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翻開1954年6月14日王壽康寫給趙元任的信，他寫道：「這一段長的期間，國內國外的變動可真太大了！甭說別的，國語會的同志們，大家都星散了。迪忱、子勁五年來沒有消息，劭西先生也不敢作任何活動。汪一庵先生行將八旬在台努力訓練速記人才。建功回到故都以後，據聞是努力向匪偽表示效忠。」他又談及他自己在台灣五年來不曾離開過國語會，不僅在師範學院教書，也兼任《國語日報》的常務董事。梁容若在《古今文選》任主編，王玉川、齊鐵恨也都是國語會的台柱子。正如他所言，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國語運動的領導者們不僅星散了，而且莫名地殞落了。

黎錦熙是國語運動最核心的人物，抗戰期間，即使交通不暢、經費無著，他仍在西北開辦國語專修科，為台灣培訓國語人才。抗戰勝利後，他馬上回到北平，把處於停頓中的大辭典編纂處歸屬到他有話語權的北平師範大學，並完成了《國語辭典》的出版工作。1949年，準備擁抱新政府的黎錦熙希望國語運動仍能繼續下去。5月29日，他與吳玉章等在北平師範大學發起「中國文字改革研究會」，發起人中有不少曾是「國語運動」與「拉丁化運動」之爭中的對手。大家得以坐在一起，並且都傾向於改用拼音文字。8月7日，在華北大學總部發起人開第二次會議，將新組織確定為全國性的，定名為「文字改革協進會」。9月5日，發起人第四次會議上宣讀了馬夷初、郭沫若、沈雁冰三人據毛澤東旨意擬定的信件，謂「新文字當須研究，尚未至推行階段，研究以北方語拉丁化為主，顧及方言，徒亂統一步驟；至於目前之急要者，為審定若干簡體字」。由此可見，新的國家領導人對語言工作早已成竹在胸了。10月10日，「文字改革協會」在協和禮堂召開成立大會，作為主要召集人的吳玉章任常務理事會主席，黎錦熙和胡喬木為副主席。1952年2月，該協會由民間組織改組為官方機構「中國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隸屬於政務院文教委，這次，黎錦熙僅成為12個正式委員之一，並任「拼音方案組」及「漢字整理組/教學實驗組」成員。1954年，該委員會升格為「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以下簡稱「文改會」），人員擴充一倍，黎錦熙仍只是委員之一，他的老搭檔只有魏建功一人。

1949年8月，黎錦熙曾在「中國文字改革協進會」上發言，他的基本觀點是：「中國文字改革是屬於國語的，是不變更本國民族的語言，而改革這種表達本國語言之傳統的文字符號」，因為「國語是民族的，他正在獨立的發展；但漢字卻是封建的，它阻礙文化的前進」。「『國語』這個名詞，正和國旗、國徽、國歌一樣，內容可變而名詞名稱是不變的」。黎錦熙是審時度勢的，他曾以修改「國語」的內容來延續「國語」這一名稱，並不再堅持否定左翼的「拉丁化」表述，他希望堅守國語運動的實質方向。然而，1955年，時任教育部長張奚若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提出「漢民族共同語」是「普通話」，終究還是推翻了「國語」這一說法。1958年2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批准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終結了黎錦熙曾堅守和堅持並在民國廣泛推廣的「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事實上，在漢語拼音的推出過程中，黎錦熙自己也曾提出過一版方案以維持自己在新進程中的地位。

