邀請趙元任、黎錦暉、黎錦熙、錢玄同、汪怡等人茶會，專門討論國音問題。他曾在南京高等師範學院演講白話文法，其核心內容是：白話文法可以說是國語文法。把注音當成國語是一種誤解，注音只是促進國語的一種工具。方言可以成為國語的一種補充，但需要具備兩種資格：一是要求其在各種方言中通行最廣；二是要求其在方言文學中運用最多、最流行。如何消除人們對於國語理解之大同小異的差距，並使國語得以發展，其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有一個統一的、合乎自然條理的文法。

胡適喜歡不時與人們探討專業問題。1919年11月，胡適撰寫一篇《“的”字的用法》發表在《晨報》上。在文中他指出了“的”字的九種用法，以回應“止水”君提出的“把的字專讓給術語去用，把底字來做助語用”的說法。此文發表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沈兼士、陳獨秀、傅斯年等爭相發表文章回應。胡適還曾與謝楚楨、康白情合撰過《“白話詩研究集”綱要》。他與顧頡剛、葉聖陶、吳研因一起依照《新學制課程標準》編纂的初中課本於1923年出版。1925年，胡適經錢玄同百般說服，成為當年創刊的《國語周刊》撰述人，此時他已經是個大忙人了。1929年7月，胡適重寫了《高級中學國文課程標準草案》，包括目標、作業要項、時間支配、教材大綱、教法要點、畢業最低限度的標準等。

一呼百應的號召者

作為名人，胡適最大的作用莫過於他的號召力，而他也是不遺餘力地宣傳和推進國語運動。1921年8月，胡適利用返鄉在家鄉演講“國語運動與國語教育”，他把國語運動分為五個階段：（1）白話報時代，以白話為開通民智的利器；（2）字母時代，以簡字或拼音文字為不識字的人求知識的利器；（3）讀音統一會，謀國語的統一；（4）國語研究會，推行注音字母，以國語作教科書；（5）國語文學運動。他強調國語教育當注重兒童。不久後他到了上海，在國語專修學校再次演講。11月，他在北京國語講習所演講，他說，從國語會成立以來不過一年半的時間，能將國語推行到如此地步，實在是大家的努力。他告誡學員：“國語是求高等知識、高等文化的一種工具。講求國語，不是為小百姓、小學生，是為我們自己。”

1922年2月18日晚，胡適與錢玄同、沈兼士、沈士遠、馬幼漁、周作人同往國語運動遊藝大會，他以“國語為什麼應該研究”為主題作演講。後來，他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解释道：“中国人用‘古文’作文学，與四百年前欧洲人用拉丁文著书作文，與日本人做汉文，同是一样的错误，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学。”是年8月，胡適在小學女教員講習所演講“國語教學的興趣”，希望他們注重文法與文學。1927年4月，胡適在舊金山為華僑演講“新文化運動的過去與將來”，針對海外華人廣泛使用粵語，他說：“廣東之於中國，在商業上，在文化上，都占有重要的位置，都是最新的。在言語上，卻這樣守舊。我想，這是廣東人急應設法救濟的。救濟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學國語。假設將來我再有機會對諸君演說，能夠直接與諸君講談，不必請翻譯先生，那就是國語統一的效用。”

1930年11月，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中提及“我在這十幾年中國文學革命運動上，如果有一點點貢獻，我的貢獻只在：（1）我指出了‘用白話作新文學’的一條路子。（2）我供給了一種根據於歷史事實的中國文學演變論，使人明瞭國語是古文的進化，使人明瞭白話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什麼地位。（3）我發起了白話新詩的嘗試。。。”

胡適對國語運動的影響力不僅停留在著述和講話上，還體現在很多具體的小事上。1922年3月10日，國語講習所第三屆學員、汕頭的陳亦修致函胡適，告知他在家鄉辦注音字母傳播所已得縣長支持，請胡適寫介紹信以壯聲勢，相信這樣的事胡適肯定不會拒絕。同年的《國學季刊》在胡適等的倡導下，使用了橫行和全副標點符號，（當時中國仍通行直行、從右至左的讀寫模式，這一模式有很多局限性。沒有標點的文言文，使得斷句成為一大難點，不同斷句讓一篇文章可以有多種解讀）這一新模式日後逐漸成為主流。9月8日，胡適在一個政治茶會後對蔡元培等人說，他將送一個議案到教育部，請教育部把一切公文都改用國語，並加標點符號。應該說，胡適對每件小事的推進都是對國語運動最真實的貢獻。

求同存異的進取者

在國語運動過程中，胡適並不總是那個唱讚歌的人。他慣於給一些事情明確方向，也喜歡對一些想法提出異議。

關於國語統一問題。胡適1921年12月曾經在教育部國學講習所同樂會上演講時提出“國語統一，在我國即使能夠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國語文學之外，將來還有吳語文學、粵語文學這兩種方言文學，很值得而且一定要發展的。蘇州的廣東的文學家，能夠做他們蘇廣的優美文學，偏是不做，使他們來強從劃一的國語，豈不是損失了一部分文學的精神嗎？豈不是淹沒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嗎？如果任由他們自由發展，看似和國語有妨礙，其實很有幫助的益處。”這一問題在國語運動後期，得到了語言學家的高度重視，他們開始進行廣泛的方言調查，並將“國語”定義進行擴充，使方言成為國語的一部分。而國語羅馬字的推出，更使得方音國語化有了解決的通道。

