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國語運動興起於十九世紀末期，它真正有組織地開展全國性的工作，始於一九一三年二月召開「讀音統一會」，審定六千五百餘字的國音；盛於一九一九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以下簡稱「國語會」，後於一九三五年更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成立，先後公佈了注音字母、《國音字典》，推進國民學校改國文科為國語科，推廣白話文和新式標點符號，公佈並推行「國語羅馬字」，推出作為國語標準之《國音常用字彙》和《國語辭典》。這一運動為雜蕪的中國文字和語言梳理出一條清晰的脈絡，確定其發展途徑和方向。遺憾的是，這一運動時運不濟。運動前期，中國政局動盪，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統治力量甚微；運動中期正趕上抗戰，雖然中央政府意識到統一語言文字對一個國家的重要性，但無奈山河破碎，各方力量無以施展；運動後期，中國內部政治撕裂，內戰正酣。只有一九四五年更迭政權後才納入國語運動的臺灣，反而成為國語運動的贏家。

那麼，國語運動是如何在大陸終結的呢？應該說，這是中國幾千年以來的機制決定的。中國歷代中央政府的更迭均是以武力推翻前朝，沒有對前朝文化的迭代升級，只有對前朝的徹底否定和摒棄，包括重修歷史。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接替國民黨執掌中國大陸政權的過程也不例外。對國語運動的終結過程看似潛移默化，其實結果早已注定。

一、學術討論，循跡前朝

民國時領導國語運動的國語會隸屬於國民政府教育部。當中華民國政府遷入臺灣，該教育部能領導的也就只剩「臺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成立的文字改革委員會（簡稱「文改會」），其職能對應於國語會。文改會直接隸屬於國務院，可見共產黨政府對於這項工作的重視程度。

早在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師範大學，吳玉章、黎錦熙、葉聖陶、胡愈之、丁易、陸志韋、林漢達、羅莘田等發起成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其性質類似於一九一六年成立的「國語研究會」，屬於民間的專業機構。大家傾向於改用拼音文字，而如何處理漢字，由漢字過渡到拼音文字待研究。這其實仍是國語運動理念的延續，只是換個說法而已。

同年八月七日，上述發起人在華北大學召開第二次會議，確定組織名稱為「中國文字改革協進會」，為全國組織。九月五日召開的第四次會議背景為，吳玉章致書毛澤東，毛澤東請馬夷初、郭沫若、沈雁冰三人審議，三人回覆謂「新文字當須研究，尚未至推行階段，研究以北方語拉丁化為主，顧及方言，徒亂統一步驟。至於目前之急要者，為審定若干簡體字以便易識易寫。」會議的結論基本如上述三人所言。吳玉章本欲向政協會議提出的議案即告擱置。由此可以理解為，作為共產黨政府第一掌權人的毛澤東並不認同上述組織討論的方案，他有他的思路的。

同年十月十日，「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正式成立，吳玉章任常任理事會主席。這個協會仍為民間組織，會員大部分由吳玉章召集而來。十月二十日，協會開理事會，三十多人到會，大家發言，多主張拼音文字用北方拉丁化方案為基礎，加以改進。一九五○年五月十四日，文字改革協會各委員會負責人座談，胡喬木謂，「將來制定拼音文字之新文字將由政府公佈。制定之先，必須極端審慎。字母須照顧各地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聲調必須有所表示，否則無從發正確之音。」

同年九月，教育部要求各專家就簡體字表提出各自看法，魏建功、葉聖陶等主張「簡體字僅便於書寫，相應繁體字仍須認識。簡體字應取已有者而挑選之，不必另行創造」。然而，大家覺得教育部頗有自作倉頡之想。接著，胡喬木發動運動，促起各方對文字改革之注意，主張多造簡體字。很多專家起初並不贊同，但隨後大家了解到這也是毛澤東的想法。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九日，在第三次全國委員會小組會上，彭真發言道，「漢文為地球上全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所習用，謂其不行而欲去之，此中實含自卑感。」由此大家推測出毛澤東、周恩來等主政者不主張廢漢字，只希望將繁體改為簡體字。

