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啼血 蜡炬成灰——记旅英学者崔骥
作者：程士寅
1932年秋天，崔骥（少溪）从北京师范大学英文系毕业，辞别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回到江西南昌，他没有直接执教，而是受聘为江西教育厅秘书。第二年与大舅程臻长女结为连理。崔骥工作出色，公务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写成《谢枋得年谱》《杨万里年谱简编草案》等文稿。1937年冬，受江西省教育厅派遣，去英国考察进修。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崔骥羁留英伦长达十三年。他以 TSUI CHI 英文名潜心著述，用英文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1950 年，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不幸病逝于英国，终年仅四十一岁。
TSUI CHI著译，享誉英伦
1942年英国伦敦出版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中国史纲），是Tsui Chi（崔骥）来英国后的力作。这是英国第一本由中国人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历史论著，英国诗人罗伯特·劳伦斯·宾扬为该书作序，指出：“欧洲人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国人用清晰流利的英文书写的，讲述的是中国遥远的、充满传奇的历史，中国的光辉和惨痛，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近代史。”英国著名出版人威尔斯赞赏崔骥的《中国史纲》 是记录中国历史的最佳读本。《中国史纲》赢得美英和欧洲其他国家学术界的赞誉，多次再版，被大学用作教科书，并且译成德文等多国语言；这部在二战硝烟中诞生的由旅英中国学者用英文写作的中国通史，成为当时西方世界罕见的能够直接聆听的“中国声音”，而非西方传教士或殖民官员转述的偏见与曲解。
《中国史纲》（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封面
《中国史纲》1942年伦敦第一版扉页
崔骥写的儿童读本《The Story Of China》（中国故事），插画师为卡罗琳・杰克逊，于 1945年由海雀出版社出版。崔骥以讲故事的形式向英国孩子介绍中国，中国故事包含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民间故事等等。插画生动，色彩鲜艳。崔骥还讲述中国军民修建缅甸公路的故事“滇缅公路在中国境内的长度有650英里。这条道路修建于危险的高山峡谷中，并穿过世界上最危险的河流。缅甸公路沿路建有300多座桥。施工中，很多工人不幸遇难。但工人们甘愿冒着生命危险修建这条路，因为通过这条路，可以进口枪支弹药到中国境内，用于抵御日本侵略者。”画册使英国孩子感受到，中国是一个既拥有古老文明，又勇敢抗击法西斯的现代国家。这家海雀出版社专为战时儿童所创立，而儿童读本又往往有家长的伴读，《中国故事》促进更多英国人了解中国。
《中国故事》（The Story of China）封面
《中国故事》插图（元宵节龙舞）
崔骥也为英国人欣赏现代中国文学作出了贡献，他翻译了中国女作家谢冰莹的代表作《一个女兵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Girl),小说以作者日记为基础，讲述了北伐期间(1926年至1928年）她在国民革命军中的经历,展现了中国年轻革命女性的生活。诗人戈登 ·波托姆利 (Gordon Bottomley)为崔骥译本写下序言，说这本书一开始描述了一位偏远乡村的姑 娘，后来成了“国家新力量、新使命的代表”。“英国著名出版商、作家斯坦利·昂温对当时几位中国作家和译者的英文水平给予了高度评价 。昂温不仅称赞了林语堂、熊式一、蒋彝等人的英文造诣，还特别点名表扬了崔骥翻译谢冰莹的《女兵自传》。昂温认为，有些中国文学作品，即便是交给英国人来翻译，也未必能比中国译者做得更好 ”1。崔骥译本得到二战时英美读者的共鸣，自1943年首次出版至1948年经历了6次印刷，第一次实现了在英美大众中的传播”2。
