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翻开1954年6月14日王寿康写给赵元任的信，他写道：“这一段长的期间，国内国外的变动可真太大了！甭说别的，国语会的同志们，大家都星散了。迪忱、子劲五年来没有消息，劭西先生也不敢作任何活动。汪一庵先生行将八旬在台努力训练速记人才。建功回到故都以后，据闻是努力向匪伪表示效忠。”他又谈及他自己在台湾五年来不曾离开过国语会，不仅在师范学院教书，也兼任《国语日报》的常务董事。梁容若在《古今文选》任主编，王玉川、齐铁恨也都是国语会的台柱子。正如他所言，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国语运动的领导者们不仅星散了，而且莫名地殒落了。

黎锦熙是国语运动最核心的人物，抗战期间，即使交通不畅、经费无着，他仍在西北开办国语专修科，为台湾培训国语人才。抗战胜利后，他马上回到北平，把处于停顿中的大辞典编纂处归属到他有话语权的北平师范大学，并完成了《国语辞典》的出版工作。1949年，准备拥抱新政府的黎锦熙希望国语运动仍能继续下去。5月29日，他与吴玉章等在北平师范大学发起“中国文字改革研究会”，发起人中有不少曾是“国语运动”与“拉丁化运动”之争中的对手。大家得以坐在一起，并且都倾向于改用拼音文字。8月7日，在华北大学总部发起人开第二次会议，将新组织确定为全国性的，定名为“文字改革协进会”。9月5日，发起人第四次会议上宣读了马夷初、郭沫若、沈雁冰三人据毛泽东旨意拟定的信件，谓“新文字当须研究，尚未至推行阶段，研究以北方语拉丁化为主，顾及方言，徒乱统一步骤；至于目前之急要者，为审定若干简体字”。由此可见，新的国家领导人对语言工作早已成竹在胸了。10月10日，“文字改革协会”在协和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作为主要召集人的吴玉章任常务理事会主席，黎锦熙和胡乔木为副主席。1952年2月，该协会由民间组织改组为官方机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隶属于政务院文教委，这次，黎锦熙仅成为12个正式委员之一，并任“拼音方案组”及“汉字整理组/教学实验组”成员。1954年，该委员会升格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文改会”），人员扩充一倍，黎锦熙仍只是委员之一，他的老搭档只有魏建功一人。

1949年8月，黎锦熙曾在“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上发言，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文字改革是属于国语的，是不变更本国民族的语言，而改革这种表达本国语言之传统的文字符号”，因为“国语是民族的，他正在独立的发展；但汉字却是封建的，它阻碍文化的前进”。“‘国语’这个名词，正和国旗、国徽、国歌一样，内容可变而名词名称是不变的”。黎锦熙是审时度势的，他曾以修改“国语”的内容来延续“国语”这一名称，并不再坚持否定左翼的“拉丁化”表述，他希望坚守国语运动的实质方向。然而，1955年，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提出“汉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终究还是推翻了“国语”这一说法。1958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终结了黎锦熙曾坚守和坚持并在民国广泛推广的“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事实上，在汉语拼音的推出过程中，黎锦熙自己也曾提出过一版方案以维持自己在新进程中的地位。

1949年11月1日，中国国家级出版管理机构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成立，署长是胡愈之，负责教育出版的副署长是叶圣陶。为出版新字典，1950年1月24日，叶圣陶访问了黎锦熙。3月8日，叶圣陶等人到大辞典编纂处再晤黎锦熙。当时编纂处有16人，工作基本停顿，只在改编四种规模较小的辞典。教育部有意将编纂处改属出版署，而叶圣陶只看中了编纂处的大量卡片资料。时任北师大军管代表的叶丁易更是提示叶圣陶，接手编纂处等同包袱。实际上，黎锦熙不仅为讨好叶圣陶而邀其在北师大国文系任课（被拒），也与毛泽东谈过大辞典编纂处的处置问题。毛泽东与胡乔木商量拟由出版署接手，胡乔木与胡愈之交待过此事，最终还是被叶圣陶拒绝了。叶圣陶有自己的安排，他打算另起炉灶，自己找人编字典，结果以失败告终。1956年3月31日，文改会开辞典计划委员会，确定词典机构将由中科院语言所领导，并将黎锦熙领导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叶圣陶领导的新华辞书社一同并入语言所辞典编辑室，共同着手先编一中型词典，这就是《现代汉语词典》。编辞典本是黎锦熙最擅长的工作，而事实上他仅成为该辞典9人筹备组和试印本15人审订委员会的成员。

