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的终结
作者：王昀
国语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期，它真正有组织地开展全国性的工作，始于1913年2月召开“读音统一会”，审定6500余字的国音；盛于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以下简称“国语会”，后于1935年更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成立，先后公布了注音字母、《国音字典》，推进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推广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公布并推行“国语罗马字”，推出作为国语标准之《国音常用字汇》和《国语辞典》。这一运动为杂芜的中国文字和语言梳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确定其发展途径和方向。遗憾的是，这一运动时运不济。运动前期，中国政局动荡，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统治力量甚微；运动中期正赶上抗战，虽然中央政府意识到统一语言文字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但无奈山河破碎，各方力量无以施展；运动后期，中国内部政治撕裂，内战正酣。只有1945年更迭政权后才纳入国语运动的台湾，反而成为国语运动的赢家。
那么，国语运动是如何在大陆终结的呢？应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机制决定的。中国历代中央政府的更迭均是以武力推翻前朝，没有对前朝文化的迭代升级，只有对前朝的彻底否定和摒弃，包括重修历史。1949年共产党接替国民党执掌中国大陆政权的过程也不例外。对国语运动的终结过程看似潜移默化，其实结果早已注定。
一、 学术讨论，循迹前朝
民国时领导国语运动的国语会隶属于国民政府教育部。当中华民国政府迁入台湾，该教育部能领导的也就只剩“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政后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其职能对应于国语会。文改会直接隶属于国务院，可见共产党政府对于这项工作的重视程度。
早在1949年5月29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吴玉章、黎锦熙、叶圣陶、胡愈之、丁易、陆志韦、林汉达、罗莘田等发起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其性质类似于1916年成立的“国语研究会”，属于民间的专业机构。大家倾向于改用拼音文字，而如何处理汉字，由汉字过渡到拼音文字待研究。这其实仍是国语运动理念的延续，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同年8月7日，上述发起人在华北大学召开第二次会议，确定组织名称为“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为全国组织。9月5日召开的第四次会议背景为，吴玉章致书毛泽东，毛泽东请马夷初、郭沫若、沈雁冰三人审议，三人回复谓“新文字当须研究，尚未至推行阶段，研究以北方语拉丁化为主，顾及方言，徒乱统一步骤。至于目前之急要者，为审定若干简体字以便易识易写。”会议的结论基本如上述三人所言。吴玉章本欲向政协会议提出的议案即告搁置。由此可以理解为，作为共产党政府第一掌权人的毛泽东并不认同上述组织讨论的方案，他有他的思路的。
同年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吴玉章任常任理事会主席。这个协会仍为民间组织，会员大部分由吴玉章召集而来。10月20日，协会开理事会，30多人到会，大家发言，多主张拼音文字用北方拉丁化方案为基础，加以改进。1950年5月14日，文字改革协会各委员会负责人座谈，胡乔木谓，“将来制定拼音文字之新文字将由政府公布。制定之先，必须极端审慎。字母须照顾各地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声调必须有所表示，否则无从发正确之音。”