1949年11月1日，中國國家級出版管理機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總署成立，署長是胡愈之，負責教育出版的副署長是葉聖陶。為出版新字典，1950年1月24日，葉聖陶訪問了黎錦熙。3月8日，葉聖陶等人到大辭典編纂處再晤黎錦熙。當時編纂處有16人，工作基本停頓，只在改編四種規模較小的辭典。教育部有意將編纂處改屬出版署，而葉聖陶只看中了編纂處的大量卡片資料。時任北師大軍管代表的葉丁易更是提示葉聖陶，接手編纂處等同包袱。實際上，黎錦熙不僅為討好葉聖陶而邀其在北師大國文系任課（被拒），也與毛澤東談過大辭典編纂處的處置問題。毛澤東與胡喬木商量擬由出版署接手，胡喬木與胡愈之交待過此事，最終還是被葉聖陶拒絕了。葉聖陶有自己的安排，他打算另起爐灶，自己找人編字典，結果以失敗告終。1956年3月31日，文改會開辭典計劃委員會，確定詞典機構將由中科院語言所領導，並將黎錦熙領導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和葉聖陶領導的新華辭書社一同併入語言所辭典編輯室，共同著手先編一中型詞典，這就是《現代漢語詞典》。編辭典本是黎錦熙最擅長的工作，而事實上他僅成為該辭典9人籌備組和試印本15人審訂委員會的成員。

上世紀五十年代，黎錦熙曾參加了簡化字的推出、漢語教學大綱、漢語語法討論等工作。但在那個以左派出版人、作家和語言文字學後起之秀組成的圈子裡，他的聲音越來越小了。六十年代，他曾與丁西林創造了一種查字法，獲得過討論，此外就只是參加一些座談類的學術活動了。就這樣，黎錦熙頂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以及人大代表、政協委員、九三學社創始人等光環，卻在他自己的領域裡黯然失色而無所作為。這就是王壽康所說的「劭西先生也不敢作任何活動」了。

魏建功在北平淪陷後匆匆南下。他是個有情懷的人，後來擔任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為國語在戰後台灣的推行奠定了基礎。1948年，他回到北京大學任教。新政府籌備中，他就與當時華北政府負責教育出版工作的葉聖陶建立了聯繫，表示想與同仁在開明書局編字典，這是他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未盡的願望。為了得到認可，他花了大量時間幫助葉聖陶編纂新的中小學教材。葉聖陶也曾想邀請他主持擬遷入出版署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不過，出版署最終決定自行組建字典編纂團隊，這就是新華辭書社。1950年8月，魏建功帶領原大辭典編纂處的蕭家霖、孔凡均夫婦加入了新華辭書社，開始《新華字典》的編纂工作。1951年初，辭書社商定字典編法，決定以小學老師為對象，確定字典於9月完稿。可工作開展才幾個月，葉聖陶就心生不滿，覺得字典編得「繁瑣而不明快」。字典初稿如期告成，但修訂甚慢，恰又趕上大家參加土改工作，到1953年才完成出版發行。其間，魏建功和蕭家霖、張克強、杜子勁等人就教育部所定1500個常字拼成常用詞彙，編纂了《常用字用法舉例》，供初識字者使用。

一直以來，《新華字典》被認為是魏建功最大的成就。然而，葉聖陶在其日記中卻記載了許多在字典編纂過程中令人不快的細節：出版署為讓魏建功專注於編纂工作，協調北京大學，欲調魏建功至出版署。1952年5月，北大同意放魏建功，而魏建功卻不向北大請辭；7月，魏建功因受批評不走群眾路線，大改其道而跟在群眾後面，猶豫不決，領導力不強，工作停滯無進展；在辭書社已有的10人中，魏建功和蕭家霖都不動手，只做審定之事；9月9日，魏建功表示工作難於開展，同人喜言民主，令葉聖陶以為「黏膩，言不肯暢達其意」、「不離故轍」；1953年1月，葉聖陶與魏建功、蕭家霖商議請專家和使用者座談所編《新華字典》，呂叔湘認為字典必須修改，他對辭書社的官僚主義作風很看不慣；7月15日，魏建功與蕭家霖已草成一字典宣傳件，呂叔湘仍堅持字典質量不高，但又不得不出，魏建功則認為字典為草創（似可以接受）；《新華字典》之凡例出自魏建功之筆，葉聖陶以為「條數頗多，繁瑣而達意不暢」。。。由此可以看出，《新華字典》的編纂過程和結果都是不盡如人意的。後來有人為《新華字典》提名獎項時，被葉聖陶一口否定。新華辭書社此後再無其他成就，至其併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後，與魏建功脫離了關係。

