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去

作者：王昀

台湾是二十世纪中国国语运动最成功的地方，这与很多时代背景有关，但更应该归功于那些去台湾传播国语的人。他们是谁？为什么而去？他们又做了什么？纵观历史，这是一段艰难，甚至有些混乱的过程，如果没有信念的坚守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不知名的领导者 赵迺传（述庭） 这是一个被忽略的人，在今天中国大陆网站上几乎找不到他的踪迹，但他之于台湾国语运动，相当于蔡元培之于国语运动。他的名字叫赵迺传，他虽然没有他的弟弟赵迺抟有名，但也是不该被忘记的。1944年，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的赵迺传接受了主持接收台湾教育工作的任务。1945年8月30日，国民政府公布《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组织条例》，赵迺传被任命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处长，10月25日他参加了在台北公会堂举行的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典礼。 赵迺传可不是普通的官员，他是清末秀才，后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并在美国受业于杜威，获得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学士、教育学硕士。他曾任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并曾在北师大、女师大、国立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金陵大学等校执教。他还在庚款管理机构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是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家、学术官员。1946年1月，台湾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赵迺传又回到立法院，最后以执教华东师范大学终老。 虽然赵迺传在台湾任职时间很短，但他以慧眼选择了魏建功等人，奠定了台湾推广国语的基础。他在教育处长任内，坚决要求各级学校教职员必须学习国语，对后来台湾的语言政策影响深远。

白沙镇上走出台湾国语运动的中坚力量 江津距重庆有180里水程，每天有轮船来往，它是川东一个物产丰富、文化较发达的大县，现隶属于重庆。白沙镇是江津的一个大镇，抗战期间这里先后创办、迁入了教育部战区中小学教师四川服务团、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川东师范、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19所中等以上院校，18所小学以及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国民政府审计部、国民政府财政局、农本局等文化单位，一时文人和教育家云集。晚年的陈独秀也客居在距这里不远的鹤山坪。 魏建功（天行） 在1944年底，赵迺传首先向位于白沙镇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院长谢循初邀请了时任该校教务主任兼国语专修科主任的魏建功，魏建功欣然接受。身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后称“国语会”）委员的魏建功在国语会第12次常委会上提出：“为急救台湾同胞，使其民族意识迅速恢复，在台湾推行国语，实为台湾教育复原当务之急。”1945年上半年，重庆开设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魏建功即离开白沙镇前往重庆，为该训练班教育组工作人员讲授国语，这些人将赴台湾管理教育事务。8月，魏建功以国语会常委身份被借调至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10月，他携家眷一起从重庆出发前往上海，同行者有何容、王炬、王玉川和国立女子师范国语专修科的部分师生。受交通工具所限，1946年1月，他们在上海候机，至2月1日魏建功才赶在农历年前到达台北。 魏建功是台湾国语运动前期的灵魂人物，他不仅领导了此项工作，更在招募人员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当时赴台参与该工作的人多是他的同事、朋友、学生，这些人具有强大的学术实力和教学经验，成为台湾国语运动成功的基石。他领衔台湾国语会，探讨和制定台湾国语推行的方法，开办国语讲习所，创办《国语日报》，至1948年12月才回到北京大学继续任教。 王玉川 王玉川是河北饶阳人，他早年曾是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的会员，并曾在济南主持过国语罗马字讲习所，著有《国语卷舌韵分化的问题》等专业文章，国语造诣颇深。抗战期间他来到后方，此时他也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不过他是教英文的，同时在国语专修科兼课。他发明的“注音符号折中教学法”，使国语专修科的学生得益不少。这也许就是魏建功邀请他同往台湾推行国语的原因吧。他是台湾国语会常委，负责国语方言之调查、国语推行方案计划事项。王玉川所著《国语说话教材及教法》在出版时，魏建功和何容均为该书作序。他还在台湾国语会实验小学推行他的这种教学法，与四川巫山来的李静昌女士共同实践，至“二二八事件”备注被迫停顿。王玉川是忠实的国语罗马字追随者，始终不移地在台湾推广国语和国语罗马字。 台静农（本姓澹台，字伯简，原名传严，改名静农，号龙坡） 台静农在女子师范是国文专修科主任，这一三年制的专业不同于国语专修科，其旨在培养中学国文老师，而国语专修科则为一年制速成班。抗战结束，台静农在女子师范的迁址问题上与学校产生分歧而辞职。受老友许寿裳之邀，台静农前往台湾，任职于台湾省编译馆，后任台湾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并非国语会成员，但他与魏建功等人一同来自白沙镇，在台湾国语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龚书炽 龚书炽很悲情。1946年初夏，受聘为台湾国语会主任秘书的龚书炽与女子师范的几个同学一起前往台湾。谁知他在重庆上船后不久竟落水身亡。他的堂妹龚书绵是从厦门被招募到台湾的，她并不清楚自己的堂兄也在奔赴台湾的路上。可惜当她被告知此事时，却与堂兄再无相见的可能，她只听说堂兄是因为高度近视，看错了趸船的板子而踏空落水在湖北沔阳长江边。龚书炽永远留在了长江畔，而他的名字也永远留在了台湾国语会的名单里。龚书炽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任教，也曾被派往缅甸仰光华侨中学和南洋研究所任职。相信他与魏建功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共事，魏建功还曾为龚书炽1945年出版的专著《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作序，这是民国唯一一部研究古文运动的专著。 张宣忱 除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抗战期间的白沙镇上还有一个教育部特设白沙大学先修班。张宣忱就来自这里，他是最早接受教育部邀请赴台的人。由于同处白沙镇，张宣忱与魏建功必有交情，其邀约多与魏建功有关。张宣忱在最早的台湾国语会担任总务组组长。1948年，张宣忱在台湾主持发行了其岳父王一民的手书《沧浪亭记》影印本，魏建功特为该书题跋。 张宣忱与四川省立民众教育馆的王洁宇、侨民师资训练班的谢钟铨和中央党部秘书处独立出版社的秦志学都是台湾长官公署邀请的第一批人，但由于交通受限，他们四人于1946年3月16日才由上海坐船押运器材到达台湾。

