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老师的子弟兵
作者：王正方
出版社转来一封电邮，写着： 尊敬的王正方先生, 您好!非常冒昧写信给您，源于近期读到您的新书《十年颠沛一顽童》。我们惊奇地发现您的父亲王寿康（茀青）与我们的祖父是旧相识。我们在祖父的遗物中找到“北京师范大学国语专修科”的毕业照（附后），黎锦熙先生的右侧是您的父亲，左侧即是我们的祖父王述达，字善恺，语言学家，辞典编纂家。1949年前，曾任教于北师大附中、北师大及中国大词典编纂处，是黎锦熙先生的得意门生，参与过《国语辞典》等多部辞书的编纂—。从您的著书和祖父仅存的遗稿中均能看出王寿康先生和王述达先生不仅一起工作过而且熟识。 特别能体验您写作《十年颠沛一顽童》时的心境。我们现在也在整理祖父的东西，希望能够通过文字记载他的成就和心路历程，以供世人了解和纪念—-。
署名的二位是父亲昔年老同学老同事王善恺的后人。打开黑白老照片；第一眼就认出来：坐在第一排戴着眼镜、头发秃了一半、穿浅色西服、表情严肃的父亲，他身旁是温文儒雅面容消瘦的黎锦熙先生。我们兄弟在北平见过黎老数次，论辈份我们得叫他“太老师”。
1925年父亲自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师从语言学大师黎锦熙；黎老师安排他在北平某中学教国文。头一天面对一屋子学生，紧张万分，他强自镇静，先点个名吧！大声唸著学生名册上的第一行字：“席次表”！唸了三遍没人答应，那个姓“席”名叫“次表”的同学没来上课？全班同学笑翻了。
急性子的老爸，当年是个正义感十足、不平则鸣的青年教师。见到学校方面做狗屁倒灶的勾当，譬如巧立名目收学生的钱又没下文等，王老师就组织起学生来抗议，校方很难堪。他在一所中学平均任职时间是两个学期，校方不再续聘，惹不起这位“翻车派”教员，另请高就吧！
他是非分明，也不是永远站在学生这一边，有时候校外政治运动者，来学校鼓动孩子们闹事，父亲会义正词严的说明是非曲直，劝他们不可盲从，学生很听他的话，就被有心的政治团体视作眼中钉。某日清晨他们聚众在宿舍外大喊：“打倒王寿康！”父亲被吵醒，以他宏亮的男中音吼回去：“不用打倒了，我还躺在被窝里呢！”
每次学校辞退了这位“翻车派”教员，就去黎锦熙老师那儿求助，黎老在教育界的关系既深且广，总能够替他的学生谋到另一份教职。几年下来，父亲在北平附近的许多中学都教过书。后来爸爸在“中华大辞典编纂处”任编辑，黎老师是负责编纂大辞典的总主任。
全面抗战开始，父亲投笔从戎南下；八年后重回北平，立即去黎老师那儿报到。黎老的毕生信念：扫除文盲、统一全国语音。同一个国家的人民，彼此言语都说不通，绝对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国家；“语同音”，推行国语是建国大业最迫切的第一要务。黎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办“国语专修科”，以最快的时间训练语文教师，聘请得意门生王寿康、王善恺等当专修科讲师。
黎老也促成设立了北平“国语小报”；是一份每个汉字旁边都带有注音符号的报纸，只要认识注音符号，就能正确的读出每个字来，扫除文盲有力的工具。社长萧家霖，副社长王寿康，编辑徐世荣；孙崇义、牛继昌、王善恺为国语小报提供专栏稿件；他们都是黎锦熙老师的学生。
小时候我们家就住在国语小报社的后院，院子中间有颗大桑树，放学回家来，在报社的小图书馆看遍每本章回小说，与其他小朋友轮流扮演水浒传中的好汉；趣事说不完。
黎老师认为：“台湾是最需要推行国语的地方。”1948年初，父亲奉命结束国语小报，将报社笨重的铅字铜模子和出版设备运到基隆港，他是第一任国语日报副社长。他们从一无所有，努力奔走筹画，国语日报在1948年十月二十五日出版了第一张报纸，国语日报持续发行了七十年有余，来日方长。