此外，崔骥与学者布利特合作，翻译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定名《The Golden Year of Fan Cheng-Ta》（《范成大的金色年华》），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刊行。他常年为 BBC 撰写文稿，介绍中国古典小说与诗词。
崔骥还为推进中英学者交流默默工作，1945 年，牛津大学有意邀请陈寅恪赴英讲学，崔骥结合实际情况，就薪俸、人手、经费等细节提出详尽建议。陈西滢1945年3月1日的日记记载：
十二时半崔少溪来。一会Hughes来。我请他们到香港楼吃饭。与他谈寅恪翻译唐书计划。他说这计划要成功，他们两人外需有助手四人。牛津中文教授，年俸只七百镑，当然太少，得增加到千二百镑，与其他教授一样。助手四人，每人年俸七百五十镑。此外得有书记。种种一切，需有四千镑
……他今天下午到House of Common与中国委员会谈中英文化合作事。
崔骥耗费多年心血编撰的《中国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最终却没能完成。
书生本色 友人称颂
崔骥在英国生活如何？时任中英文化友好协会负责人陈西滢的两则日记留下真实记录：
1944年4月29日
会到了崔骥（少溪）。与他同到旅馆，谈了一小时。他是河北人，生在广东，长在江西。在江西进中学，后入师大英文系。熊式辉送他来英。来此后靠卖文写书，与B.B.C.写广播为生活。现在在写一部中国文学史。
1944年5月8日
“中午熊式一來電話。約了去上海樓吃飯。談了一時許。他說崔驥在江西教育廳為秘書。教廳派出洋。送了數千元。熊式輝又贈數千元。與李（）勉同來。到此後寓式一家中。終日上圖書館。零用極節儉。寫書收入雖不多。但生活極儉。故能支持。崔是純粹讀書人。一切世事均不明白。出門不識路。常鬧笑話。”
熊式辉是治赣十年的江西省主席，“熊式辉送他来英”，换言之，崔骥是公派来英国。公费用完了，＂靠卖文写书，与B.B.C.写广播为生活。＂在异国他乡卖文为生，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纵然《中国史纲》多国文字印行，有版税收入，然学术著作受众寡，学术出版从来都是有名无利，版税少得可怜。崔骥在官费告罄之后生活窘迫。而崔骥撰写中的《中国文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又是一本学术著作，耗费心力，入不敷出。
“纯粹读书人“崔骥形象跃然纸上：不谙世事，生活极简，出门不识路，常闹笑话。他除了“讀”“写”本事，确实无能力去赚其它外快。后来的研究者通过比对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以及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的馆藏目录发现，崔骥当年为了编写那本《中国史纲》，曾大量借阅过未公开的清宫旧藏照片和英国早期的来华传教士手稿。无怪乎”终日上图书馆“。
熊式一（1902-1991），南昌人，是崔骥北平师范大学英文学科的学长，崔骥与熊式一夫妇原是南昌旧识，熊式一曾在南昌一中读书，后又在南昌一中当过老师，崔骥岳父程臻是南昌一中第四任校长，熊之岳父与崔骥岳父同为南昌教育界名宿。熊式一与陈西滢是老相识，熊式一少年成名，大学毕业后即有多种译著出版，时任武汉大学校长陈西滢曾欲聘熊式一任武大国文教授，因教育部规定教授必须是欧美留学经历而作罢，心高气傲的熊式一遂辞掉工作，1932 年底赴英，攻读“博士”学位。熊式一是“卖文为生”的成功者，他来英国后创作了英文话剧《王宝川》，演出轰动英国，连演三年九百多场，1935 年在纽约百老汇上演也大获成功，英国人称他是“东方莎士比亚”。