台湾国语会的组建 在魏建功等人到达台湾后，他们积极开展各项工作。1946年4月2日，台湾国语会正式成立，其人员构成如下： 主任委员：魏建功 副主任委员：何容 常务委员：方师铎、李剑南、齐铁恨、孙培良、王玉川 委员：马学良、黎锦熙、林昭贤、龚书炽、萧家霖、徐叙贤、周辨明、张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叶桐、严学宭、吴守礼、王炬 上述人员中，马学良、黎锦熙、萧家霖、周辨明、沈仲章、严学宭均从未去过台湾，只在大陆从事相关支持工作。林昭贤、吴守礼为台湾当地人。其他人员都是从大陆前往台湾支援的。

陪都重庆在抗战期间接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机关、学校和企业，是当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中心。云集重庆的各界名人、各国外交官多达3000余人。国语会的办公机构也设在这里。 与魏建功同时接受教育部邀请的还有国语会驻会专门委员何容和国语会干事王炬，他们二位都有过从军经历，当时算是重庆的官员。1946年1月16日，何容与王炬先于魏建功到达台北。8月，何容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何欣、何庚也来到台北，住进了泉州街居所。 何容（原名何兆熊，字子祥，号老谈） 何容曾就读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因参加北伐而从戎。1931年他进入国语会担任编辑，后担任专门委员。他是作家，在北大教过书，担任过杂志编辑，并在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后勤司令部伤兵教育委员会工作过，阅历十分丰富。在接受赴台湾邀请后，他辞去了在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璧山）国语专修科主任的职务。何容是台湾国语会的核心成员，特别是在魏建功离任后，他成为台湾国语运动的实际领导人。他参与创办《国语日报》，在台湾广播电台讲授国文，他在台湾师范大学当过教授，也在国立编译馆当过总编，是台湾国语运动的关键人物。 王炬（本名惠林，字子和，笔名华步庭主，外号“太极胆”） 王炬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擅长武术。1932年他进入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教国文。抗战期间，他弃笔从戎，参加了徐州保卫战。后来，他进入教育部社会教育工作团赴湖南、贵州农村进行宣教工作。1939年他开始在军事委员会从事伤兵教育，足迹遍及全国12个省。其间，他在四川泸州和江安的荣誉军人教养院教不识字的军人识字，从注音符号教起，很快军人们就能读书看报了。1941年，他进入国语会，很受时任主任吴稚晖赏识。王炬受邀到台后担任台湾国语会的宣传组组长，从此他的身影遍及台湾全省的中小学。值得一提的是，王炬加入国语会之初，按萧家霖的旨意，曾设计监制了两套注音铜字模。1946年3月，何容特向教育部调用了此两套铜字模。运抵台湾后，经王炬、李荫田整理后发现有缺失，再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补齐后，成为1948年发行的《国语日报》正文用字。不过有趣的是，今天台湾人对王炬的了解，更多则是杨氏太极武术的传承人。 孙培良 孙培良在重庆可不是官员，他与国语运动也真是有缘无份。1933年，他考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因学历问题，拿半薪工作了四年。他来重庆本为在编译馆工作，却因与总负责人梁实秋不和而被辞退，遂进入重庆市立师范学校教国文，又因支持学生闹事被解聘。一筹莫展之际，魏建功邀他前往台湾，他非常积极，于1945年底就到了台湾，担任台湾国语会编辑审查组组长，负责国语画报、字典、教材教法之搜集审查、编辑等事项。谁知1946年秋，他却与刚任命的台南工学院院长王石安一同去接管学院。不久，他又被调回台湾省立编译馆，而编译馆因馆长许寿裳受审而关闭，孙培良就此失业。1947年他不得不回到大陆，后来进入西南师范学院，最终成为一名伊朗史专家。 李剑南 李剑南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系，他被魏建功招募来台时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璧山）教授，与何容是同事。李剑南后来一直服务于台湾的学校与社会教育，曾撰写《谈本省国民学校学生的作文问题》等文章，探讨如何帮助受过日语教育的台湾学童克服语言转换的困难，顺利衔接国语写作。1982年《国语日报》还出版了李剑南的《实用国语会话》等教学书籍。

