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国语，“恒”统一
作者：王昀
吴敬恒出生于1865年3月25日，本名吴朓（tiǎo），因读书时喜好南齐诗人谢宣城（又名谢朓，字玄晖）的诗，自己又与其同名，故给自己起别字“稚晖”。吴稚晖在南洋公学教书时，蔡元培曾因其做事缺乏恒心而给他起了个绰号“吴不恒”，他欣然接受批评，干脆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吴敬恒”，他以为人如果没有“敬”与“恒”之心，不足以负天下重任。至此，吴朓这个名字就成为历史了。
作为国民党的元老，吴稚晖辅佐过孙中山和蒋介石，是一个颇富争议的人。他思想善变，个性鲜明，涉猎广泛，脚踏政治文化两条船，复杂而独特。他一生誓不为官，却做了几届国语会（即“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和“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他反对为自己做寿，却在八十岁生日时收了国语会的重礼；他做事经常虎头蛇尾，唯独对国语运动坚持终生。若论他对国语运动的影响力，可谓核弹级人物。
少时发明“豆芽字”
吴稚晖天资甚好，但因家境贫寒，17岁不得不在冯姓亲戚家中开了一个蒙学馆谋生。这里先后收过六、七个学生，成为他教育生涯的开端。
在22岁中秀才后，吴稚晖又以古学第一的成绩考入南菁书院。他自述其一生忘不了书院书于墙上的“实事求是，莫做调人”这八个字。他读书相当勤奋，有图有表的方法也很独特，如“十三经所有文字，就字典以朱圈标之；说文所有之字，以蓝图表之。”为增加学习兴趣，他还将各类学问编成歌曲吟唱，如《福建郡邑形势大略歌》的前6句为：“福建距京二十三，连台十三纬暨南；经起东四尽西一，东六东四中台湾。形如方中罩东南，台湾如璜桂其颔。”
吴稚晖26岁时因用篆字写诗，诗虽不好，字却别具一格而中举人。后来，他两度参加会考均以失败告终，却结交了两位对他有着重大影响的朋友——李石曾和陆尔奎。经陆尔奎介绍，吴稚晖后去苏州吴县教官衙门陈容民家充教席，学生只一人，待遇颇丰。这时，他经常托友人从上海代购《万国公报》、《时务报》，对报刊上登载的卢戆章、沈学等人的音字作品很感兴趣，并与友人在通信中讨论他们发明的这些字母。
陈容民家每日必吃豆芽，令吴稚晖不快。忽然有一日，他发现这豆芽像极了字典上的注音符号，灵感爆发。随后他按《康熙字典》之等韵，创造了一套拼音字母。这套字母有子音57个，母音18个，共75个，其字形为独体篆文或自创简笔，因其形似豆芽，被称为“豆芽字”。 不过，吴稚晖并不认为自己像有些人吹嘘的“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后来谈及这一发明，他回忆道：“讲到字母，苏州的沈学，在《时务报》上有十八笔的制作。。。自然还有王炳耀、卢戆章、蔡锡勇等，早学着教会的洋人，已造成音符。。。我的豆芽字母，做成的动机，无非与以前教会洋人把欧母借用的，如王炳耀等用简笔或偏旁造成的，与后来沈学之十八笔及王照之官话字母等，皆注重简字。。。当时我在苏州，施起豆芽字母之功用，暗合着最有用之原则，就是做出许多通俗教本，将汉文写成，把字母注在旁边，用通信法，教通了好几个失学亲友。”由此可见，吴稚晖的“豆芽字”属注音字母，而非简字。后来他用这套字母教周边不识字的亲友，居然能使他们用家乡话互相通信。特别是他那不识字的夫人，在日后吴稚晖长年外出的情况下，居然就靠这“豆芽字”与丈夫通信。据说她的信写得很长，一般都有数千字，甚至超过一万字。不过，尽管吴稚晖日后主持了读音统一会，却并没有推行自己的“豆芽字”。
这一阶段，吴稚晖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字不能普及大众这一问题。在《壬辰（备：1892年）丛抄》十月初三的日记中， he 写道（他写道）：“日本别有俗字，谓之普通字，中国文字，惟读书人识之。”他还研究了满文十二字头之拼音法。
西学主张汉字改革