二、政府主導，摸索前行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下設「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下稱「文改研究會」）成立，馬敘倫任主任委員，吳玉章任副主任委員，丁西林、胡愈之、黎錦熙、羅常培、王力、韋慤、陸志韋、林漢達、葉籟士、倪海曙、呂叔湘、周有光十二人為委員。這一研究會轉變為政府機構，意謂著文字改革運動開始由政府主導了。

一九五二年四月間，關於注音符號，文改研究會討論，擬略改注音符號中幾個字形，並將此修改後的符號應用於拼音文字，而不拘於注音。隨後發生了一件事。五月六日，教育部請來祁建華向大家傳授其教戰士識字速成經驗。他的方法即先教注音符號，同時教文字，用戰士平日常用詞彙為各字解釋，利用形聲字之構造以便記憶，故學員一日可學百字至千字。認字後，再令學員互相檢查，共同溫習。此方法充分利用了成人有生活經驗的特點。十九日，時任教育部長胡愈之希望就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出版供初識字者閱讀之書本。隨後，祁建華識字法在各地廣泛推行。此識字法正是民國推行的注音符號識字法。抗戰期間，王壽康先生也是用同樣的方法在國軍士兵中普及識字，取得了同樣的效果。可見注音符號是被廣泛接受的，也難怪文改研究會討論半天，仍不離這一雛形。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文改研究會已擬定統一異體字與規定簡筆字之方案，其簡筆字擬用草書筆勢，並逐字研究簡化字，以多造新字。不過所出方案爭議頗多。七月十五日，文改研究會開全體大會，討論出簡體字五百多個。

同年十月，文改研究會變更為國務院直屬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吳玉章為主任，胡愈之為副主任委員，韋慤、丁西林、葉恭綽為常務委員，葉籟士為秘書長，委員是丁西林、王力、朱學範、吳玉章、呂叔湘、邵力子、季羨林、林漢達、胡喬木、胡愈之、馬敘倫、韋慤、陸志韋、傅懋績、葉恭綽、葉聖陶、葉籟士、董純才、趙平生、黎錦熙、聶紺弩、魏建功、羅常培二十三人。十二月二十三日，文改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通過《漢字簡化方案》，將印十萬份，發全國討論，並計劃下一年主要工作為研究拼音用何種字母。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六日，文改會第二次全體會議，葉籟士提出拼音方案委員會工作計劃草案，將於六月底提出初步方案。此委員會屬文改會之拼音方案部，委員十一人，吳玉章為首，其工作在於制定拼音體系和推廣方案。

同年三月十五日，全國政協為文改會舉行報告會，一千多人參會。吳玉章報告漢字簡化方案草案產生經過。胡喬木講話論述漢字簡化的好處與壞處，漢字的前途及文字改革做何種工作等。在隨後的政協會上討論了漢字簡化方案。

同年四月九日，語文工作者在文改會會所舉行茶話會，討論標準語音問題，多主以北京音為基礎。這曾是國語運動在一九一九年爭論的焦點，那次爭論的結果即確定了以「北京音」為國音。五月七日，呂叔湘擬請教育部調人員來京訓練，而後推行標準語。另有一事須先著手，即調查方言，此事為胡喬木及一蘇聯語言專家提出。事實上，這件事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早已由國語運動的先賢們實施過。因調查方音，劉半農和白滌洲甚至付出了年輕的生命。五月九日，文改會常務擴大會，議題為推行標準語。會議認為全國人用同一語言的運動已數十年，然成績甚微。隨後，漢語教學大綱、漢語課本編撰的討論紛紛展開。中科院語言研究所同期主持了標準語訓練班，重點在注音字母和標準音。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國務院另成立「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主任委員董必武，副主任委員郭沫若、馬敘倫、胡喬木，委員有張奚若、沈雁冰、許廣平、朱學範、邵力子、張修竹、項南、徐忻、老舍、曾昭掄、鄧拓、傅彬然等。同年九月，文改委提出「簡化漢字修正草案」，漢字簡化方案審訂委員會開首次會議，確定「約定俗成，穩步前進」之方針，逐一審訂該草案，約六百字。九月九日，文改會在北京圖書館辦文字改革資料展覽。十月，文改會會議通過簡化字方案。時任教育部長張奚若號召全國人民學習標準語，並以胡喬木所言擬定標準語之名稱，為「北京話為標準的普通話——民族共通語」。十一月，文改會開會，確定簡化字銅模鑄造事項。

