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臺灣去

作者：王昀

臺灣是二十世紀中國國語運動最成功的地方，這與很多時代背景有關，但更應該歸功於那些去臺灣傳播國語的人。他們是誰？為什麼而去？他們又做了什麼？縱觀歷史，這是一段艱難，甚至有些混亂的過程，如果沒有信念的堅守是絕不可能做到的。 不知名的領導者 趙迺傳（述庭） 這是一個被忽略的人，在今天中國大陸網站上幾乎找不到他的蹤跡，但他之於臺灣國語運動，相當於蔡元培之於國語運動。他的名字叫趙迺傳，他雖然沒有他的弟弟趙迺摶有名，但也是不該被忘記的。1944年，時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的趙迺傳接受了主持接收臺灣教育工作的任務。1945年8月30日，國民政府公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趙迺傳被任命為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處長，10月25日他參加了在臺北公會堂舉行的中國戰區臺灣省受降典禮。 趙迺傳可不是普通的官員，他是清末秀才，後畢業於浙江高等學堂，並在美國受業於杜威，獲得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學士、教育學碩士。他曾任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校長，並曾在北師大、女師大、國立中央大學、中央政治學校、金陵大學等校執教。他還在庚款管理機構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國民政府教育部任職，是位名副其實的教育家、學術官員。1946年1月，臺灣接管工作告一段落，趙迺傳又回到立法院，最後以執教華東師範大學終老。 雖然趙迺傳在臺灣任職時間很短，但他以慧眼選擇了魏建功等人，奠定了臺灣推廣國語的基礎。他在教育處長任內，堅決要求各級學校教職員必須學習國語，對後來臺灣的語言政策影響深遠。