熊式一著述甚丰，如《西厢记》（译著）、《大学教授》（话剧）、《天桥》（长篇小说）……功成名就，博士学位也不用攻读了；江西九江人蒋彝（1903—1977），笔名 “哑行者”，他也是崔骥交往密切的朋友，他以诗人、画家、作家、书法家的多重身份，用中英双语创作，蒋彝以12 部 “哑行者画记”风靡英伦，融合散文、水墨画、书法与诗词，开创了图文并茂的跨文化写作范式。首作《湖区画记》一年内重印八版。蒋彝还用英文撰写《中国书法》、《中国画》学术著作……熊式一、蒋彝比崔骥年长几岁，更早来英国，成名也更早，崔骥作品的出版得到他们的引荐，崔骥也适时推介他们的作品，比如在《一个女兵的故事》英译本的引言中，崔骥“请英国读者们留意战争爆发以来中国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尤其是熊式一的两部小说和林语堂的两部小说，因为他们阐释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背景“
崔骥初来伦敦时，住在伦敦汉普斯特德小镇一栋旧式的石砖建筑里，上公园街50号，与熊式一为邻，离蒋彝住地不远，附近还有留学生肖乾、杨宪益，后来著名的大作家。这个华人文化群体被英国同行比作 “布鲁斯伯瑞集团”，对中英文化交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后来熊式一、蒋彝和崔骥后来住到牛津，是公认的三个最出名的华人学者。他们在戏剧、艺术、历史等多个文化领域的作品，帮助英国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熊、蒋、崔都是江西人，他们在英国讲述中国故事，成就斐然，这何尚不是江西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灿烂的一页。崔骥在中国旅英作家文化圈中，不是主角，他谦虚纳言，更多时候是静坐一隅的旁听者，但他的学识品格，他对朋友的真诚却为朋友推崇尊重。
熊式一曾回忆：英国作家“韦利把《西游记》节缩译为英名《猴王》 (Monkey) 出版，其中错误百出，友人崔骥，(曾作英文《中国文化小史》,名虽为小史，实一大册……替他列了一张正误表，足足的举出了一百多条。可见崔骥坦荡直率，尽显学人风骨。
乡愁万里 沉疴难愈
崔骥来英国前，小儿子尚未出生，战火阻隔，无时不思念万里外的妻儿。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一向内敛沉稳的崔骥兴奋地写道：
我们这些流亡海外 的华人，难以抑制兴奋之情，真想要互相拥抱。类似的场合，人 生难逢，这一定要庆祝一番!
“流亡”两字，蕴含崔骥多少辛酸与乡愁，他终于可以回到梦牵魂绕的家了。抗战胜利后，国立中正大学从泰和农村迁至南昌郊区新建，妻子程同榴在中正大学图书馆工作，岳父程臻任中正大学文史系教授，漂泊动荡的生活结束了，只是小儿子上小学了，岳父已年过花甲，家人都翘首盼望崔骥早日归来。
崔骥用尽积蓄买了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准备回国继续他的写作和研究。昂贵的大英百科全书素为图书馆等机构所收藏，罕见个人购买，尤其是生活窘迫的漂泊游子。
祸从天降，崔骥不久经医生检查确诊患肾结核，便马上住院治疗，后来转去肯特的马盖特疗养院住了两年，又回到牛津继续疗养两年，手术摘除了一个肾脏。他的朋友，都知道他患是肺结核病，没料到是更凶险的肾结核。在此期间，崔骥忍受病痛和寂寞，以惊人的毅力，笔耕不怠，他的一些文稿就是在病榻上完成的。
崔骥在南昌的家人一再敦促他回国，他的身体状况使他回国的计划一再推迟。战后中正大学师资匮乏，经岳父斡旋，1948年夏天崔骥收到中正大学史学系教授聘书，但病情使他不能按时赴任。这一年12月，崔骥名字仍在中正大学教职工名单上，史学系教授。1949年12月，崔骥收到岳父信，求助经济支援，“如版税所得，或有余羡，能否酌筹一二百镑寄归， 则我与同女母子一切问题暂可解决。”崔骥幼年父母双亡，是他的舅舅，后来的岳父，把他抚养成人的，岳父是个有见识有担当的学者，早年就读京师大学堂，留学日本庆应大学，30岁做省立一中校长，当过国会议员，不是无路可走，岳父不会开这个口。崔骥不知道的是，他岳父已经失业了。1949年5月，岳父任教授的中正大学已被新政府接管，8月更名为南昌大学，65岁的岳父没有被留用。岳父和妻子也想不到，崔骥身患重病，医疗费用都无法付清，常常靠熊式一一家接济。崔骥心里明白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可他身在海外，贫病交加，万里之外，他实在爱莫能助。他深感无奈，内疚，崔骥饱尝幼年失怙的痛苦，胞兄崔豪比他早两年上北平师范大学英文学科，还没毕业就因伤寒病去世。想到两个儿子失去父亲的场景，崔豪更是心如刀绞。