上世纪五十年代，黎锦熙曾参加了简化字的推出、汉语教学大纲、汉语语法讨论等工作。但在那个以左派出版人、作家和语言文字学后起之秀组成的圈子里，他的声音越来越小了。六十年代，他曾与丁西林创造了一种查字法，获得过讨论，此外就只是参加一些座谈类的学术活动了。就这样，黎锦熙顶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创始人等光环，却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黯然失色而无所作为。这就是王寿康所说的“劭西先生也不敢作任何活动”了。

魏建功在北平沦陷后匆匆南下。他是个有情怀的人，后来担任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为国语在战后台湾的推行奠定了基础。1948年，他回到北京大学任教。新政府筹备中，他就与当时华北政府负责教育出版工作的叶圣陶建立了联系，表示想与同仁在开明书局编字典，这是他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未尽的愿望。为了得到认可，他花了大量时间帮助叶圣陶编纂新的中小学教材。叶圣陶也曾想邀请他主持拟迁入出版署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不过，出版署最终决定自行组建字典编纂团队，这就是新华辞书社。1950年8月，魏建功带领原大辞典编纂处的萧家霖、孔凡均夫妇加入了新华辞书社，开始《新华字典》的编纂工作。1951年初，辞书社商定字典编法，决定以小学老师为对象，确定字典于9月完稿。可工作开展才几个月，叶圣陶就心生不满，觉得字典编得“繁琐而不明快”。字典初稿如期告成，但修订甚慢，恰又赶上大家参加土改工作，到1953年才完成出版发行。其间，魏建功和萧家霖、张克强、杜子劲等人就教育部所定1500个常字拼成常用词汇，编纂了《常用字用法举例》，供初识字者使用。

一直以来，《新华字典》被认为是魏建功最大的成就。然而，叶圣陶在其日记中却记载了许多在字典编纂过程中令人不快的细节：出版署为让魏建功专注于编纂工作，协调北京大学，欲调魏建功至出版署。1952年5月，北大同意放魏建功，而魏建功却不向北大请辞；7月，魏建功因受批评不走群众路线，大改其道而跟在群众后面，犹豫不决，领导力不强，工作停滞无进展；在辞书社已有的10人中，魏建功和萧家霖都不动手，只做审定之事；9月9日，魏建功表示工作难于开展，同人喜言民主，令叶圣陶以为“黏腻，言不肯畅达其意”、“不离故辙”；1953年1月，叶圣陶与魏建功、萧家霖商议请专家和使用者座谈所编《新华字典》，吕叔湘认为字典必须修改，他对辞书社的官僚主义作风很看不惯；7月15日，魏建功与萧家霖已草成一字典宣传件，吕叔湘仍坚持字典质量不高，但又不得不出，魏建功则认为字典为草创（似可以接受）；《新华字典》之凡例出自魏建功之笔，叶圣陶以为“条数颇多，繁琐而达意不畅”。。。由此可以看出，《新华字典》的编纂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尽如人意的。后来有人为《新华字典》提名奖项时，被叶圣陶一口否定。新华辞书社此后再无其他成就，至其并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后，与魏建功脱离了关系。

魏建功是“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和后来的文改会委员。对于简体字的推出，最初他曾主张：“简体仅便于书写，本体字仍须认识，且简体字可从已有的挑选，不必另行创造”。他的恩师钱玄同就曾做过简体字表。而当时胡乔木主张多造简体字，这也是毛泽东的意见。1955年10月15日，魏建功曾代叶誉虎报告了汉字简化方案之经过情形。1964年4月18日，他参加了文改会讨论《简化字总表》之排样的会议。此外，他也曾参加语言所召开的座谈会以及小范围的学术讨论活动，但没人能捕捉到他的学术观点。1955年，魏建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62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的副校长。此外，他还担任过北大中文系主任、古典文献专业教研室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委员等职务。这就印证了王寿康信中所写的“建功回到故都以后，据闻是努力向匪伪表示效忠”。（“匪”是那个时期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的“呢称”）

回看1938年5月7日魏建功在给赵元任的信中写道：“我们有一架三元宫里抬来的万历铜钟，西南风吼着全把牠的声音吹到别处去了；于是这口‘黌’在‘舍’里竟无影‘响’了，真成了‘大音希声’啦”。他又提及一段蒙自当时流传的歌谣：“大学生，大学生，不穿裤子讲卫生。”——那是他风华正茂的学术大成期，即使在困难重重的后方，他风雅而幽默，乐观而豁达。