白沙鎮上走出臺灣國語運動的中堅力量 江津距重慶有180裡水程，每天有輪船來往，它是川東一個物產豐富、文化較發達的大縣，現隸屬於重慶。白沙鎮是江津的一個大鎮，抗戰期間這裡先後創辦、遷入了教育部戰區中小學教師四川服務團、重慶女子師範學校、川東師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等19所中等以上院校，18所小學以及中央圖書館、國立編譯館、國民政府審計部、國民政府財政局、農本局等文化單位，一時文人和教育家雲集。晚年的陳獨秀也客居在距這裡不遠的鶴山坪。 魏建功（天行） 在1944年底，趙迺傳首先向位於白沙鎮的國立女子師範學院院長謝循初邀請了時任該校教務主任兼國語專修科主任的魏建功，魏建功欣然接受。身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後稱「國語會」）委員的魏建功在國語會第12次常委會上提出：「為急救臺灣同胞，使其民族意識迅速恢復，在臺灣推行國語，實為臺灣教育復原當務之急。」1945年上半年，重慶開設臺灣行政幹部訓練班，魏建功即離開白沙鎮前往重慶，為該訓練班教育組工作人員講授國語，這些人將赴臺灣管理教育事務。8月，魏建功以國語會常委身份被借調至臺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0月，他攜家眷一起從重慶出發前往上海，同行者有何容、王炬、王玉川和國立女子師範國語專修科的部分師生。受交通工具所限，1946年1月，他們在上海候機，至2月1日魏建功才趕在農曆年前到達臺北。 魏建功是臺灣國語運動前期的靈魂人物，他不僅領導了此項工作，更在招募人員上發揮了極大的作用。當時赴臺參與該工作的人多是他的同事、朋友、學生，這些人具有強大的學術實力和教學經驗，成為臺灣國語運動成功的基石。他領銜臺灣國語會，探討和制定臺灣國語推行的方法，開辦國語講習所，創辦《國語日報》，至1948年12月才回到北京大學繼續任教。 王玉川 王玉川是河北饒陽人，他早年曾是國語羅馬字促進會的會員，並曾在濟南主持過國語羅馬字講習所，著有《國語捲舌韻分化的問題》等專業文章，國語造詣頗深。抗戰期間他來到後方，此時他也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教書，不過他是教英文的，同時在國語專修科兼課。他發明的「注音符號折中教學法」，使國語專修科的學生得益不少。這也許就是魏建功邀請他同往臺灣推行國語的原因吧。他是臺灣國語會常委，負責國語方言之調查、國語推行方案計劃事項。王玉川所著《國語說話教材及教法》在出版時，魏建功和何容均為該書作序。他還在臺灣國語會實驗小學推行他的這種教學法，與四川巫山來的李靜昌女士共同實踐，至「二二八事件」備註被迫停頓。王玉川是忠實的國語羅馬字追隨者，始終不移地在臺灣推廣國語和國語羅馬字。 臺靜農（本姓澹臺，字伯簡，原名傳嚴，改名靜農，號龍坡） 臺靜農在女子師範是國文專修科主任，這一三年制的專業不同於國語專修科，其旨在培養中學國文老師，而國語專修科則為一年制速成班。抗戰結束，臺靜農在女子師範的遷址問題上與學校產生分歧而辭職。受老友許壽裳之邀，臺靜農前往臺灣，任職於臺灣省編譯館，後任臺灣大學文學院中文系主任。臺靜農並非國語會成員，但他與魏建功等人一同來自白沙鎮，在臺灣國語界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龔書熾 龔書熾很悲情。1946年初夏，受聘為臺灣國語會主任秘書的龔書熾與女子師範的幾個同學一起前往臺灣。誰知他在重慶上船後不久竟落水身亡。他的堂妹龔書綿是從廈門被招募到臺灣的，她並不清楚自己的堂兄也在奔赴臺灣的路上。可惜當她被告知此事時，卻與堂兄再無相見的可能，她只聽說堂兄是因為高度近視，看錯了躉船的板子而踏空落水在湖北沔陽長江邊。龔書熾永遠留在了長江畔，而他的名字也永遠留在了臺灣國語會的名單裡。龔書熾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在北京大學、西南聯大等校任教，也曾被派往緬甸仰光華僑中學和南洋研究所任職。相信他與魏建功關係密切，他們不僅共事，魏建功還曾為龔書熾1945年出版的專著《韓愈及其古文運動》作序，這是民國唯一一部研究古文運動的專著。 張宣忱 除了國立女子師範學院，抗戰期間的白沙鎮上還有一個教育部特設白沙大學先修班。張宣忱就來自這裡，他是最早接受教育部邀請赴臺的人。由於同處白沙鎮，張宣忱與魏建功必有交情，其邀約多與魏建功有關。張宣忱在最早的臺灣國語會擔任總務組組長。1948年，張宣忱在臺灣主持發行了其嶽父王一民的手書《滄浪亭記》影印本，魏建功特為該書題跋。 張宣忱與四川省立民眾教育館的王潔宇、僑民師資訓練班的謝鍾銓和中央黨部秘書處獨立出版社的秦志學都是臺灣長官公署邀請的第一批人，但由於交通受限，他們四人於1946年3月16日才由上海坐船押運器材到達臺灣。

臺灣國語會的組建 在魏建功等人到達臺灣後，他們積極開展各項工作。1946年4月2日，臺灣國語會正式成立，其人員構成如下： 主任委員：魏建功 副主任委員：何容 常務委員：方師鐸、李劍南、齊鐵恨、孫培良、王玉川 委員：馬學良、黎錦熙、林昭賢、龔書熾、蕭家霖、徐敘賢、周辨明、張同光、朱兆祥、沈仲章、曾德培、葉桐、嚴學宭、吳守禮、王炬 上述人員中，馬學良、黎錦熙、蕭家霖、周辨明、沈仲章、嚴學宭均從未去過臺灣，只在大陸從事相關支持工作。林昭賢、吳守禮為臺灣當地人。其他人員都是從大陸前往臺灣支援的。