上海是赴台湾工作人员的中转站，这里设有台湾省长官公署上海办事处，赴台人员多在此办理中转乘飞机或乘船前往台湾，方师铎也不例外。 方师铎 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院的方师铎，在抗战后期受中英庚款资助，在云南、缅甸、泰国、越南交界地带进行语言调查工作。抗战结束后他路过普洱，被云南省立普洱中学强留，任英文教员半年。此时他接到了赴台邀请，并未明确答复，待他回到昆明，发现抗战期间的机关全已撤回，于无奈之中回复了重庆的赴台邀约，并得到旅费、机票、安家费等。于是，方师铎从昆明搭乘飞机抵达上海。他先到了台湾长官公署的办事处，又前往来薰阁查询国语会的信息。在来薰阁的柜台，他听说魏建功恰在楼上，师生相见甚欢。魏建功告诉他等船需要半个月，建议他暂留上海，与台静农一起出发赴台。其间，他的妻儿从扬州前来汇合。1946年夏，方师铎一家与台静农等一同搭乘由台湾银行安排的“海宇轮”进入台湾。秋天，他和夫人张敏言同时任职于台湾国语会，开始了推广国语的生涯。他参与筹办《国语日报》，后成为该报社常务董事，他以笔名“大方”发表了大量文章，后在东海大学任教授至退休。他一直活跃在台湾的教育界，终生践行国语推广之事。和许多来台人员一样，方师铎本打算在台湾工作一年，所以他把长子留在了大陆。 齐铁恨（本名勋） 齐铁恨是应东吴法商学院邀请，从上海来台湾当教授的。到台湾后他即被聘为台湾国语会常委兼训练组组长，负责国语师资之训练，语文教育之视导考核、宣传等事项，成为台湾国语会一位十分重要的角色。 齐铁恨是蒙古族，毕业于北京专为八旗子弟开办的满蒙文高等学堂，曾在北京多所小学担任老师、校长。课余时间，他参加教育部在北京开办的国语讲习会（教师国语训练班），并因而接触到汪怡、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的国语教育理论，开始致力于学习汉文。后来，他长期在商务印书馆担任编审，曾撰写、校编过《国语罗马字》、《北京的俏皮话》、《国语注音符号讲义》等论文或专著。抗战期间上海商务印书馆遭毁后，他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清心中学等校教授国文。 国民政府刚接管台湾时，由于所派政府人员南腔北调，搞得台湾小学生竟然说有六种国语。1946年3月1日，台湾省长官公署教育处开始利用广播来宣传标准国语，在广播电台播放读音示范节目。起初他们使用的是赵元任的留声片，4月起改由柯逊添发音，至5月1日，齐铁恨接管了这项工作。他先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四册），由林绍贤（原书编者）用闽南语翻译，然后再播讲国民学校暂用课本，由国语会干事林良翻译，每周六还会解答问题兼讲国语会编印的初级国语会话。就这样，齐铁恨每日早7:25-7:55、晚6:00-6:30，整整播讲了8年国语。由于他是老北京人，发音特别标准，他的广播逐渐成了台湾家喻户晓的声音，甚至后来有人以为他“用力过猛”地把台湾人都带成了“北京味儿”。在他去世后，台湾副总统严家淦特颁匾额，上书“遗徽永在”，表扬其生前美好的德行与推行国语的贡献。