1906年春，吴稚晖来到巴黎，后与李石曾、张静江等人创办《新世纪》周刊。此时的吴稚晖是一个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与其政治观点相对应，他主张在语言文字上废除汉字，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他以为：“世界语者，普传公理之利器也，学之也易，成之也速，苟有人热衷提倡，度无有不日增月盛者。”他办报，从报纸排版中感觉“汉字检字，至为劳苦。无论分门别类，记取甚难。加之字数太多，则陈盘数十，占地盈丈。每检一稿，便如驴旋蚁转，不出庭户，日行千里。以观西文数百字类，总括于一盘，高坐而掇拾，其劳逸相差甚远。”他进而认为：“能废弃较野蛮之汉文，采用较文明之别种文，则于支那人之助力，定能锐增。”
吴稚晖为万国新语规划了在中国传播的路线，即沿三大川（西江、黄河、长江）传播，并达到“务使十户九晓，十人九知世界语，以速世界进步之弘运，以启劳民自觉之良知。。。一息尚存，此志不敢稍懈。”
1908年3月，一场关于汉字与世界语的论战在章炳麟与吴稚晖之间展开。他们除了均不赞成当时中国流行的切音字，其他均各执己见。章炳麟以民粹立场反对万国新语，不仅不认为中国象形文字落后于西方拼音文字，并且以为汉文与西文性质、音韵相差甚远，汉语同音异义字无法区别，中国方言或失去文字将无法交流等特点，都将使万国新语难以推行。
吴稚晖自然坚持己见，但经过此论战，他也觉得在中国推行万国新语的时机未到。他开始倾向于汉字为“大多数人方恃之为交通宣意之符号，而必苟且承用，则如不适用之废室。短时之间，不能不籍之以蔽风雨，惟有用最廉价之便法，稍事修缮，使风雨不侵而后止。”而这最廉价的方法是被后人称之为“语同音”之事，为汉字“娶一注音的老婆”，以补救汉字无音可读之弊，使中国人无方音之隔阂。吴稚晖遂提出三段渐进法：一、以音字附于汉字旁，以为辅助；二、讲求世界新学，须进一步通一、二种外国文；三、时机到时废除汉文。这时，他关于语文亟待统一及附切音辅助汉字的主张逐渐明确。
章炳麟于论战中提出的由他采用篆文省体而定的纽文（声符）36个，韵文（韵符）22个，后成为读音统一会的记音工具，进而修改成为正式颁行的注音字母。不得不说，章吴论战对国语运动影响深远。
为促进汉字改革，吴稚晖在《新世纪》上发表文章，提出过几种设想：减少汉字字数，提取常用字；汉字简化；随着科学的发展，增加汉语的新词汇；汉字文书由竖行右移改用横行左移法；在汉文中采用欧文句读法等。可以看出，此时的吴稚晖对中国文字改革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看法。
北上主持读音统一会
1909年3月，吴稚晖在《新世纪》上发表一篇重要文章《书神洲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提出了补救汉字缺点之文法，“即于初学之书册上，附加读音。。。又莫如学日本通俗书然，汉字大书，读音旁注。”此外，他还强调了字典的重要作用，“附注字典，其道甚简”，“字典既就，即任人翻刻”。他甚至将讨论方式也设想出来：“如稍郑重其事，在北京或上海，亦复不难，特设一三个月之短会，延十八省所谓能谈中国‘之乎者也’者之人士，每省数人，每天到会半日，书记将字典揭开，唱曰‘一’，侯大家议定。。。每日注三、四百字。。。故三月必可讫事。”吴稚晖的这些设想，特别是议定官音的设计，俨然是后来读音统一会的雏形方案。
中国最早的“国语统一”概念出现在1906年朱文熊所著《江苏新字母》的自序上。清政府执政末期已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因辛亥革命而未及实施。孙中山曾说：“汕头与广州虽同属广东省，但因读音不同，两地人民在海外经商者，有时反藉英语以交谈。”他在民国元年十月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提出统一国语概念。民国首任教育部长蔡元培为孙中山提名，而作为孙中山助理的吴稚晖是否由其委托办理国语统一事，虽未经证实，也是极有可能的。