陪都重慶在抗戰期間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機關、學校和企業，是當時中國的政治、軍事、經濟、外交中心。雲集重慶的各界名人、各國外交官多達3000餘人。國語會的辦公機構也設在這裡。 與魏建功同時接受教育部邀請的還有國語會駐會專門委員何容和國語會幹事王炬，他們二位都有過從軍經歷，當時算是重慶的官員。1946年1月16日，何容與王炬先於魏建功到達臺北。8月，何容的妻子和兩個兒子何欣、何庚也來到臺北，住進了泉州街居所。 何容（原名何兆熊，字子祥，號老談） 何容曾就讀於北京大學英文系，後因參加北伐而從戎。1931年他進入國語會擔任編輯，後擔任專門委員。他是作家，在北大教過書，擔任過雜誌編輯，並在教育部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後勤司令部傷兵教育委員會工作過，閱歷十分豐富。在接受赴臺灣邀請後，他辭去了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璧山）國語專修科主任的職務。何容是臺灣國語會的核心成員，特別是在魏建功離任後，他成為臺灣國語運動的實際領導人。他參與創辦《國語日報》，在臺灣廣播電臺講授國文，他在臺灣師範大學當過教授，也在國立編譯館當過總編，是臺灣國語運動的關鍵人物。 王炬（本名惠林，字子和，筆名華步庭主，外號「太極膽」） 王炬就讀於山東大學中文系，擅長武術。1932年他進入山東省立民眾教育館教國文。抗戰期間，他棄筆從戎，參加了徐州保衛戰。後來，他進入教育部社會教育工作團赴湖南、貴州農村進行宣教工作。1939年他開始在軍事委員會從事傷兵教育，足跡遍及全國12個省。其間，他在四川瀘州和江安的榮譽軍人教養院教不識字的軍人識字，從注音符號教起，很快軍人們就能讀書看報了。1941年，他進入國語會，很受時任主任吳稚暉賞識。王炬受邀到臺後擔任臺灣國語會的宣傳組組長，從此他的身影遍及臺灣全省的中小學。值得一提的是，王炬加入國語會之初，按蕭家霖的旨意，曾設計監製了兩套注音銅字模。1946年3月，何容特向教育部調用了此兩套銅字模。運抵臺灣後，經王炬、李蔭田整理後發現有缺失，再向上海商務印書館補齊後，成為1948年發行的《國語日報》正文用字。不過有趣的是，今天台灣人對王炬的了解，更多則是楊氏太極武術的傳承人。 孫培良 孫培良在重慶可不是官員，他與國語運動也真是有緣無份。1933年，他考入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因學歷問題，拿半薪工作了四年。他來重慶本為在編譯館工作，卻因與總負責人梁實秋不和而被辭退，遂進入重慶市立師範學校教國文，又因支持學生鬧事被解聘。一籌莫展之際，魏建功邀他前往臺灣，他非常積極，於1945年底就到了臺灣，擔任臺灣國語會編輯審查組組長，負責國語畫報、字典、教材教法之搜集審查、編輯等事項。誰知1946年秋，他卻與剛任命的臺南工學院院長王石安一同去接管學院。不久，他又被調回臺灣省立編譯館，而編譯館因館長許壽裳受審而關閉，孫培良就此失業。1947年他不得不回到大陸，後來進入西南師範學院，最終成為一名伊朗史專家。 李劍南 李劍南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律系，他被魏建功招募來臺時為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璧山）教授，與何容是同事。李劍南後來一直服務於臺灣的學校與社會教育，曾撰寫《談本省國民學校學生的作文問題》等文章，探討如何幫助受過日語教育的臺灣學童克服語言轉換的困難，順利銜接國語寫作。1982年《國語日報》還出版了李劍南的《實用國語會話》等教學書籍。