在接管台湾前，教育部国语会就曾做过一些假定：如闽南语通行，可以代替日语以应对日常生活需要；台胞痛恨日语，在不能讲国语时更愿意恢复母语闽语或客家话等。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魏建功等学者主张“保存母语，推行国语”。因此，当时邀请了不少闽籍人士，其中不乏闽南语、客家语的研究人员。 朱兆祥 朱兆祥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律系，1939-1941年期间，他在西南联大深造时改为研究语言，并著有《漳州厦语比较研究》。由于魏建功等专家主张在台湾实行由方言比较来学习国语的方法，朱兆祥被聘为首届台湾国语会研究组组长，开始深度参与到相关政策的设计及实践中。1946年10月1日，台湾国语会在北投成立示范国语推行所，由王洁宇担任所长，朱兆祥担任指导员，他们的任务就是实验“用比较类推的方法，从方言去学习国语”。该所1947年6月迁往淡水，最终于同年8月告终并完结。此实验证实从方言过渡至国语的可行途径。1946年由朱兆祥制定的《台岛方音符号方案》被台湾国语会颁布实施，成为标注当地方言的工具。后来朱兆祥还完成了《厦语方言罗马字草案》。

首届台湾国语会中有一些人员信息披露甚少，还有一些人员受邀来台后因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影响而离开台湾。 徐叙贤、叶桐、曾德培 据查，徐叙贤为福州人，1943年2月至1945年8月期间他仍在福建永安中学任校长，之后，他即赴台湾任职于国立嘉义高级中学校长，后又曾任台湾长官公署教育处第三科科长等职。叶桐、曾德培亦为大陆赴台支援人员。叶桐曾于1945 年 10 月 9 日被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指派为驻渝负责人，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在重庆、上海等地为台湾的学校征募、考核愿意来台担任教职的人员。曾德培从大陆来台后曾担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中等教育科科长。 张同光 张同光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曾在开明书局、北洋工学院等处任职。他受李季谷邀请前往台湾筹备台湾师范学院，并任该院教授兼国文系主任。“二二八事件”发生后，他即接受潘天寿的邀请返回大陆，转任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6年台湾国语会同人在桃园机场（左起张宣忱、王玉川、何容、魏建功、齐铁恨、方师铎、王炬）

《国语日报》的发行 《国语日报》是台湾第一份国语报纸，由魏建功创办，胡适题写报头。其前身是1947年1月在北平创办的《国语小报》。魏建功在北平动员《国语小报》副社长王寿康携家眷和印刷铜模赴台湾办报。该报于1948年10月25日正式创刊，是全球唯一全文标注注音符号的中文报纸，以推行国语、普及教育为宗旨，在台湾国语运动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王寿康 王寿康是一位充满激情的人。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却选择弃文从军。在军队中他仍执守着老师黎锦熙等人的理念传播国语。他在北平教过中学，也当过大学教授，却被魏建功鼓动得激情澎湃地到台湾来办报纸。《国语日报》创办初期，所有人员只有他一人办过报，条件十分艰苦，但他们的报办成了。后来他又创办了台湾师范大学的国语专修科，向世界传播他信仰的“国语教”，直至生病失语。可以说，他为国语事业奋斗了一生。 林良 林良是福建同安人，赴台前在厦门已经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在台湾，他先后在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英国文学系与台湾师范学院国文系国语专修科就读。后来他成为台湾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他做过《国语日报》出版部经理，台湾国立编译馆国小国语教科书编审委员，一直活跃在台湾国语界。 《国语日报》在1949年曾因经营困难而几近关闭，这时吴稚晖和教育部国语会在台人员陈颂平（懋治）、汪怡（一庵）、胡适（适之）、傅斯年（孟真）等为报社站台，改组报社，成立董事会，最终渡过难关。这些知识界的名流来台后一直关注和支持着国语运动。