1912年7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临时教育会议，会议通过了由民国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提出的《采用注音字母案》。后依此决定在部中设国语统一筹备处，吴稚晖被聘为主任。吴稚晖与蔡元培在日本留学期间即相识，后在欧洲成为好友。吴稚晖对中国古文字有扎实的根基，又留学东、西洋，对日本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都熟悉，加之对国语和注音字母既有实践也有理论，实在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就职后的吴稚晖对这一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忱。他草拟了《读音统一会进行程序》寄给各会员，这堪称他历年来对统一国音及推广音字主张之大成。全文分“定名，征集，会规，审定读音，归纳母韵，采定字母，编注字典，集刻音表，颁布学校”十项。从这些内容可以看出，他的许多概念和具体作法早已酝酿多年。
随后，他亲自跑到涞水之畔，拜访隐居于此的前清遗老劳乃宣。劳乃宣在其《读音简字通谱》的序中提及此事：“癸丑（备：1913年）之春，教育部开读音统一会于京师，吴君稚晖主持其事。余时遁迹涞水，吴君造庐见访，相约与会，余辞之，而陈其所见。。。具《读音统一意见书》一通，以采备择。”劳乃宣后将此五千言书以私信给予吴稚晖。
在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当时会员是来自各地的文字学名流或学者共80人，有44人参会。按议事规则，会议先以记名投票法选出议长吴稚晖（29票），副议长王照（5票）。这标志着吴稚晖在这项工作中有着绝对的领导地位，然而后续发生的事则是他始料未及的。
会议首先审定字音。欲定字音必先有记音工具，即“记音字母”，而“浊音”问题成为激烈争议之焦点。江苏代表汪荣宝说：“南人若无浊音及入声，便过不得日子”，而当时会员以苏浙人为最多。开幕之日，吴稚晖以议长身份演说三十六字母及四等呼，谓：“这是我们中国人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我们应该遵守！”江苏代表顾实则讥讽道：“三十六字母原是和尚创作的，今天我们先认了一个和尚祖宗了！”作为副议长，王照主张新创字母拼白话。东南会员则表示必须将三十六字母中之十三浊音加入新字母，王照坚决反对。大家争论多日无果。这时，吴稚晖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言论：“浊音字甚雄壮，德文浊音字多，故其国强；我国官话不用浊音，故弱。”接着他还试唱了一段弋阳腔，以证其雄壮之浊音。
就这样相持三十多天没有结果。王照想出一个办法，他提出应以省为单位，一省一票。苏浙代表哗然，汪荣宝大声疾呼：“若每省一表决权，从此中国古书都废了！”王照追问：“是否苏浙以外更无读书人？”众人应和。汪容宝惭愧表示：“吾过矣。”离席而去。见此情景，吴稚晖三日未付表决。王照则率北省会员向教育部代部长董鸿祎辞行道：“苏浙读音统一会，我等外省人阑入多日，甚为抱歉！”董鸿祎马上安慰他：“当即日付表决，且定通过，我负责任。”于是，一省一票实施，十三浊音被葬送。
顾实本为吴稚晖故交却专与吴稚晖作对，他公开说：“我向来就不喜欢这个人，要反对他！”其实吴稚晖的理念和与会者并无大的冲突，但他的发言经常滔滔不绝，讲得过于复杂，让听者如若云里雾里。有人以为他刻意复古，有人觉得他蓄志蔑古，浙中章门（备：章炳麟学生）更疑他要废汉字，推他的“万国新语”。其实这些都是臆测。更有江西代表高鲲南必欲通过其《记音简法》为正式字母，与吴稚晖力争，竟欲殴之。还有一位会员也因自己的方案不能被赞同，骂吴稚晖：“老王八蛋，只知嘻皮笑脸，胡说八道，何尝懂得语音学。”话音刚落，会场顿时静止，人们等待一场对骂的发生。谁知吴稚晖却幽默地说：“唉呀！你气昏了，弄错了吧！鄙人姓吴不姓王。”经历这些，吴稚晖感叹：“此席不可居矣！”。