上海是赴臺灣工作人員的中轉站，這裡設有臺灣省長官公署上海辦事處，赴臺人員多在此辦理中轉乘飛機或乘船前往臺灣，方師鐸也不例外。 方師鐸 畢業於北京大學文學院的方師鐸，在抗戰後期受中英庚款資助，在雲南、緬甸、泰國、越南交界地帶進行語言調查工作。抗戰結束後他路過普洱，被雲南省立普洱中學強留，任英文教員半年。此時他接到了赴臺邀請，並未明確答覆，待他回到昆明，發現抗戰期間的機關全已撤回，於無奈之中回復了重慶的赴臺邀約，並得到旅費、機票、安家費等。於是，方師鐸從昆明搭乘飛機抵達上海。他先到了臺灣長官公署的辦事處，又前往來薰閣查詢國語會的信息。在來薰閣的櫃檯，他聽說魏建功恰在樓上，師生相見甚歡。魏建功告訴他等船需要半個月，建議他暫留上海，與臺靜農一起出發赴臺。其間，他的妻兒從揚州前來匯合。1946年夏，方師鐸一家與臺靜農等一同搭乘由臺灣銀行安排的「海宇輪」進入臺灣。秋天，他和夫人張敏言同時任職於臺灣國語會，開始了推廣國語的生涯。他參與籌辦《國語日報》，後成為該報社常務董事，他以筆名「大方」發表了大量文章，後在東海大學任教授至退休。他一直活躍在臺灣的教育界，終生踐行國語推廣之事。和許多來臺人員一樣，方師鐸本打算在臺灣工作一年，所以他把長子留在了大陸。 齊鐵恨（本名勳） 齊鐵恨是應東吳法商學院邀請，從上海來臺灣當教授的。到臺灣後他即被聘為臺灣國語會常委兼訓練組組長，負責國語師資之訓練，語文教育之視導考核、宣傳等事項，成為臺灣國語會一位十分重要的角色。 齊鐵恨是蒙古族，畢業於北京專為八旗子弟開辦的滿蒙文高等學堂，曾在北京多所小學擔任老師、校長。課餘時間，他參加教育部在北京開辦的國語講習會（教師國語訓練班），並因而接觸到汪怡、錢玄同、黎錦熙等人的國語教育理論，開始致力於學習漢文。後來，他長期在商務印書館擔任編審，曾撰寫、校編過《國語羅馬字》、《北京的俏皮話》、《國語注音符號講義》等論文或專著。抗戰期間上海商務印書館遭毀後，他在暨南大學、大夏大學、清心中學等校教授國文。 國民政府剛接管臺灣時，由於所派政府人員南腔北調，搞得臺灣小學生竟然說有六種國語。1946年3月1日，臺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開始利用廣播來宣傳標準國語，在廣播電臺播放讀音示範節目。起初他們使用的是趙元任的留聲片，4月起改由柯遜添發音，至5月1日，齊鐵恨接管了這項工作。他先播講民眾國語讀本（四冊），由林紹賢（原書編者）用閩南語翻譯，然後再播講國民學校暫用課本，由國語會幹事林良翻譯，每周六還會解答問題兼講國語會編印的初級國語會話。就這樣，齊鐵恨每日早7:25-7:55、晚6:00-6:30，整整播講了8年國語。由於他是老北京人，發音特別標準，他的廣播逐漸成了臺灣家喻戶曉的聲音，甚至後來有人以為他「用力過猛」地把臺灣人都帶成了「北京味兒」。在他去世後，臺灣副總統嚴家淦特頒匾額，上書「遺徽永在」，表揚其生前美好的德行與推行國語的貢獻。

在接管臺灣前，教育部國語會就曾做過一些假定：如閩南語通行，可以代替日語以應對日常生活需要；臺胞痛恨日語，在不能講國語時更願意恢復母語閩語或客家話等。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上，魏建功等學者主張「保存母語，推行國語」。因此，當時邀請了不少閩籍人士，其中不乏閩南語、客家語的研究人員。 朱兆祥 朱兆祥畢業於廈門大學法律系，1939-1941年期間，他在西南聯大深造時改為研究語言，並著有《漳州廈語比較研究》。由於魏建功等專家主張在臺灣實行由方言比較來學習國語的方法，朱兆祥被聘為首屆臺灣國語會研究組組長，開始深度參與到相關政策的設計及實踐中。1946年10月1日，臺灣國語會在北投成立示範國語推行所，由王潔宇擔任所長，朱兆祥擔任指導員，他們的任務就是實驗「用比較類推的方法，從方言去學習國語」。該所1947年6月遷往淡水，最終於同年8月告終並完結。此實驗證實從方言過渡至國語的可行途徑。1946年由朱兆祥制定的《臺島方音符號方案》被臺灣國語會頒布實施，成為標註當地方言的工具。後來朱兆祥還完成了《廈語方言羅馬字草案》。