仔細去看上述每一項工作及步驟，無一不重複著國語運動的過程，唯此時中央集權鞏固，學者推動變為政府主導，指令的下達與執行迅速有效。

三、黨指方向，專家落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澤東指示今後識字注音要用拉丁字母，其方案尚待文改會擬定，且今年內必須定稿，先行發表，試用一個月再修訂。

一九五六年一月初，高教部、教育部、語言所三方合作於二年間普遍調查全國方音，以其成果推動北京語音之傳播，調查語音的專門人才由北京語音研究班訓練，調查所得由綜合大學、師院、語言所加以研究，寫成各地方音與北京音相對應之冊子。

同年一月九日，文改會全體會討論並通過拉丁字母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王力說明了此草案經過。胡喬木發言，力言為了急需，今日此草案須通過。會後，草案下發各委員，再行組織討論，定於五月初送國務院。

同年一月二十八日國務院全體會議通過《漢字簡化方案》，並於一月三十一日在《人民日報》正式公佈。三月十二日，國務院推廣普通話工作委員會開首次會議，該委員會委員五十多人，陳毅為主任。

同年十月十七日，文改會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其主任為郭沫若，副主任為張奚若、胡喬木。王力說明方案及修訂過程。十月二十五日，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開第二次會議，黎錦西、丁西林、韋慤各自說明其方案，定於下週邀北京各界人士百餘人分別開座談會，並進行民意測驗。十一月十日，審訂委員會第三次會，胡愈之報告投票結果，各委員對方案意見不一。十一月二十一日，審訂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委員共十九人，出席十七人，試投票，全體一致同意贊同第一式。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胡愈之約葉籟士、韋慤、林漢達、丁西林等文改會委員，商談重新考慮簡化字，因整風運動中簡化方案受到眾多批評，認為「同音代替」應除去等，但葉籟士與韋慤堅持。七月二十二日，文改會所商「同音代替」之簡化字大部分復舊，偏旁簡化則以常用字為範圍先行簡化。

同年十月十六日，文改會全體會議，通過漢字拼音方案。此事因右派反對，又擱置數月。十二月二十一日，報載《漢語拼音方案》及國務院關於公佈此方案的決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周恩來主持會議並作報告，說明文字改革工作方針，凡三事：一為簡化漢字，二為推廣普通話，三為用拼音字母正音。這是中國共產黨政府對於文字改革的明確定義，標誌著國語運動在中國大陸的徹底終結。

四、從字典編纂看文字改革過程的痛點

字典編纂是語言標準制定和推廣的關鍵環節，也是一個需要大量語言文字專家參與的過程。國語運動時主持這一事項的是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共產黨建政時，編纂處因黎錦熙的關係而隸屬於北京師範大學，仍健在並留在大陸的國語運動核心人物就是黎錦熙和魏建功了。此時的黎錦熙是北師大的教務長兼文學部主任並仍主持著大辭典編纂處，魏建功則在北大任教。

一九四九年四月，華北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成立，葉聖陶任主任。五月，魏建功即找到葉聖陶，表達了他想與四位同人在開明書局編纂字典的願望。七月，教科書編審委員會更名為「編審局」，專門負責教材編審及社會教育用書、辭典、字典、年鑑、地圖等。同年十一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署成立，胡愈之為署長，葉聖陶和周建人為副署長。葉聖陶主管教科書和辭書編審工作，他是蘇州人，自認發音不好，魏建功主動助其編審教科書正音工作。一九五○年一月，葉聖陶曾走訪黎錦熙，了解字典編纂情況。三月八日，他與出版署的傅彬然、金燦然一同來到北師大，走訪新任校長林礪儒，並訪大辭典編纂處。黎錦熙介紹已主持編纂工作二十年，做了大量搜集工作，得大量卡片。當時編纂處有職員十六人，除改編四種小辭典外，業務基本處於停頓狀態。葉聖陶看中了編纂處的百萬種卡片，卻對這十六個編纂專家不感興趣。第二天，葉聖陶與魏建功探討如果這十六人來出版署可否由其領導之事，魏建功表示對於編纂字典頗有雄心，只恐不能由北大脫身。幾天後，黎錦熙邀請葉聖陶到北師大任教，遭拒。後來，作為軍管代表接管北師大、後在中文系任教的丁易曾詳細向葉聖陶介紹了大辭典編纂處十六人的情況，並把他們比喻為「包袱」。五月二十七日，葉聖陶與胡愈之談大辭典編纂處的處置，因黎錦熙曾與毛澤東談到此事，毛澤東與胡喬木商議，建議由出版署接收。葉聖陶與胡愈之商議的結果仍堅持不接收為佳。