吴稚晖于会前收到劳乃宣私信，该信函力推王照之官话字母。考虑到会员中江浙人数众多，如果王照气焰过高容易产生会场纠纷，吴稚晖未印发这一信函。会议将阑，劳乃宣长女劳缃到会旁听，与王照谈及此信。王照当晚索取该信副本，次日开会登台质问吴稚晖。吴稚晖说：“此玉初（备：即劳乃宣寄我之私函）公开与否，我之自由。”王照指着函中“诸公共同酌定”一语示之：“我且问你，你是姓‘吴’名‘敬恒’呢？还是姓‘诸’名‘共同’呢？”吴稚晖十分气愤，辞意遂决。4月22日，吴稚晖辞职。此时，会议已经票决方式审定了6500字读音，通过了以暂用之“记音字母”为“注音字母”的方案，这一方案为章炳麟原创，由会员中他的几位门人推举而成。接替吴稚晖的副议长王照，因苏浙会员侧目于他，于5月7日请病假。随后，大家公推直隶代表王璞为临时主席，仓促完成议程，至5月22日闭会。
吴稚晖在读音统一会的表现并不能怪罪于他。当时送会的字母提案颇多，外国人有六七个，中国人有二百多个。吴稚晖曾说：“读音统一会开会的时节，征集及调查来的音符，有西洋字母的、偏旁的、缩写的、图画的，各种花样都有。而且都具匠心，或依据经典，依据韵学，依据万国发音学，依据科学。无非个个想做仓颉，人人自算佉（qū）卢（备：古代丝路核心古文字），终着意在音字，几乎也无从轩轾，无从偏采那一种。”应该说，读音统一会开会的局面正是中国步入民主的初始状态，这中间有地域之争，有学术之争，有个人恩怨，更有敝帚自珍之心理，能够完成最初之目标已算成功了。
读音统一会闭幕后，政局变化，教育部人员变动，会议的成果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1917年夏，新上任的教育总长范源廉想到了读音会之事，特拨专款请吴稚晖作进一步的工作。此时在《中华新报》作主笔的吴稚晖，不辞辛苦，在上海将原审定之6500字，依《康熙字典》之部首排列，加入未及审定而不可缺少之6000字并确音，又加入俚俗及科学新增之600字，共13000多字，定名为《国音字典》。此稿完成后，吴稚晖携稿来到北京，原会员陈懋治邀王璞、马裕藻、钱玄同、黎锦熙等于其家，两夕会餐，全稿商决。1919年9月，《国音字典》初印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国音统一会的成果终得以落实。虽然这一国音南腔北调，缺陷颇多，却是中国第一次对统一中文读音的尝试。
领衔国语会
《国音字典》出版时，国语会（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已先期成立，教育部指定张一麐为会长，吴稚晖、袁希涛为副会长。这三人中，张一麐为官员出身，袁希涛当选不久即故去，吴稚晖又成为该组织的核心。
吴稚晖非常注重注音字母，他以为：“普及教育是救国的根本法子；这个火烧眉毛时应急的注音字母，是普及教育的最好利器。”“我们要知道，造这注音字母的主要目的，是为着中国十分之九目不识丁的国民，增加知识，灌输教育。这注音字母，实在是四万万人的救星。既然有了救星，我们就要即刻努力传播起来，早传播一天就早得一天的功效。”所以国语会成立的第一件事就是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吴稚晖听说卢戆章在福建仍坚持传播他的“传音快字”并攻击注音字母后，他写信给卢戆章，一面探讨闽音字母，一面进行劝解。他说：“先生为首创音字之元祖，虽笔画未依尊制，而先生不朽之心思，仍寓于注音字母之中，今之溯源流者必举大名，是千秋之业，不必在形迹间存矣。。。。闽南方音字母，非先生不能制。。。”后来卢戆章不再非难注音字母了。
在1923年的国语会第五次大会上，吴稚晖作为会议主席，确定了以北京音为标准音，并指定包括其本人在内的17人为《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以完成对《国音字典》的修订工作。