首屆臺灣國語會中有一些人員信息披露甚少，還有一些人員受邀來臺後因受1947年「二二八事件」的白色恐怖影響而離開臺灣。 徐敘賢、葉桐、曾德培 據查，徐敘賢為福州人，1943年2月至1945年8月期間他仍在福建永安中學任校長，之後，他即赴臺灣任職於國立嘉義高級中學校長，後又曾任臺灣長官公署教育處第三科科長等職。葉桐、曾德培亦為大陸赴臺支援人員。葉桐曾於1945 年 10 月 9 日被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指派為駐渝負責人，他當時的主要工作是在重慶、上海等地為臺灣的學校徵募、考核願意來臺擔任教職的人員。曾德培從大陸來臺後曾擔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中等教育科科長。 張同光 張同光畢業於北京高等師範學校（史地部），曾在開明書局、北洋工學院等處任職。他受李季谷邀請前往臺灣籌備臺灣師範學院，並任該院教授兼國文系主任。「二二八事件」發生後，他即接受潘天壽的邀請返回大陸，轉任國立杭州藝術專科學校教授兼教務主任。

1946年臺灣國語會同人在桃園機場（左起張宣忱、王玉川、何容、魏建功、齊鐵恨、方師鐸、王炬）

《國語日報》的發行 《國語日報》是臺灣第一份國語報紙，由魏建功創辦，胡適題寫報頭。其前身是1947年1月在北平創辦的《國語小報》。魏建功在北平動員《國語小報》副社長王壽康攜家眷和印刷銅模赴臺灣辦報。該報於1948年10月25日正式創刊，是全球唯一全文標註注音符號的中文報紙，以推行國語、普及教育為宗旨，在臺灣國語運動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王壽康 王壽康是一位充滿激情的人。他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卻選擇棄文從軍。在軍隊中他仍執守著老師黎錦熙等人的理念傳播國語。他在北平教過中學，也當過大學教授，卻被魏建功鼓動得激情澎湃地到臺灣來辦報紙。《國語日報》創辦初期，所有人員只有他一人辦過報，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們的報辦成了。後來他又創辦了臺灣師範大學的國語專修科，向世界傳播他信仰的「國語教」，直至生病失語。可以說，他為國語事業奮鬥了一生。 林良 林良是福建同安人，赴臺前在廈門已經是小有名氣的作家了。在臺灣，他先後在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英國文學系與臺灣師範學院國文系國語專修科就讀。後來他成為臺灣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他做過《國語日報》出版部經理，臺灣國立編譯館國小國語教科書編審委員，一直活躍在臺灣國語界。 《國語日報》在1949年曾因經營困難而幾近關閉，這時吳稚暉和教育部國語會在臺人員陳頌平（懋治）、汪怡（一庵）、胡適（適之）、傅斯年（孟真）等為報社站臺，改組報社，成立董事會，最終渡過難關。這些知識界的名流來臺後一直關注和支持著國語運動。