共產黨建政後，掃盲和中小學教育是工作重點，編纂新字典成為當務之急。七月，葉聖陶決定由魏建功主持，以其摯友呂叔湘在其任職的開明書局編寫的初稿，開展字典編纂工作。七月三十一日，教育部召集識字運動會，會上羅莘田主張識字不脫離語言，目前研究常用字不足，應當調查常用字彙。八月，出版總署在其屬下建立新華辭書社，由魏建功任社長，專事於編纂字典。起初社中只有兩名員工，即蕭家霖、孔凡均夫婦，此二人原亦為大辭典編纂處人員，抗戰期間到了西南後方，即脫離編纂處。後又有蕭家霖的同學杜子勁等人加入。

一九五一年一月十八日，葉聖陶與新華辭書社一起討論，確定所編字典為小型字典，並以小學老師為使用對象，使其了解字義，用法。三月十七日，辭書社社務會確定字典完成時間為九月份。然而，葉聖陶對辭書社的編纂工作始終不滿意，他覺得他們的工作雖非敷衍之作，但「偏於專家觀點，以供一般應用，或嫌其繁瑣而不明快」。辭書社本打算在此字典完成後，再行編纂小學生字典，無奈於人力方面捉襟見肘。八月底，小字典稿如期完成，但修訂進度緩慢。這段時間，辭書社還參與了「標點符號用法」的修訂工作，按葉聖陶的看法「也未得要領」。

一九五二年六月，在呂叔湘的倡導下，魏建功、蕭家霖就教育部所定一千五百個常用字，拼成常用字彙，供初識字者使用。後蕭家霖、張克強、杜子勁又編成《常用字用法舉例》。「三反五反」運動中，魏建功因受群眾批評，謂其不走群眾路線，結果一變其道，跟在群眾後面，眾以為如何就如何。另有一事也不盡如人意，出版署多次出面與北大協調魏建功的調動事宜，北大已同意，而魏建功猶豫不決。在葉聖陶看來，魏建功在辭書社的領導作用不強，其風格「甚為黏膩，言不肯暢達其意，屢言之，不離故轍，兩年來殊無成績」。魏建功則認為這是當時社會風氣同人喜言民主使然。字典的編纂依然存在「對象不明確，體例未明定，何取何捨，孰詳孰略，皆以意為之，殊無準繩」之弊病。這時辭書社已有十人，然而能執筆者實極少，魏建功與蕭家霖均不動手，專事審定，欲求成稿之完善，實甚為難。此時，人教社開始謀求與中科院語言研究所共同聘用葉聖陶好友呂叔湘。

一九五三年一月，呂叔湘表示魏建功他們的字典必當修改，他還談及人教社在出版方面不善領導，「似只有二途：得好手而信賴之；任人寫毛坯而不憚煩勞修訂。此二者皆不合今日之工作作風，為官僚主義。」經討論，魏建功主持的字典名為《新華字典》，定於六月完稿，七月付印。七月十五日，魏建功、蕭家霖草成一關於《新華字典》之宣傳件。呂叔湘依然堅持認為新華字典品質不高，但事已至此，非發排不行。魏建功表示此字典僅屬草創，並非抄來抄去。葉聖陶以為：「《新華字典》之凡例，出於建功手筆，條數頗多，每條又言之瑣瑣，達意不明暢。」十二月，為促《新華字典》完工，出版署調任惲逸群為辭書社副主任。一九五四年一月，《新華字典》已印之三十萬冊出現錯誤，將「國民」解釋為「人民民主專政對象」，惲逸群曾發現，蕭家霖未更改，此時尚有二十萬冊未印，緊急採取補救措施。七月，已印《新華字典》銷行將盡，而人教社對《新華字典》實不滿意，考慮修訂再版，擬改原音序為部首排列，緣非北方話地區因發音不同很難檢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以部首排列的《新華字典》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書名由魏建功題寫。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文改會開辭典計劃委員會，旨在調整詞典之機構，到者有胡愈之、王力、呂叔湘、魏建功、黎錦熙、潘梓年、葉聖陶，結果確定詞典之機構由中科院語言研究所領導，先編一中型詞典，期三年，冀於規範化作用。這就是後來的《現代漢語詞典》，其編纂人員主要來自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這些專業人士在進入語言所後，成為該研究所的骨幹。