同年9月，教育部要求各专家就简体字表提出各自看法，魏建功、叶圣陶等主张“简体字仅便于书写，相应繁体字仍须认识。简体字应取已有者而挑选之，不必另行创造”。然而，大家觉得教育部颇有自作仓颉之想。接着，胡乔木发动运动，促起各方对文字改革之注意，主张多造简体字。很多专家起初并不赞同，但随后大家了解到这也是毛泽东的想法。1951年10月29日，在第三次全国委员会小组会上，彭真发言道，“汉文为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所习用，谓其不行而欲去之，此中实含自卑感。”由此大家推测出毛泽东、周恩来等主政者不主张废汉字，只希望将繁体改为简体字。
二、政府主导，摸索前行
1951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下称“文改研究会”）成立，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丁西林、胡愈之、黎锦熙、罗常培、王力、韦悫、陆志韦、林汉达、叶籁士、倪海曙、吕叔湘、周有光12人为委员。这一研究会转变为政府机构，意谓着文字改革运动开始由政府主导了。
1952年4月间，关于注音符号，文改研究会讨论，拟略改注音符号中几个字形，并将此修改后的符号应用于拼音文字，而不拘于注音。随后发生了一件事。5月6日，教育部请来祁建华向大家传授其教战士识字速成经验。他的方法即先教注音符号，同时教文字，用战士平日常用词汇为各字解释，利用形声字之构造以便记忆，故学员一日可学百字至千字。认字后，再令学员互相检查，共同温习。此方法充分利用了成人有生活经验的特点。19日，时任教育部长胡愈之希望就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出版供初识字者阅读之书本。随后，祁建华识字法在各地广泛推行。此识字法正是民国推行的注音符号识字法。抗战期间，王寿康先生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国军士兵中普及识字，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可见注音符号是被广泛接受的，也难怪文改研究会讨论半天，仍不离这一雏形。
1954年2月24日，文改研究会已拟定统一异体字与规定简笔字之方案，其简笔字拟用草书笔势，并逐字研究简化字，以多造新字。不过所出方案争议颇多。7月15日，文改研究会开全体大会，讨论出简体字500多个。
同年10月，文改研究会变更为国务院直属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吴玉章为主任，胡愈之为副主任委员，韦悫、丁西林、叶恭绰为常务委员，叶籁士为秘书长，委员是丁西林、王力、朱学范、吴玉章、吕叔湘、邵力子、季羡林、林汉达、胡乔木、胡愈之、马叙伦、韦悫、陆志韦、傅懋绩、叶恭绰、叶圣陶、叶籁士、董纯才、赵平生、黎锦熙、聂绀弩、魏建功、罗常培23人。12月23日，文改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将印十万份，发全国讨论，并计划下一年主要工作为研究拼音用何种字母。
1955年2月26日，文改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叶籁士提出拼音方案委员会工作计划草案，将于6月底提出初步方案。此委员会属文改会之拼音方案部，委员11人，吴玉章为首，其工作在于制定拼音体系和推广方案。
同年3月15日，全国政协为文改会举行报告会，1000多人参会。吴玉章报告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产生经过。胡乔木讲话论述汉字简化的好处与坏处，汉字的前途及文字改革做何种工作等。在随后的政协会上讨论了汉字简化方案。