那些淹沒在歷史中的國語傳播者 很長一段時間裡，臺灣國語推行工作受困於人員的短缺，對有經驗的國語推行員的需求可謂「大旱之望雲霓」。在臺灣國語會成立之前，廈門市政府曾從國民學校中選送了92名教師至臺灣，但他們的國語水平非常差。他們中有33人經過培訓後成為國語推行員。教育部為推行國語而在各地設立的三個國語專修科，在1946年8月前實際到臺灣來的只有以下人員：國立西北師範學院（蘭州）的李蔭田、李少明、張濤、王學慧、吳貴寧等六人，國立女子師範學院（白沙）18人，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璧山）5人。這一年，蘭州和白沙兩處師範學院停辦，社會教育學院復原至蘇州照辦，北平師範學院復校後創辦了國語專修科。 與此同時，從北平來的馬之鑫等70多人，是旅平臺灣同鄉組織邀請的。該項工作的負責人張深切為臺籍人士，曾就讀於吳稚暉開辦的上海商務印書館國語師範學校。1946年4月，他借北平的中國大學開講習班，講習臺灣的地理、歷史、風土人情等，由北平的名教授和臺籍人士擔任教員，由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派人講授國語。報名參加者多為北大、北師大、輔仁大學的學生，講習結束後分批赴臺。張深切在北平積極為臺灣招募培訓國語教育人員，他回臺灣後，曾應臺灣省立臺中師範學校校長洪炎秋邀請出任教務主任，後又投入影劇事業。 1948年，臺灣國語會從北平市教育局聘來北平市立師範學校的畢業生18名，大部分分配到國語實驗小學，如劉德義、蔡雅琳、張鳳謙等，還有分配到臺北女師附小的，如劉漢敏、從蔭棠、陳淑容。這一年，王壽康從北平到了臺灣，不僅帶來了一份報紙，還帶來了一群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國語專修科的學生。其中有六個男生是一個宿舍的，他們一起起著哄報名去臺灣教國語，居然全部考中。但他們誰也沒料到，這一去竟是永遠。他們的生活變遷正是眾多赴臺傳播國語人的寫照。 黃增譽（字望平），河北獻縣人，他的畢業評語是這樣的：「緊張，衝動，容易造成錯誤，更能毀滅自己，完成奇蹟的時候，罕有。凝想，深思，會使你發現心靈的底蘊，這能使你的生命更充實，生活更快樂，更美滿。」黃增譽來臺灣後在臺北國語實驗小學教國語，後來在王壽康的幫助下進入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學習，並開始在該校國語專修科執教，也算事業有成。然而令人唏噓的是他竟殞命於在美國旅行時的一場車禍。當時他和夫人及兩個兒子都在車裡，作為司機的他和大兒子不幸遇難，妻子和小兒子倖免。不知後來他的夫人是否看到過這段評語，幾十年前同學的評價竟然道出了他悲劇的根源。 翟建邦，山東陽曲人，他被同學牛遇蓉評價為「因為他有強健的身體，所以在困艱的環境下，仍舊能夠奮鬥。他直爽，熱情。如果再能加上些理智的話，一定會達到目的。」他是個沉默寡言的人，一直在臺中從事中學國語教學。在他64歲那年，因在教員休息室裡吐血，他被同事送到醫院。誰知他當時已是胃癌四期，結果再也沒能從醫院走出來。他果然是那個「在困艱的環境下仍舊能夠奮鬥」的人。 鞏青祥（字瑞甬），山東惠民人。他被牛遇蓉形容為「胖胖的顯著有些強壯，樸素簡單的外表，使你易於記牢他的形象。言行草率而直爽；不怕事，不惹事，得罪幾個仇人他從不放在心上。」可能正是富態的外表和「不怕事，不惹事」的性格，造就了鞏青祥生活的完美。他來臺灣後在臺北建國中學任國文教師，後來成為教育產業化的受益者。他開辦高考實習班發了財，然後把全家移民至美國，讓子女受到了最好的教育，並在美國終老。他的女兒鞏增恆總是謙虛地說：「我父親其實沒做什麼，他就是在教書。」然而看到鞏增恆女士執著地為保護小動物而奔走於各國之間，不求名利的精神，不正是她父親當年的寫照嗎？

黃增譽

翟建邦

鞏青祥

馮長青為自己寫的評語是這樣的：「艱難困苦的人生，如一隻猛獸，牠想齧食我；然而我並不戰抖，並不洩氣；我鼓起勇氣，拼命向前跑，想找到眼前的新生。」這段話正是馮長青給自己的鼓勵和鞭策，他在臺灣這樣一個陌生之地立足，算不算是新生呢？ 趙文增，河北大興（今屬北京）人。鞏青祥為他寫了這樣的評語：「英勇果敢，處世謹慎，喜歡交友，為人和藹，讀書在馬虎中有點認真，如能努力追求，定可達到成功。」趙文增到臺灣後一直擔任中學國語老師，應該算是努力追求了。 張博宇是宿舍裡年齡最大的一個，他赴臺灣時已經26歲。女同學陳集榮為他寫了評語：「他是一個胖子，高大的個子，有著爽直慷慨的性格，喜說笑更好詼諧，任何人見了他都會起愉快輕鬆的心情。」 不過，張博宇是被王壽康罵得最狠的。一次，他向王壽康開玩笑地說：「王老師，您瞧咱哥兒幾個都那麼能幹，您領頭組個公司，大伙兒一塊掙錢多好哇！咱甭幹語言教育不行嗎？」 王壽康很少罵學生，這次他大罵一通後，又諄諄告誡他們：「無論多苦，必須得幹語文教育，因為咱們信的就是這個國語教。」
也許正是這一罵，張博宇有了不小的成就。他不僅在臺中教了一生的國語，1974年他編寫了《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詳述了臺灣語言的變遷和國語的傳播過程，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馮長青