那些淹没在历史中的国语传播者 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国语推行工作受困于人员的短缺，对有经验的国语推行员的需求可谓“大旱之望云霓”。在台湾国语会成立之前，厦门市政府曾从国民学校中选送了92名教师至台湾，但他们的国语水平非常差。他们中有33人经过培训后成为国语推行员。教育部为推行国语而在各地设立的三个国语专修科，在1946年8月前实际到台湾来的只有以下人员：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兰州）的李荫田、李少明、张涛、王学慧、吴贵宁等六人，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白沙）18人，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璧山）5人。这一年，兰州和白沙两处师范学院停办，社会教育学院复原至苏州照办，北平师范学院复校后创办了国语专修科。 与此同时，从北平来的马之鑫等70多人，是旅平台湾同乡组织邀请的。该项工作的负责人张深切为台籍人士，曾就读于吴稚晖开办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国语师范学校。1946年4月，他借北平的中国大学开讲习班，讲习台湾的地理、历史、风土人情等，由北平的名教授和台籍人士担任教员，由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派人讲授国语。报名参加者多为北大、北师大、辅仁大学的学生，讲习结束后分批赴台。张深切在北平积极为台湾招募培训国语教育人员，他回台湾后，曾应台湾省立台中师范学校校长洪炎秋邀请出任教务主任，后又投入影剧事业。 1948年，台湾国语会从北平市教育局聘来北平市立师范学校的毕业生18名，大部分分配到国语实验小学，如刘德义、蔡雅琳、张凤谦等，还有分配到台北女师附小的，如刘汉敏、从荫棠、陈淑容。这一年，王寿康从北平到了台湾，不仅带来了一份报纸，还带来了一群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国语专修科的学生。其中有六个男生是一个宿舍的，他们一起起着哄报名去台湾教国语，居然全部考中。但他们谁也没料到，这一去竟是永远。他们的生活变迁正是众多赴台传播国语人的写照。 黄增誉（字望平），河北献县人，他的毕业评语是这样的：“紧张，冲动，容易造成错误，更能毁灭自己，完成奇迹的时候，罕有。凝想，深思，会使你发现心灵的底蕴，这能使你的生命更充实，生活更快乐，更美满。”黄增誉来台湾后在台北国语实验小学教国语，后来在王寿康的帮助下进入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学习，并开始在该校国语专修科执教，也算事业有成。然而令人唏嘘的是他竟殒命于在美国旅行时的一场车祸。当时他和夫人及两个儿子都在车里，作为司机的他和大儿子不幸遇难，妻子和小儿子幸免。不知后来他的夫人是否看到过这段评语，几十年前同学的评价竟然道出了他悲剧的根源。 翟建邦，山东阳曲人，他被同学牛遇蓉评价为“因为他有强健的身体，所以在困艰的环境下，仍旧能够奋斗。他直爽，热情。如果再能加上些理智的话，一定会达到目的。”他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一直在台中从事中学国语教学。在他64岁那年，因在教员休息室里吐血，他被同事送到医院。谁知他当时已是胃癌四期，结果再也没能从医院走出来。他果然是那个“在困艰的环境下仍旧能够奋斗”的人。 巩青祥（字瑞甬），山东惠民人。他被牛遇蓉形容为“胖胖的显着有些强壮，朴素简单的外表，使你易于记牢他的形象。言行草率而直爽；不怕事，不惹事，得罪几个仇人他从不放在心上。”可能正是富态的外表和“不怕事，不惹事”的性格，造就了巩青祥生活的完美。他来台湾后在台北建国中学任国文教师，后来成为教育产业化的受益者。他开办高考实习班发了财，然后把全家移民至美国，让子女受到了最好的教育，并在美国终老。他的女儿巩增恒总是谦虚地说：“我父亲其实没做什么，他就是在教书。”然而看到巩增恒女士执着地为保护小动物而奔走于各国之间，不求名利的精神，不正是她父亲当年的写照吗？