關於標準音問題。1922年張士一先生在國語會提出了一個議案，主張用北京語為國語的標準，因胡適和分組主席張一麐不贊成而被撤回。錢玄同3月18日的日記印證了這一點：“晚黎劭西（備：即黎錦西）請衛挺生在西花春吃飯，約適之、一庵（備：指汪怡）、雨庵（備：指陸基）及我作陪，談國語問題。衛氏（備：指衛挺生）亦主張京語者，殆張一士（備：指張士一）之流。但我與適之均不主張國語統一，但求普及。”雖然後來北京話仍被通過作為標準音來推行，但充分的討論過程正體現了彼時中國的民主狀態，也使國語會充分關注方言的處理方式。在這個問題上，黎錦熙與胡適意見相左，而他們之間的爭執遠不止於此。

關於國語運動途徑問題。黎錦熙把國語運動從理想最高的主張到當時法令所定者提出一個“七層寶塔”：“（1）以世界語為國語；（2）漢語用羅馬字拼音；（3）注音字母獨用；（4）注音漢字書報之推行；（5）新文學之提倡；（6）小學改用語體文；（7）國民一二年級先改。”胡適看過此論點後，以為黎錦熙有些“唱高調”，即寫信給黎錦熙，表達了自己對國語運動歷程的看法，他認為這一過程應該是（1）讀音統一；（2）國語教科書；（3）國語文學；（4）聯合的國語運動；至於將來：（5）國語文學的成立；（6）國語科學的研究（音、文法、辭典）；（7）拼音文字的逐漸增多；（8）很遠的將來——中國語言文字完全字母化。黎錦熙還曾經提出“用注音字母替代漢字”的方案，胡適以為不可，他覺得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早在1918年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時就闡述道：“我以為中國將來應該有拼音的文字。但是文言中單音太多，決不能變成拼音文字。所以必須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至於將來中國的拼音字母是否即用羅馬字母，這另是一個問題，我是言語學的門外漢，不配說話了。”顯然，在這一問題上，胡適的觀點和歸納更腳踏實地些。

胡適有時還會對那些看似不主流的主張予以積極的支援。1934年，胡適復函楊遇夫，對他所著《形聲字聲中有義略證》的見解予以肯定。他說：“因聲孳衍，一切語言都是如此，此乃自然之理。與‘祖宗制作之精’全無關係。此理在用音標文字的國家，人人皆知，為查字典的一種常識；而在吾國，須等待最近百餘年始有人稍知此理。”因聲而字，胡適實為中文指出了一個發展方向。

大家的朋友胡適之

胡適對國語運動的參與還體現在他與國語運動人物的交往與友誼上。王照發明了官話合聲字母，是國語運動的先驅。他生平斥浮偽，專說老實話，年逾七十結交胡適時，已屬於邊緣化之人物。胡適則非常尊重王照，1931年特為他的《小航（備：即王照）文存》（四卷）作序。

林語堂是國語羅馬字和早期中文打字機的發明人之一，他留美時被胡適長期資助，他們在學術上更是同道人。在國語運動的問題上，林語堂在美期間曾向胡適反饋留美學生對白話文的反對態度，也曾與胡適見面相敘，討論“入聲”問題。林語堂對胡適的《入聲考》大體贊成，不過他更信高本漢b、g、d三種聲尾說，胡適則很反對，彼此各持己見。

胡適與錢玄同在學術上的探討頗多。1920年胡適曾致函錢玄同，雲：“國語方法竟還沒有講義，真對不住錢討‘救兵’的希望。自己很想於這一二十天內發憤把前面已教的方法寫成，未教的也寫成。”胡適的新式標點符號提案也是在與錢玄同等人的多次討論下形成的。1927年，錢玄同40歲生日，因他說過“四十以上人有該死之道者”，胡适特作《亡友玄同先生成仁週年紀念歌》以應和。1928年3月，胡適作成《白話文學史》，特請錢玄同題簽。雖然胡適與錢玄同性格差異大，後來漸行漸遠，但他們始終彼此尊重。

胡適與黎錦熙的交往全是因著國語運動，並且產生多次碰撞，然而那僅是學術之爭。胡適尊重他的每一位對手，何況同道人。1927年4月，胡適的《國語文學史》一書由北京文化學社印行，書前是黎錦熙的代序。1948年，胡適主動邀請黎錦熙與其合編《齊白石年譜》，因黎錦熙家族與齊白石為世交。

顧頡剛曾致函胡適，告知他在《齊東野語》裡發現幾首妓女作的白話詞，並分析道，國語文學的推行，娼妓頗有大力。一般士大夫所能做白話詩詞，未必非受娼妓的同化。沒想到，這位受胡適青睞的“古史辨”學者對於國語的發現如此不尋常，而他與胡適的交流也算無話不說了。

胡適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因病以及行政事務的增多，逐漸淡出國語運動。不過，此時國語運動已經雛形漸成，進入了實施階段，之後的工作多是語言文字研究和教學推廣等具體事務，也必不是胡適的專長。然而他為國語運動的吶喊和努力，以及對國語運動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此為國語會成立當天的合影。第一排左起第4人為袁希濤，第5人為張一麐，第7人為蔡元培，第8人為吳稚晖；第二排左起第1人為胡適，第5人為汪怡，第9人為周作人；第三排左起第5人為錢玄同，第6人為錢稻孫，第10人為黎錦熙；第四排左起第4人為劉半農；第9人黎錦暉，第10人為王璞

備註：注1，白話文：與文言文相對。指以漢語口語為基礎，經過加工處理的書面文字。

注2，漢字省體委員會：1922年國語會第四次大會上，議決通過錢玄同提出的《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並成立了由15人組成的該委員會，其目的是研究漢字的簡體方法，但該組織並無作為。後來在民國時期提出的簡體字方案為錢玄同制定。

參考文獻：

《胡適年譜長編》宋廣波著湖北人民出版社 2024年5月

《國語運動史綱》黎錦熙著商務印書館 2011年5月

2026年3月19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