转年朝鲜战争爆发，崔骥家人心焦如焚，催他赶紧动身回去。崔骥决心抱病而归，回信说已经订了船票，12月与熊式一的次子一起动身。
崔骥回不去了，手握船票却登不了回家的船。1950年10月28日，他因肾结核医治无效在牛津辞世， 年仅四十一岁。
崔骥英年早逝，熟悉他的中外文化友人无不痛惜。崔骥是朋友公认的优秀旅英中国史学家，他学识渊博，待人谦和厚道，不计较名利，学识人品，众口称道。熊式一和蒋彝组织安排了葬礼，熊式一主持，崔骥的中外朋友出席了葬礼.熊式一和蒋彝为他在牛津博特利公墓买了一穴墓地，白玉墓碑上镌刻的“崔少溪先生之墓”，为现代女作家凌叔华所书。
崔骥的诗人好友杰拉尔德.布利特以诗《崔骥》吊唁：“他饱受了顽疾苦痛的缠扰/站起身来，离我们而去……/他再也不用担心黑夜的沉哀/他的脸上挂着孩童般的欢笑/无牵无挂地，奔向光明。”
崔骥之墓。墓碑上的中文碑文“崔少溪先生之墓”为凌叔华所书（图片来源：熊德达）
身后寂寥 文脉长存
崔骥去世半年后，熊式一夫人蔡岱梅的英文自传体小说《海外花实》(Flowering Exile)出版，《海外花实》讲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罗氏一家二战期间在英国的故事，罗氏朋友，学者宋华凄惨遭遇作为书中一条副线，最后宋华患了绝症，不治身亡。书评说，宋华的原型是崔骥。
崔骥去世不久，从法国巴黎大学学成归国的许渊冲途经伦敦，表叔熊式一委托他捎带崔骥部分遗物给崔骥家人。面对崔骥夫人和岳父凄楚希冀的眼光，许渊冲口嗫嚅不敢言， 生怕他们承受不了打击。崔骥家人几乎一年后才确信崔骥逝世噩耗，“报道死讯的信是托他的邻居转交的”3。
祸不单行。崔骥寄回的《大英百科全书》被江西省图书馆收购，家人用书款买了南昌羊子巷的一间屋子，不料一场大火焚毁了居所，生活再遭重创。
蒋彝、熊式一、先后回国探亲访问，他们已是享誉世界的华人双语作家，受到欢迎和礼遇，蒋彝还曾受邀出席国宴。蒋彝会见了阔别几十年的老朋友吴世昌、叶君健、杨宪益….当年在伦敦或牛津的文友。蒋彝、熊式一去世后都安葬在中国，实现了他们叶落归根的夙愿。最近几年熊、蒋的成就被重新认识，他们的一些英文作品被陆续翻译成中文出版。
唯有崔骥，崔少溪，仍孤独地躺在万里之遥的牛津博特利公墓，墓前肃立的白玉墓碑，中文和英文碑文，经历七十多年风雨侵袭已模糊不清。墓前没有鲜花，没有人祭扫。所幸他留下的《中国史纲》等著作，至今仍被海外多家图书馆珍藏，国内旧书市场也偶有流传。笔墨所承载的精神，从未消散。
参考文献
- 《熊式一：消失的“中国莎士比亚”》/(美)郑达著 .—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23.7，ISBN 978-7-108-07601-4
- 《蒋彝和他的文友：旅英华人的艺术创作与社会交往：1930—1950》/(英)保罗 · 贝文，(英)安妮 · 韦查德， 郑达主编；周小进等译.一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23.11，ISBN 978-7-5473-2271-0
- 《八十回忆》/熊式一著;陈子善编.—北京：海豚出版，2010.9，ISBN 978-7-5110-0394-2
-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陈西滢著，傅光明编注，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22年12月，ISBN 978-7-5473-2024-2
（作者简介：程士寅，程臻之孙，1982年毕业于江西工学院，现居深圳。崔骥是程士寅的姑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