同年4月9日，语文工作者在文改会会所举行茶话会，讨论标准语音问题，多主以北京音为基础。这曾是国语运动在1919年争论的焦点，那次争论的结果即确定了以“北京音”为国音。5月7日，吕叔湘拟请教育部调人员来京训练，而后推行标准语。另有一事须先着手，即调查方言，此事为胡乔木及一苏联语言专家提出。事实上，这件事在20-30年代早已由国语运动的先贤们实施过。因调查方音，刘半农和白涤洲甚至付出了年轻的生命。5月9日，文改会常务扩大会，议题为推行标准语。会议认为全国人用同一语言的运动已数十年，然成绩甚微。随后，汉语教学大纲、汉语课本编撰的讨论纷纷展开。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同期主持了标准语训练班，重点在注音字母和标准音。1955年7月13日，国务院另成立“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主任委员董必武，副主任委员郭沫若、马叙伦、胡乔木，委员有张奚若、沈雁冰、许广平、朱学范、邵力子、张修竹、项南、徐忻、老舍、曾昭抡、邓拓、傅彬然等。同年9月，文改委提出“简化汉字修正草案”，汉字简化方案审订委员会开首次会议，确定“约定俗成，稳步前进”之方针，逐一审订该草案，约600字。9月9日，文改会在北京图书馆办文字改革资料展览。10月，文改会会议通过简化字方案。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号召全国人民学习标准语，并以胡乔木所言拟定标准语之名称，为“北京话为标准的普通话——民族共通语”。11月，文改会开会，确定简化字铜模铸造事项。
仔细去看上述每一项工作及步骤，无一不重复着国语运动的过程，唯此时中央集权巩固，学者推动变为政府主导，指令的下达与执行迅速有效。
三、党指方向，专家落实
1955年12月21日，毛泽东指示今后识字注音要用拉丁字母，其方案尚待文改会拟定，且今年内必须定稿，先行发表，试用一个月再修订。
1956年1月初，高教部、教育部、语言所三方合作于2年间普遍调查全国方音，以其成果推动北京语音之传播，调查语音的专门人才由北京语音研究班训练，调查所得由综合大学、师院、语言所加以研究，写成各地方音与北京音相对应之册子。
同年1月9日，文改会全体会讨论并通过拉丁字母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王力说明了此草案经过。胡乔木发言，力言为了急需，今日此草案须通过。会后，草案下发各委员，再行组织讨论，定于5月初送国务院。
同年1月28日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汉字简化方案》，并于1月31日在《人民日报》正式公布。3月12日，国务院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开首次会议，该委员会委员50多人，陈毅为主任。
同年10月17日，文改会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主任为郭沫若，副主任为张奚若、胡乔木。王力说明方案及修订过程。10月25日，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开第二次会议，黎锦西、丁西林、韦悫各自说明其方案，定于下周邀北京各界人士百余人分别开座谈会，并进行民意测验。11月10日，审订委员会第三次会，胡愈之报告投票结果，各委员对方案意见不一。11月21日，审订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委员共19人，出席17人，试投票，全体一致同意赞同第一式。
1957年6月3日，胡愈之约叶籁士、韦悫、林汉达、丁西林等文改会委员，商谈重新考虑简化字，因整风运动中简化方案受到众多批评，认为“同音代替”应除去等，但叶籁士与韦悫坚持。7月22日，文改会所商“同音代替”之简化字大部分复旧，偏旁简化则以常用字为范围先行简化。
同年10月16日，文改会全体会议，通过汉字拼音方案。此事因右派反对，又搁置数月。12月21日，报载《汉语拼音方案》及国务院关于公布此方案的决议。
1958年1月10日，周恩来主持会议并作报告，说明文字改革工作方针，凡三事：一为简化汉字，二为推广普通话，三为用拼音字母正音。这是中国共产党政府对于文字改革的明确定义，标志着国语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彻底终结。
四、从字典编纂看文字改革过程的痛点
字典编纂是语言标准制定和推广的关键环节，也是一个需要大量语言文字专家参与的过程。国语运动时主持这一事项的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产党建政时，编纂处因黎锦熙的关系而隶属于北京师范大学，仍健在并留在大陆的国语运动核心人物就是黎锦熙和魏建功了。此时的黎锦熙是北师大的教务长兼文学部主任并仍主持着大辞典编纂处，魏建功则在北大任教。