《新華字典》在中國大陸目前仍然是小學生學習的工具書，而其已倍受詬病多年。反觀它的誕生過程，我們可以看到，一邊是大量的專業人員被棄用，一邊是人員和能力的匱乏，使得這一字典的誕生過程可謂曲折艱難，不盡如人意。這種現象的產生其實就是當時中國兩個政權交替中矛盾的體現。

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曾有過「國語」與「大眾語」、「國語羅馬字」與「拉丁化漢字」之爭。堅持「國語」的是以黎錦熙、錢玄同、趙元任等為代表的國語運動領導者，而提出「大眾語」的則是陳望道、陳子展、魯迅等左翼報人和作家。其實，「大眾語」在今天看來與國語運動倡導的白話文沒什麼區別，只是在文言文向白話文轉化初期，文人的表達更兼有文言的特質，則被左翼認為不是「大眾語」。而「國語羅馬字」與「拉丁化漢字」之爭更是明確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國語羅馬字」是國語倡導者們發明的未來代替漢字的羅馬化漢字，它的書寫標準與西語相同，目的是與西語接軌。而「拉丁化漢字」來自於蘇聯，它是蘇聯拉丁化運動中，為在蘇聯境內作為少數民族語言的中文所編制的拉丁化漢字。其實，兩者的目的是異曲同工的，都是走向西文的字母化。不同之處在於編制的基礎：一個是中西貫通的趙元任等學者、專家發明的，一個是蘇聯人按蘇聯拉丁化規則制定的。不難看出，在上述爭端中，國語運動倡導者是以學者為核心的團體，國語運動的推進，是學者推動學術官僚，再推向大眾的過程。而左翼在語言文字上的運動，其推動者均是共產黨宣傳部門所喜歡的出版人、作家，幾乎沒有一個真正的語言學家。他們也沒有一個明確可行的方案，但他們掌握筆桿子和宣傳工具，聲音格外響亮。

共產黨建政後，新政府的管理者當然是左派。上世紀五十年代出版署的首任三位領導人胡愈之、葉聖陶、周建人均為左翼報人。民國時，教科書和辭書的出版是學校和學術機構發起和編纂，出版機構出版發行。一些有能力的出版機構也會錄用一些專家自行編纂。新政府將教科書、辭書類的出版統一由出版署管理，在這方面，出版署的權力是唯一的，民間發起變得無計可施。這些措施使得民間資源與管理者的意志無法對應，不僅體現在人員上，也體現在民間出版機構的經營上，因為教科書類曾是它們利潤最厚的部分。

無論是普通話和漢語拼音的問世，還是《新華字典》的出版過程，我們會發現一個問題，就是指導這種專業學術事項的並不是專家。民國的國語會成員由語言文字專家和學術官僚構成，決策基本採用民主投票過程。而與之對應的文改會則以各黨派官員、出版界和作家構成，語言文字學家只是鳳毛麟角，決策過程充滿討論，但最終所有的討論都只能圍繞最高領導的指示開展。這樣的討論使專家漸漸無聲。一個漢語拼音方案，終結了中文西文化的進程，不僅因為它只用來標示讀音，更因為它使用的標聲法完全不符合西文的拼寫規則，無法再行發展。

如果說，共產黨建政初期，國語運動在大陸還是換個說法在推行的話，那麼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的推出，徹底終結了國語運動。當初，語言學家和學者們以統一國語，普及教育，最終實現中文與世界接軌的美好願望，最終被統治者為主導的統治理念所替代。這不得不說是一個令人扼腕的結局。

參考文獻：

《葉聖陶日記全集》 葉聖陶著 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人民教育出版社 二○二四年十月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二○一一年五月

二○二五年九月十七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