魏建功是「文字改革研究委員會」和後來的文改會委員。對於簡體字的推出，最初他曾主張：「簡體僅便於書寫，本體字仍須認識，且簡體字可從已有的挑選，不必另行創造」。他的恩師錢玄同就曾做過簡體字表。而當時胡喬木主張多造簡體字，這也是毛澤東的意見。1955年10月15日，魏建功曾代葉譽虎報告了漢字簡化方案之經過情形。1964年4月18日，他參加了文改會討論《簡化字總表》之排樣的會議。此外，他也曾參加語言所召開的座談會以及小範圍的學術討論活動，但沒人能捕捉到他的學術觀點。1955年，魏建功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62年他成為北京大學的副校長。此外，他還擔任過北大中文系主任、古典文獻專業教研室主任、全國人大代表、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等職務。這就印證了王壽康信中所寫的「建功回到故都以後，據聞是努力向匪偽表示效忠」。（「匪」是那個時期國民黨和共產黨相互的「呢稱」）

回看1938年5月7日魏建功在給趙元任的信中寫道：「我們有一架三元宮裡抬來的萬曆銅鐘，西南風吼著全把牠的聲音吹到別處去了；於是這口『黌』在『舍』裡竟無影『響』了，真成了『大音希聲』啦」。他又提及一段蒙自當時流傳的歌謠：「大學生，大學生，不穿褲子講衛生。」——那是他風華正茂的學術大成期，即使在困難重重的後方，他風雅而幽默，樂觀而豁達。

王壽康信中提及的兩位同學——「迪忱、子勁五年來沒有消息」——正是與魏建功合作編纂《新華字典》的蕭家霖和杜子勁，他們也曾是國語運動的踐行者。

蕭家霖大學一畢業就進入教育部當上了「新官僚」（這是錢玄同的諧謔）。抗戰期間他在西南地區從事民眾教育，後來也是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的成員。他教過書，辦過報，也編過字典。1949年，他與魏建功一起進入新華辭書社，是《新華字典》最主要的編纂人，也是《常用字用法舉例》一書的主編之一。但他和魏建功一樣，都未得到主管領導的認可。1951年蕭家霖曾參與政務院公文之標點符號用法的商議，他提交了一版《標點符號用法》，被葉聖陶認為不清晰而另找他人完成。不過後來《人民日報》還是採用了蕭家霖的文章。他在新華辭書社編字典期間被認為不願動手，比較官僚。葉聖陶還在日記中記載了一個重要事件：1954年1月22日，《新華字典》印出30萬冊後發現錯誤，將「國民」解釋為「人民民主專政對象」。惲逸群副社長發現過，但因為蕭家霖未改而鑄成大錯，在印刷剩餘20萬冊時才予以補救。1956年，蕭家霖隨新華辭書社轉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至去世。他是《現代漢語詞典》的主要編纂人之一。

事實上，蕭家霖是一位專業性很強，並且擅長寫作、有號召力的人。他曾是國語羅馬字促進會的主持人，並且活躍在民眾教育領域。他發表過許多文章，目前能查到的就有63篇，主要集中在民眾教育、掃除文盲、國語羅馬字推廣等方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其中的62篇均發表在1947年以前。

杜子勁（又名杜同力）和他的兩位老同學都可稱為「國語羅馬字的信徒」（這是錢玄同的說法）。他做過國文老師和編輯，努力在自己的位置上宣傳和推廣注音符號和國語羅馬字。1949年，杜子勁被抽調到中原臨時人民政府教科書編審委員會工作，後又調至中央教科書編審委國文組任編輯，與朱文叔等編寫《初級中學語文課本》（六冊）。1950年4月17日，《光明日報》在中國文字改革協會支持下創辦《新語文》周刊，杜子勁與曹伯韓、孫伏園、陳健中任編委，這是國內最早使用「語文」字樣的報刊。杜子勁加入新華辭書社後，全程參與了《常用字用法舉例》和首版《新華字典》的編纂工作。遺憾的是，杜子勁1955年5月21日因肝病去世了。