1949年4月，华北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立，叶圣陶任主任。5月，魏建功即找到叶圣陶，表达了他想与四位同人在开明书局编纂字典的愿望。7月，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更名为“编审局”，专门负责教材编审及社会教育用书、辞典、字典、年鉴、地图等。同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署成立，胡愈之为署长，叶圣陶和周建人为副署长。叶圣陶主管教科书和辞书编审工作，他是苏州人，自认发音不好，魏建功主动助其编审教科书正音工作。1950年1月，叶圣陶曾走访黎锦熙，了解字典编纂情况。3月8日，他与出版他与出版署的傅彬然、金灿然一同来到北师大，走访新任校长林砺儒，并访大辞典编纂处。黎锦熙介绍已主持编纂工作20年，做了大量搜集工作，得大量卡片。当时编纂处有职员16人，除改编四种小辞典外，业务基本处于停顿状态。叶圣陶看中了编纂处的百万种卡片，却对这16个编纂专家不感兴趣。第二天，叶圣陶与魏建功探讨如果这16人来出版署可否由其领导之事，魏建功表示对于编纂字典颇有雄心，只恐不能由北大脱身。几天后，黎锦熙邀请叶圣陶到北师大任教，遭拒。后来，作为军管代表接管北师大、后在中文系任教的丁易曾详细向叶圣陶介绍了大辞典编纂处16人的情况，并把他们比喻为“包袱”。 5月27日，叶圣陶与胡愈之谈大辞典编纂处的处置，因黎锦熙曾与毛泽东谈到此事，毛泽东与胡乔木商议，建议由出版署接收。叶圣陶与胡愈之商议的结果仍坚持不接收为佳。
共产党建政后，扫盲和中小学教育是工作重点，编纂新字典成为当务之急。7月，叶圣陶决定由魏建功主持，以其挚友吕叔湘在其任职的开明书局编写的初稿，开展字典编纂工作。7月31日，教育部召集识字运动会，会上罗莘田主张识字不脱离语言，目前研究常用字不足，应当调查常用字汇。8月，出版总署在其属下建立新华辞书社，由魏建功任社长，专事于编纂字典。起初社中只有两名员工，即萧家霖、孔凡均夫妇，此二人原亦为大辞典编纂处人员，抗战期间到了西南后方，即脱离编纂处。后又有萧家霖的同学杜子劲等人加入。
1951年1月18日，叶圣陶与新华辞书社一起讨论，确定所编字典为小型字典，并以小学老师为使用对象，使其了解字义，用法。3月17日，辞书社社务会确定字典完成时间为9月份。然而，叶圣陶对辞书社的编纂工作始终不满意，他觉得他们的工作虽非敷衍之作，但“偏于专家观点，以供一般应用，或嫌其繁琐而不明快”。辞书社本打算在此字典完成后，再行编纂小学生字典，无奈于人力方面捉襟见肘。8月底，小字典稿如期完成，但修订进度缓慢。这段时间，辞书社还参与了“标点符号用法”的修订工作，按叶圣陶的看法“也未得要领”。
1952年6月，在吕叔湘的倡导下，魏建功、萧家霖就教育部所定1500个常用字，拼成常用字汇，供初识字者使用。后萧家霖、张克强、杜子劲又编成《常用字用法举例》。“三反五反”运动中，魏建功因受群众批评，谓其不走群众路线，结果一变其道，跟在群众后面，众以为如何就如何。另有一事也不尽如人意，出版署多次出面与北大协调魏建功的调动事宜，北大已同意，而魏建功犹豫不决。在叶圣陶看来，魏建功在辞书社的领导作用不强，其风格“甚为黏腻，言不肯畅达其意，屡言之，不离故辙，两年来殊无成绩”。魏建功则认为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同人喜言民主使然。字典的编纂依然存在“对象不明确，体例未明定，何取何舍，孰详孰略，皆以意为之，殊无准绳”之弊病。这时辞书社已有10人，然而能执笔者实极少，魏建功与萧家霖均不动手，专事审定，欲求成稿之完善，实甚为难。此时，人教社开始谋求与中科院语言研究所共同聘用叶圣陶好友吕叔湘。
1953年1月，吕叔湘表示魏建功他们的字典必当修改，他还谈及人教社在出版方面不善领导，“似只有二途：得好手而信赖之；任人写毛坯而不惮烦劳修订。此二者皆不合今日之工作作风，为官僚主义。”经讨论，魏建功主持的字典名为《新华字典》，定于6月完稿，7月付印。7月15日，魏建功、萧家霖草成一关于《新华字典》之宣传件。吕叔湘依然坚持认为新华字典质量不高，但事已至此，非发排不行。魏建功表示此字典仅属草创，并非抄来抄去。叶圣陶以为：“《新华字典》之凡例，出于建功手笔，条数颇多，每条又言之琐琐，达意不明畅。”12月，为促《新华字典》完工，出版署调任恽逸群为辞书社副主任。1954年1月，《新华字典》已印之30万册出现错误，将“国民”解释为“人民民主专政对象”，恽逸群曾发现，萧家霖未更改，此时尚有20万册未印，紧急采取补救措施。7月，已印《新华字典》销行将尽，而人教社对《新华字典》实不满意，考虑修订再版，拟改原音序为部首排列，缘非北方话地区因发音不同很难检查。1954年11月，以部首排列的《新华字典》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由魏建功题写。