黄增誉

翟建邦

巩青祥

冯长青为自己写的评语是这样的：“艰难困苦的人生，如一只猛兽，牠想齧食我；然而我并不战抖，并不泄气；我鼓起勇气，拼命向前跑，想找到眼前的新生。”这段话正是冯长青给自己的鼓励和鞭策，他在台湾这样一个陌生之地立足，算不算是新生呢？ 赵文增，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巩青祥为他写了这样的评语：“英勇果敢，处世谨慎，喜欢交友，为人和蔼，读书在马虎中有点认真，如能努力追求，定可达到成功。”赵文增到台湾后一直担任中学国语老师，应该算是努力追求了。 张博宇是宿舍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他赴台湾时已经26岁。女同学陈集荣为他写了评语：“他是一个胖子，高大的个子，有着爽直慷慨的性格，喜说笑更好诙谐，任何人见了他都会起愉快轻松的心情。” 不过，张博宇是被王寿康骂得最狠的。一次，他向王寿康开玩笑地说：“王老师，您瞧咱哥儿几个都那么能干，您领头组个公司，大伙儿一块挣钱多好哇！咱甭干语言教育不行吗？” 王寿康很少骂学生，这次他大骂一通后，又谆谆告诫他们：“无论多苦，必须得干语文教育，因为咱们信的就是这个国语教。”
也许正是这一骂，张博宇有了不小的成就。他不仅在台中教了一生的国语，1974年他编写了《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详述了台湾语言的变迁和国语的传播过程，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冯长青

赵文增

张博宇

来到台湾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亲人，王寿康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大家长。每年过年，他们都会聚在王老师家吃年夜饭，几个大小伙子在一起组成一个大家庭。王老师负责拌饺子馅，学生们负责擀皮包饺子、剥蒜、煮饺子。饭后大家一起打桥牌，喝茶聊天，聊他们以前在北平的事情。他们没有别的去处，只能在王老师这里诉苦、抱怨、聊自己的烦恼和快乐。 黄增誉经常去老师家，其实也没太多事，甚至只是问几个生冷字。他会向师母喋喋不休地念叨恋爱之苦。自己赚了笔外快，把旧自行车当了，换了辆新车，他就容光焕发地把车推来向老师显摆。那是一辆亮闪闪、八成新的英国飞利浦脚踏车，他用它追到了那个后来成为他老婆的女孩。 一次，一个学生深夜来找王老师借钱，用王寿康的话说就是“去荒唐了”。老师骂了一阵，还是得掏钱帮他解决。 当白色恐怖笼罩台湾，这些从北平来的年轻人一个个地被拘留，王寿康一趟趟地进出台北爱国东路政治犯拘留所，将他们一一保释出来。有一位因为保释被耽搁，焦急万分。见到王寿康就说：“王老师，您要是再不来我就成了武大郎做皇上，没人保了！”委屈与恐惧中还不忘展现一点点幽默。

这六个年轻人和那些去台湾的普通人一样，他们有的为追求理想，有的为职业发展，有的为挣高工资，有的则只是碍于朋友面子，他们到了台湾，却从此与家乡和亲人两隔，他们没有做过什么惊世骇俗的事，只是在平凡的教育生涯中实实在在地在台湾传播了国语。他们经历艰辛、孤独、平庸，甚至白色恐怖，最终把自己奉献给了台湾的国语事业。 所有这些人都应该被铭记。

备注：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黄昏，台湾省专卖局缉私员用枪托打伤私烟女摊贩林江迈，激起公愤，缉私员傅学通向人群开枪示警，打死无辜市民陈文溪。2月28日，被激怒的市民围攻专卖局，并到行政长官公署向行政长官陈仪请愿，遭卫兵开枪射击，当场打死数人。事态迅速扩大，引发一连串群众抗争和排斥外省人的事件，蔓延整个台湾。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商议后，认定“二二八”事件是“暴乱”，急令驻守上海的21军火速乘船于3月8日前赶到台湾增援，接下来，民众遭大规模血腥镇压。 这一事件多多少少也改变了台湾国语运动的方向。原本台湾国语运动是学者专家在把握，他们只排斥日语并不排斥其他当地语言。这一事件后，国民党为加强统治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全面禁止在公共场所讲日语和其他台湾土语，遭到了很多原住民的反感，也背离了当初国语运动的初衷。

参考文献： 《台湾地区国语运动史料》 张博宇编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4年11月 《一代宗师魏建功》马嘶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7年2月 《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图史1902-1949》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年7月 《调笑如昔一少年》王正方著 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年6月

2026年04月2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