留在大陸的這幾位國語運動倡導者，在新的環境中曾經堅守，也曾經退讓，卻終隨運動軌跡的改變而被淘汰。在中國的社會中，「一朝天子一朝臣」是永恆的旋律，學術專家也不例外。那麼，去了台灣的人是否如魚得水呢？在王壽康先生的信中提及了以下三個人：

齊鐵恨是在抗戰勝利後就職於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的，他一直從事國語教學工作。由於他是「老北京」，到台灣後，他曾連續八年出任台灣廣播電台《國語讀音示範》節目主講，朗讀中華民國國語課本。他在電台裡的聲音是當時台灣最權威的標準音，接替了1922年趙元任在《國語留聲片課本》裡的發音。此外，他也在國立台灣大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北市教師語文專修班等處兼任教師。他從國語會退休後繼續在《國語日報》社任常務董事。1977年，他因心臟衰竭去世，享年八十五歲。副總統嚴家淦特頒匾額，上書「遺徽永在」四字，表揚其生前美好的德行與推行國語的貢獻。在林海音的記憶中，齊鐵恨永遠一襲灰色大褂，笑咪咪的，就像瘦了身的彌勒佛。「他坐在我們家小小的客廳裡，以一口悅耳的北京話談諺語、俚語、歇後語，我似懂非懂，跟著大人笑，覺得十分有趣。」他的著有《國語變音舉例》、《破音字講義》、《同義異讀單字研究》、《國語問題解答》、《北平的俏皮話兒》、《國語字典》等。

王玉川的生平已無法查到，只知道他也一直服務於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和《國語日報》社。從王玉川給趙元任的信中，可以看出他對國語運動、特別是國語羅馬字的熱愛和執著恐怕無人能及。他的信有很多是以國語羅馬字寫成的，很難讀懂。據說一度台美間的通信曾有檢查，他的這些信件有的竟被當成密碼給扣押了。 讓我們看看他與趙元任聊了些什麼：1963年3月8日，王玉川告訴趙元任，他購得耶魯大學遠東語文學院所編華語教材33本，錄音帶50卷，準備成立一個教駐台美國人的華語班；1963年9月26日，他提及要為國語羅馬字發布36周年準備一個紀念活動；1964年10月10日，他做了一個國語羅馬字的宣傳冊和歌謠，感謝趙元任的女兒幫他錄了音。在信中，他感嘆在台灣推行國語羅馬字舉步維艱，因為很少人對此感興趣，但他仍願將餘生致力於此。他希望趙元任幫他在美國和英國尋找國語羅馬字的推廣平台；1965年4月17日，他介紹林海音與趙元任見面，因為她欣賞林海音，而林海音也有意助力在台灣推廣國語；1965年和1966年，他多次寫信希望趙元任赴台主持國語運動的進一步推進，他不希望看到在這方面讓大陸領先。這些信件向我們展示了一個滿懷熱情卻又孤掌難鳴的王玉川。

梁容若也是北師大的畢業生，曾在北平數所大學任教，並從事語言文學研究。1948年10月中旬他到台北參與籌辦《國語日報》，歷任常務委員等職。1958年後他曾任台灣大學、台灣師范大學、東海大學中文系教授，1974年退休後移居美國。1980年他在給趙元任的信中寫道：「接北京周有光信及剪報，文改會復活， 了一（王力）已任副主任委員，與倪海曙、董純才均成為中心人物，生（指自己）所作「中國文字改革的通路」《語文現代叢刊》也擬轉載，此大勢似在可為。。。國語派也許要翻身了。。。」1981年他回到大陸，任北師大客座教授。不過，他的歸國並沒有掀起什麼波瀾。1983年他又回到美國直至去世。