1956年3月31日，文改会开辞典计划委员会，旨在调整词典之机构，到者有胡愈之、王力、吕叔湘、魏建功、黎锦熙、潘梓年、叶圣陶，结果确定词典之机构由中科院语言研究所领导，先编一中型词典，期三年，冀于规范化作用。这就是后来的《现代汉语词典》，其编纂人员主要来自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这些专业人士在进入语言所后，成为该研究所的骨干。
《新华字典》在中国大陆目前仍然是小学生学习的工具书，而其已倍受诟病多年。反观它的诞生过程，我们可以看到，一边是大量的专业人员被弃用，一边是人员和能力的匮乏，使得这一字典的诞生过程可谓曲折艰难，不尽如人意。这种现象的产生其实就是当时中国两个政权交替中矛盾的体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曾有过“国语”与“大众语”、“国语罗马字”与“拉丁化汉字”之争。坚持“国语”的是以黎锦熙、钱玄同、赵元任等为代表的国语运动领导者，而提出“大众语”的则是陈望道、陈子展、鲁迅等左翼报人和作家。其实，“大众语”在今天看来与国语运动倡导的白话文没什么区别，只是在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化初期，文人的表达更兼有文言的特质，则被左翼认为不是“大众语”。而“国语罗马字”与“拉丁化汉字”之争更是明确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语罗马字”是国语倡导者们发明的未来代替汉字的罗马化汉字，它的书写标准与西语相同，目的是与西语接轨。而“拉丁化汉字”来自于苏联，它是苏联拉丁化运动中，为在苏联境内作为少数民族语言的中文所编制的拉丁化汉字。其实，两者的目的是异曲同工的，都是走向西文的字母化。不同之处在于编制的基础：一个是中西贯通的赵元任等学者、专家发明的，一个是苏联人按苏联拉丁化规则制定的。不难看出，在上述争端中，国语运动倡导者是以学者为核心的团体，国语运动的推进，是学者推动学术官僚，再推向大众的过程。而左翼在语言文字上的运动，其推动者均是共产党宣传部门所喜欢的出版人、作家，几乎没有一个真正的语言学家。他们也没有一个明确可行的方案，但他们掌握笔杆子和宣传工具，声音格外响亮。
共产党建政后，新政府的管理者当然是左派。上世纪50年代出版署的首任三位领导人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均为左翼报人。民国时，教科书和辞书的出版是学校和学术机构发起和编纂，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一些有能力的出版机构也会录用一些专家自行编纂。新政府将教科书、辞书类的出版统一由出版署管理，在这方面，出版署的权力是唯一的，民间发起变得无计可施。这些措施使得民间资源与管理者的意志无法对应，不仅体现在人员上，也体现在民间出版机构的经营上，因为教科书类曾是它们利润最厚的部分。
无论是普通话和汉语拼音的问世，还是《新华字典》的出版过程，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指导这种专业学术事项的并不是专家。民国的国语会成员由语言文字专家和学术官僚构成，决策基本采用民主投票过程。而与之对应的文改会则以各党派官员、出版界和作家构成，语言文字学家只是凤毛麟角，决策过程充满讨论，但最终所有的讨论都只能围绕最高领导的指示开展。这样的讨论使专家渐渐无声。一个汉语拼音方案，终结了中文西文化的进程，不仅因为它只用来标示读音，更因为它使用的标声法完全不符合西文的拼写规则，无法再行发展。
如果说，共产党建政初期，国语运动在大陆还是换个说法在推行的话，那么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的推出，彻底终结了国语运动。当初，语言学家和学者们以统一国语，普及教育，最终实现中文与世界接轨的美好愿望，最终被统治者为主导的统治理念所替代。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的结局。
参考文献：
《叶圣陶日记全集》 叶圣陶著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4年10月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2025年9月1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