王寿康信中提及的两位同学——“迪忱、子劲五年来没有消息”——正是与魏建功合作编纂《新华字典》的萧家霖和杜子劲，他们也曾是国语运动的践行者。

萧家霖大学一毕业就进入教育部当上了“新官僚”（这是钱玄同的谐谑）。抗战期间他在西南地区从事民众教育，后来也是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成员。他教过书，办过报，也编过字典。1949年，他与魏建功一起进入新华辞书社，是《新华字典》最主要的编纂人，也是《常用字用法举例》一书的主编之一。但他和魏建功一样，都未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1951年萧家霖曾参与政务院公文之标点符号用法的商议，他提交了一版《标点符号用法》，被叶圣陶认为不清晰而另找他人完成。不过后来《人民日报》还是采用了萧家霖的文章。他在新华辞书社编字典期间被认为不愿动手，比较官僚。叶圣陶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一个重要事件：1954年1月22日，《新华字典》印出30万册后发现错误，将“国民”解释为“人民民主专政对象”。恽逸群副社长发现过，但因为萧家霖未改而铸成大错，在印刷剩余20万册时才予以补救。1956年，萧家霖随新华辞书社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至去世。他是《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编纂人之一。

事实上，萧家霖是一位专业性很强，并且擅长写作、有号召力的人。他曾是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的主持人，并且活跃在民众教育领域。他发表过许多文章，目前能查到的就有63篇，主要集中在民众教育、扫盲、国语罗马字推广等方面。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的62篇均发表在1947年以前。

杜子劲（又名杜同力）和他的两位老同学都可称为“国语罗马字的信徒”（这是钱玄同的说法）。他做过国文老师和编辑，努力在自己的位置上宣传和推广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1949年，杜子劲被抽调到中原临时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工作，后又调至中央教科书编审委国文组任编辑，与朱文叔等编写《初级中学语文课本》（六册）。1950年4月17日，《光明日报》在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支持下创办《新语文》周刊，杜子劲与曹伯韩、孙伏园、陈健中任编委，这是国内最早使用“语文”字样的报刊。杜子劲加入新华辞书社后，全程参与了《常用字用法举例》和首版《新华字典》的编纂工作。遗憾的是，杜子劲1955年5月21日因肝病去世了。

留在大陆的这几位国语运动倡导者，在新的环境中曾经坚守，也曾经退让，却终随运动轨迹的改变而被淘汰。在中国的社会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永恒的旋律，学术专家也不例外。那么，去了台湾的人是否如鱼得水呢？在王寿康先生的信中提及了以下三个人：

齐铁恨是在抗战胜利后就职于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的，他一直从事国语教学工作。由于他是“老北京”，到台湾后，他曾连续八年出任台湾广播电台《国语读音示范》节目主讲，朗读中华民国国语课本。他在电台里的声音是当时台湾最权威的标准音，接替了1922年赵元任在《国语留声片课本》里的发音。此外，他也在国立台湾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台北市教师语文专修班等处兼任教师。他从国语会退休后继续在《国语日报》社任常务董事。1977年，他因心脏衰竭去世，享年八十五岁。副总统严家淦特颁匾额，上书“遗徽永在”四字，表扬其生前美好的德行与推行国语的贡献。在林海音的记忆中，齐铁恨永远一袭灰色大褂，笑眯眯的，就像瘦了身的弥勒佛。“他坐在我们家小小的客厅里，以一口悦耳的北京话谈谚语、俚语、歇后语，我似懂非懂，跟着大人笑，觉得十分有趣。”他的著作有《国语变音举例》、《破音字讲义》、《同义异读单字研究》、《国语问题解答》、《北平的俏皮话儿》、《国语字典》等。

王玉川的生平已无法查到，只知道他也一直服务于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和《国语日报》社。从王玉川给赵元任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对国语运动、特别是国语罗马字的热爱和执着恐怕无人能及。他的信有很多是以国语罗马字写成的，很难读懂。据说一度台美间的通信曾有检查，他的这些信件有的竟被当成密码给扣押了。 让我们看看他与赵元任聊了些什么：1963年3月8日，王玉川告诉赵元任，他购得耶鲁大学远东语文学院所编华语教材33本，录音带50卷，准备成立一个教驻台美国人的华语班；1963年9月26日，他提及要为国语罗马字发布36周年准备一个纪念活动；1964年10月10日，他做了一个国语罗马字的宣传册和歌谣，感谢赵元任的女儿帮他录了音。在信中，他感叹在台湾推行国语罗马字举步维艰，因为很少人对此感兴趣，但他仍愿将余生致力于此。他希望赵元任帮他在美国和英国寻找国语罗马字的推广平台；1965年4月17日，他介绍林海音与赵元任见面，因为她欣赏林海音，而林海音也有意助力在台湾推广国语；1965年和1966年，他多次写信希望赵元任赴台主持国语运动的进一步推进，他不希望看到在这方面让大陆领先。这些信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满怀热情却又孤掌难鸣的王玉川。