为推行注音字母，吴稚晖不得不与他痛恨的北洋政府周旋，不得不与各地各种复古势力抗争。在这一持久战中，黎锦熙曾把吴稚晖定位为“大本营”，可吴稚晖偏喜欢冲锋陷阵。1924年，他通过商务印书馆在上海设立了“国语师范学校”，自任校长，兼讲授宣传。花甲之年，他亲举校旗，领队前行，可谓推行注音字母的急先锋了。 这年，他还发表了《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最轻便的解决法》，提出把推广注音字母教育运动同平民教育、社会教育联系起来，使之成为一般平民百姓救苦救难的“注音菩萨”。1925年，吴稚晖担任了《国语周刊》的撰稿人，以示支持。 1927年，吴稚晖发表《草鞋与皮鞋》，阐述他的“草鞋主义”：“莫嫌这注音符号是狗屁，字母是越狗屁越好，越狗屁便越简易越易懂哩。所以我素来讲究‘草鞋主义’，为什么？鞋的功用，一是保足，二是跑路。草鞋保足勉强可以，跑路则再好没有。”他把拼音比做草鞋，他以为在教育程度低的中国如同走在泥泞之地，草鞋是最经济实用的。
在1928年，国语会改组，吴稚晖被聘为主席，继续主持国语会工作。在第一次年会上，吴稚晖主张普及注音字母宜试行强迫传习，可先就南京、北平、上海、无锡四处为试验区。为避免人们对注音字母的误解，他提议将“注音字母”更名为“注音符号”，以强调其工具而非文字的特性。这一提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通过，要求国民政府推向全国。
应该说在推进国语运动上，没有谁能代替吴稚晖的一大作用，就是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影响。作为国民党元老、蒋家师保，吴稚晖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深刻的。1929年4月，教育部成立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聘请了吴稚晖等11个委员。该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决定开办注音符号传习所，从党政机关开始，为全国作表率。当时各党政机关要求每50人中派1人到中央大学传习班学习注音符号，包括发音学、音调练习、拼音练习、注音练习等。经过传习的人员负责回原机关传习推广。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议决吴稚晖等临时提议《拟请教育部在最短时间内积极提倡注音识字运动案》。与此同时，上海出版界编印国语注音符号报刊广为宣传，铁道部在车站名目上添加了注音符号，国民党各级党部、政府公署门榜上也出现了注音符号，许多报刊也为报名加上了注音符号，可谓盛极一时。
国语会下设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正式开始工作，编纂系统性的字典也是吴稚晖多年来的理想。1932年4月28日，吴稚晖作为国语会主席向教育部长提出公布《国音常用字汇》，该字典是在钱玄同等主持下对原《国音字典》修订后的成果。5月7日，教育部正式颁布此书，这是由中国政府正式下发的第一个国语统一标准。
不过，这一热潮很快就冷却下来。究其原因，一是当时国民党的统治并不稳固，二是政府财政所限，三是很多官员以为学了就忘毫无用处，比如胡汉民就说过这样的怪话。1932年5月，吴稚晖主持国语会第23次常委会，由会中报告可见，自前一年始，教育部只给予半数经费，而当年2月起之经费未达。华北时局紧张，当年年会停开。即使如此，吴稚晖仍在会上提议，建议政府凡有关法律之签名，必须加注音始为有效。1934年，司法行政部终采纳了国语会意见。1935年，国语会及其下属最重要的机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一度因拿不到预算面临被裁撤的局面。后来国语会被改组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吴稚晖由副主席变为主任委员。