再來看看寫信的主人王壽康先生。他1948年來到台灣傳播國語，本來是以三年為期的，卻永遠留在了台灣。他是台灣《國語日報》的創辦人，後來也成為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與他同來台灣的還有一批他在北師大國語專修科教過的學生。這些年輕人帶著理想來到台灣，卻在1950年多因「共諜」嫌疑而被捕入獄。儘管王壽康是一個忠實的國民黨人，他還是一個一個地把學生們保釋出來，因為在他的眼裡，這些人是傳播國語的種子。國語不僅是他的職業，也是他的信仰。可惜他於1957年中風失語不能繼續正常工作了。 應該說，台灣國民政府對這些學者還是尊重的。他們可謂人盡其材，有著應有的社會地位。這無論是王壽康70壽辰還是齊鐵恨80壽辰都有政府或社會機構為他們祝壽。他們的鞠躬盡瘁得到了應有的回報。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國語運動不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沒能繼續發展。按當初國語運動者們的主張，國語統一、普及教育，這只是國語運動的初級階段。接下來的國語羅馬化，不僅包含海峽兩岸同說的標準國語（或普通話），也包含華人所說的所有方言。國語運動並不是機械地把中國的語言統一為一種，反而希望通過方言的羅馬化，使得所有方言也能實現書面的表達和傳播。這樣，本就多樣化的華人語言可以使國語更加豐富，而羅馬化又使得英語等語言可以輕而易舉地導入國語，從而促進國語與科技和文化共同發展。所以，調查方言一直是國語運動非常重要的一項工作，當初劉半農和白滌洲都曾為此付出年輕的生命。在戰亂時，那些執著的語言學家不管落難在哪裡也都做著這項工作。而這一切都隨著中國政局的變化戛然而止了。在大陸，有語言土壤卻再少有從事此項工作的人，國語運動也在不知不覺中被塵封。簡化字和漢語拼音的推行則把中文帶入既無傳承也無發展前途的方向；在台灣，既沒有語言的土壤，也沒有頂級專家，人們能做的只是簡單地推廣原來的成果。那麼，我們放眼看向世界，那些流落在海外的語言學大師又怎樣了呢？

大師中最耀眼的莫過於趙元任了。他抗戰後就到了美國，一直從事語言學的研究和教學。從他的出版物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實際上是沿著國語運動設定的方向在做學術推進：1939年的《鐘祥方言記》，1947年的《粵語入門》，1948年的《國語入門》，1948年與丁聲樹、楊時逢、吳宗濟、董同龢等合著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1948年的《中山方言》，1956年的《語言問題》，1965年的《績溪嶺北方言》，1968年的《漢語口語語法》及《語言與符號系統》，1970年《湖南方言調查報告》以及與高本漢合著的《上古單討論集》，1976年的《中國社會語言學的若干問題》。然而，他的理論只停留在書本上，再沒有實踐的場所。其實，無論是台灣還是大陸，都曾正式或非正式地勸他前往定居，都被他婉言謝絕了。趙元任是個聰明的人，他十分明白，當他身邊再沒有了錢玄同、林語堂級的學術夥伴，也沒有了黎錦熙式的學術官僚，更沒有民國初年開放民主的政治和學術氛圍，他一個人回到那片土地，也只能如吉祥物般地存在著。趙元任堅定地留在美國做著自己能做的事直到去世，並把他的個人和學術檔案全部捐給了他從教的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這是他的，也是國語運動的學術遺產，永遠留在了那個他最信任的地方。從趙元任與海峽兩岸同仁的通信可以看出，他早期的交流集中在非常專業的學術問題上，而後期則主要是泛泛的敘舊和問候。 林語堂曾經和趙元任一起創造了國語羅馬字，他後來曾致力於發明中文打字機，再後來只專注於寫作，直至去世。在語言文字上再無涉足。

大師凋零，先賢離去，相信今天國語的發展並不是他們期待的結局。語言是文明的載體，當華人必定也必須走向更高的文明時，國語如果不能發展，勢必成為華人文明發展的拌腳石。那麼，國語終將會發展亦或是被淘汰？這對華人來講，是一個嚴峻的問題。

參考文獻：

《聲入心通》 王東傑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4月

《葉聖陶日記全集》 葉聖陶著 中國教育出版傳媒集團人民教育出版社 2024年10月

趙元任與王壽康、王玉川、魏建功等的往來信件

2025年12月23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