梁容若也是北师大的毕业生，曾在北平数所大学任教，并从事语言文学研究。1948年10月中旬他到台北参与筹办《国语日报》，历任常务委员等职。1958年后他曾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1974年退休后移居美国。1980年他在给赵元任的信中写道：“接北京周有光信及剪报，文改会复活， 了一（王力）已任副主任委员，与倪海曙、董纯才均成为中心人物，生（指自己）所作“中国文字改革的通路”《语文现代丛刊》也拟转载，此大势似在可为。。。国语派也许要翻身了。。。”1981年他回到大陆，任北师大客座教授。不过，他的归国并没有掀起什么波澜。1983年他又回到美国直至去世。

再来看看写信的主人王寿康先生。他1948年来到台湾传播国语，本来是以三年为期的，却永远留在了台湾。他是台湾《国语日报》的创办人，后来也成为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委员。与他同来台湾的还有一批他在北师大国语专修科教过的学生。这些年轻人带着理想来到台湾，却在1950年多因“共谍”嫌疑而被捕入狱。尽管王寿康是一个忠实的国民党人，他还是一个一个地把学生们保释出来，因为在他的眼里，这些人是传播国语的种子。国语不仅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信仰。可惜他于1957年中风失语不能继续正常工作了。 应该说，台湾国民政府对这些学者还是尊重的。他们可谓人尽其材，有着应有的社会地位。无论是王寿康70寿辰还是齐铁恨80寿辰都有政府或社会机构为他们祝寿。他们的鞠躬尽瘁得到了应有的回报。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国语运动不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没能继续发展。按当初国语运动者们的主张，国语统一、普及教育，这只是国语运动的初级阶段。接下来的国语罗马化，不仅包含海峡两岸同说的标准国语（或普通话），也包含华人所说的所有方言。国语运动并不是机械地把中国的语言统一为一种，反而希望通过方言的罗马化，使得所有方言也能实现书面的表达和传播。这样，本就多样化的华人语言可以使国语更加丰富，而罗马化又使得英语等语言可以轻而易举地导入国语，从而促进国语与科技和文化共同发展。所以，调查方言一直是国语运动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当初刘半农和白涤洲都曾为此付出年轻的生命。在战乱时，那些执着的语言学家不管落难在哪里也都做着这项工作。而这一切都随着中国政局的变化戛然而止了。在大陆，有语言土壤却再少有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国语运动也在不知不觉中被尘封。简化字和汉语拼音的推行则把中文带入既无传承也无发展前途的方向；在台湾，既没有语言的土壤，也没有顶级专家，人们能做的只是简单地推广原来的成果。那么，我们放眼看向世界，那些流落在海外的语言学大师又怎样了呢？

大师中最耀眼的莫过于赵元任了。他抗战后就到了美国，一直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和教学。从他的出版物上，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沿着国语运动设定的方向在做学术推进：1939年的《钟祥方言记》，1947年的《粤语入门》，1948年的《国语入门》，1948年与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董同龢等合著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948年的《中山方言》，1956年的《语言问题》，1965年的《绩溪岭北方言》，1968年的《汉语口语语法》及《语言与符号系统》，1970年《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以及与高本汉合著的《上古单讨论集》，1976年的《中国社会语言学的若干问题》。然而，他的理论只停留在书本上，再没有实践的场所。其实，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曾正式或非正式地劝他前往定居，都被他婉言谢绝了。赵元任是个聪明的人，他十分明白，当他身边再没有了钱玄同、林语堂级的学术伙伴，也没有了黎锦熙式的学术官僚，更没有民国初年开放民主的政治和学术氛围，他一个人回到那片土地，也只能如吉祥物般地存在着。赵元任坚定地留在美国做着自己能做的事直到去世，并把他的个人和学术档案全部捐给了他从教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这是他的，也是国语运动的学术遗产，永远留在了那个他最信任的地方。从赵元任与海峡两岸同仁的通信可以看出，他早期的交流集中在非常专业的学术问题上，而后期则主要是泛泛的叙旧和问候。 林语堂曾经和赵元任一起创造了国语罗马字，他后来曾致力于发明中文打字机，再后来只专注于写作，直至去世。在语言文字上再无涉足。

大师凋零，先贤离去，相信今天国语的发展并不是他们期待的结局。语言是文明的载体，当华人必定也必须走向更高的文明时，国语如果不能发展，势必成为华人文明发展的绊脚石。那么，国语终将会发展亦或是被淘汰？这对华人来讲，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参考文献：

《声入心通》 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年4月

《叶圣陶日记全集》 叶圣陶著 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4年10月

赵元任与王寿康、王玉川、魏建功等的往来信件

2025年12月23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