国语会在抗战期间工作基本停滞，而吴稚晖对此项工作的热情从未减少，他只是伺机而行。从1944年1月28日萧家霖写给赵元任的信中我们可以读出这些信息：“吴老先生对此事仍如当年，惟社会不甚注意，上层亦有不赞成者，所以工作未能展开。且自卅二年（即1943年）起，本会改为开会性质，工作更缩小，至今仅维持现状。最近吴老先生因得组织部朱部长同意推行，兴趣似复振起。教部方面亦有复兴国语之意。惟吴先生嘱本会稍安，俟上层布置妥帖再行推动。因此，本会工作静候发展中。工作人员，最盛时代为九人，现仅三人。何容兄亦于卅一年一月至会专任，现即我们二人在此维持。卅二年三月曾举行三届全会，因会既改变性质，亦无助于工作之进展。此外，组织全国方符修订委员会，于去年四月举行会议，方桂（备：李方桂）、了一（备：王力）、莘田（备：罗常培）、黎（备：黎锦熙）、魏（备：魏建功）二公均出席。先生亦委员之一。”
吴稚晖的寿礼
吴稚晖向来反对做寿，1944年将迎来他80岁生日。国语会为致敬吴稚晖对国语运动的贡献，一方面向各地征文为他庆生。另一方面，大家认为，与其流于物质或形式上的祝寿，不如切实推进吴老奋斗终身的国语事业。当时国内抗战进入尾声，百废待兴，教育界极度缺乏专业的国语师资。国语会以此为契机，呈请教育部设置专门的国语教师培训机构。1944年3月12日，教育部召开常年大会，出席人有陈立夫、顾毓秀、傅斯年、何容、萧家霖、王炬等，会上由顾毓秀提案，设立国语专修科作为给吴稚晖的贺礼。此提案获全票通过。随后在3月20日，国语会与中央推行注音识字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议决指定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兰州）、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白沙）、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四川璧山）增设国语专修科，以培训高级国语人才。这些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毕业之际正是国民党接收台湾之时，他们不意成为在台湾推行国语的主力军。
吴稚晖晚年在台湾仍然关注国语推行工作。1948年出版的《国语日报》在1949年初就因经费问题面临绝境。吴稚晖利用他的影响力，领衔教育部在台湾国语会人士陈颂平（备：陈懋治）、汪怡、胡适、傅斯年、齐铁恨、王玉川、何容等共同出面，邀请热心国语人士成立董事会，选举傅斯年为董事长，利用各董事在学术、政治、社会的影响力，使《国语日报》解除危机，让这份全球独有的注音汉字报纸维持至今。
吴稚晖的一生充满戏剧性。幼年时，他成天在自家开设的茶馆玩耍，养成他好热闹，好交友，满眼人情世故的习性。他能够把近120字讽刺邻居的“瘌痢经”背得滚瓜烂熟，不能不说为他日后粗俗尖刻、冷嘲热讽的语言文风奠定了基础。他曾当面嘲讽江苏学政吃花酒，也曾在戊戌变法期间直接拦轿上书，他曾因打抱不平在东京大闹中国领事馆而被捕，也曾在《苏报案》中被误解为出卖同仁。他曾在北洋学堂和南洋公学教过国文，在法国办过报，他力倡科学与物质文明，他首推俭学模式，号召青年留学，把赴法留学推得轰轰烈烈，他参与创办中法大学并创办中国的里昂大学。
多年以来，在中国大陆很少有人研究吴稚晖，因他曾是一位坚决的反共人士。他经常被冠以国民党元老这一头衔，而他的政治遗产却微不足道。反观他终身不舍的国语统一之事，倒堪称他留下的最可贵的遗产。
此为国语会成立当天的合影。第一排左起第4人为袁希涛，第5人为张一麐，第6人为朱文熊，第7人为蔡元培，第8人为吴稚晖，第9人为李步青，第10人为朱希祖；第二排左起第1人为胡适，第5人为汪怡，第9人为周作人；第三排左起第5人为钱玄同，第6人为钱稻孙，第10人为黎锦熙；第四排左起第4人为刘半农；第9人黎锦晖，第10人为王璞
参考文献：
《民国大佬——吴稚晖》 路小可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4月
《吴稚晖与国语运动》 詹玮著 文史哲出版社印行 1992年4月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2026年6月1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