趙文增

張博宇

來到臺灣的年輕人沒有一個親人，王壽康自然而然地成了他們的大家長。每年過年，他們都會聚在王老師家吃年夜飯，幾個大小夥子在一起組成一個大家庭。王老師負責拌餃子餡，學生們負責擀皮包餃子、剝蒜、煮餃子。飯後大家一起打橋牌，喝茶聊天，聊他們以前在北平的事情。他們沒有別的去處，只能在王老師這裡訴苦、抱怨、聊自己的煩惱和快樂。 黃增譽經常去老師家，其實也沒太多事，甚至只是問幾個生冷字。他會向師母喋喋不休地念叨戀愛之苦。自己賺了筆外快，把舊自行車當了，換了輛新車，他就容光煥發地把車推來向老師顯擺。那是一輛亮閃閃、八成新的英國飛利浦腳踏車，他用它追到了那個後來成為他老婆的女孩。 一次，一個學生深夜來找王老師借錢，用王壽康的話說就是「去荒唐了」。老師罵了一陣，還是得掏錢幫他解決。 當白色恐怖籠罩臺灣，這些從北平來的年輕人一個個地被拘留，王壽康一趟趟地進出臺北愛國東路政治犯拘留所，將他們一一保釋出來。有一位因為保釋被耽擱，焦急萬分。見到王壽康就說：「王老師，您要是再不來我就成了武大郎做皇上，沒人保了！」委屈與恐懼中還不忘展現一點點幽默。

這六個年輕人和那些去臺灣的普通人一樣，他們有的為追求理想，有的為職業發展，有的為掙高工資，有的則只是礙於朋友面子，他們到了臺灣，卻從此與家鄉和親人兩隔，他們沒有做過什麼驚世駭俗的事，只是在平凡的教育生涯中實實在在地在臺灣傳播了國語。他們經歷艱辛、孤獨、平庸，甚至白色恐怖，最終把自己奉獻給了臺灣的國語事業。 所有這些人都應該被銘記。

備註： 二二八事件：1947年2月27日黃昏，臺灣省專賣局緝私員用槍託打傷私菸女攤販林江邁，激起公憤，緝私員傅學通向人群開槍示警，打死無辜市民陳文溪。2月28日，被激怒的市民圍攻專賣局，併到行政長官公署向行政長官陳儀請願，遭衛兵開槍射擊，當場打死數人。事態迅速擴大，引發一連串群眾抗爭和排斥外省人的事件，蔓延整個臺灣。蔣介石與國民黨要員商議後，認定「二二八」事件是「暴亂」，急令駐守上海的21軍火速乘船於3月8日前趕到臺灣增援，接下來，民眾遭大規模血腥鎮壓。 這一事件多多少少也改變了臺灣國語運動的方向。原本臺灣國語運動是學者專家在把握，他們只排斥日語並不排斥其他當地語言。這一事件後，國民黨為加強統治採取了嚴厲的措施，全面禁止在公共場所講日語和其他臺灣土語，遭到了很多原住民的反感，也背離了當初國語運動的初衷。

參考文獻： 《臺灣地區國語運動史料》 張博宇編 臺灣商務印書館 1974年11月 《一代宗師魏建功》馬嘶著 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7年2月 《國語運動史綱》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5月 《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圖史1902-1949》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20年7月 《調笑如昔一少年》王正方著 北京出版集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20年6月

2026年04月28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