老照片是1947年秋，北师大第一届国语专修科毕业照；第一排坐着六位师长，后面站立几排毕业生，共二十三人。四位女生穿传统旗袍，其他的男同学服装多样化；中山装、香港衫、衬衫、大领子西装。我很有成就感的认出来七个人：大宋、张博宇、赵文增、翟建邦、巩青祥、黄增誉和冯长青众师兄。
那一年台湾省教育厅给北师大来函，委托选派第一届国语专修科毕业生赴台湾任国语教员。父亲一一甄选，合格的有十多人，陆续来到台湾，他们都是父亲亲自教过的学生，黎锦熙先生的第二代嫡传弟子。
为他们安排工作的王老师，更关怀这些只身在台年轻人的生活，每年除夕，众位师兄从中南部各地来我们家吃年夜饭。那是个大阵仗；爸爸负责拌饺子馅，这些从中国北方来的小伙子们，擀饺子皮、包饺子、剥蒜头、煮饺子—干起来超级俐落。饭后分好几组打桥牌，喝茶聊天，热闹到深夜。
他们向家长王老师说好多事情；诉苦、抱怨、教学的烦恼和乐趣，就是不能说不想干语文教育的话；有次张博宇师兄开玩笑：“王老师，咱哥儿几个都那么能干，您领头组个公司，大伙儿一块挣钱多好哇！咱甭干语文教育不行吗？”老爸臭骂了博宇一顿，最后有结语：“无论多么苦，必须得干语文教育，因为咱们信的就是这个国语教。”
黄增誉师兄在台北国语实验小学教过我，得叫他黄老师。父亲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任国语专修科主任，黄是爸爸的助教。他经常来我们家，聊起来没完；有时向我妈妈吐露谈恋爱苦恼、考我几个生冷的字，多数发音错误，也不会用。有一天，增誉老师容光焕发，推来一辆亮闪闪、八成新的英国飞利浦脚踏车。最近赚了笔外快，想买这漂亮车钱不够，旧车没人要，就去当铺当了一百多元，凑起来刚好。后来黄老师就靠这辆帅车追到女朋友。
某师兄深夜来找王老师，说他需要钱。爸爸担心的问是怎么回事？隔着纸门听不清楚，突然父亲提高了声音：“你去荒唐了，才闹成这样？”师兄急着否认，声音压的更低。骂归骂，父亲当然替他解决了问题。
有一阵子爸爸被情治单位多次请去问话，回来愁眉不展的和母亲窃窃私语。大宋师兄被牵连进一桩“匪谍”案，国语专修科的同学无一幸免，每人都被抓进去，少则两三个月，有的蹲在拘留所里半年到十个月，与外界完全失联。审讯终结认为没事，才准予释放，但要找人担保他今后奉公守法。父亲是所有同学的保证人，多次进出台北爱国东路政治犯拘留所，将他们一一保释出来。
有位师兄，从前在大陆曾加入国府的情治组织，同学都叫他“国特”(国民党特务)，因为大宋的案子也进了拘留所。他向爸爸一五一十叙述事件的前前后后；王老师听完后编了句顺口溜：“这叫做国特抓国特、一见哈哈乐！”但是关在那个地方，实在乐不起来。
个子最矮的师兄，在拘留所内等父亲来保他，释放公文延迟了几天，他焦急万分，一见到父亲就说：“王老师，您要是再不来我就成了武大郎做皇上，没人保啦！”苦难之中未失幽默感。
听说大宋被判了七年徒刑，以后他再也没来我们家吃饺子；北师大国语专修科的同学们绝口不提此事，个中的详情我始终没弄清楚。
父亲是国语日报的创始人之一，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办了两届国语专修科，继续培植语文教育人才。那两届的毕业生中有：儿童文学大师林良、方祖燊教授、张孝裕教授、王天昌教授等，长年来为台湾的语文教育做出极重要的贡献。
一九五六年，台湾师范大学成立“国语教学中心”，父亲是首任国语中心主任， “国语中心”第一届有五名美国留学生。女学生石清照，大概受了父亲的影响，一心钟爱“京韵大鼓”，父亲请来台湾京韵大鼓名师章翠凤，石清照正式向章老师磕头学艺；多年后石教授成为美国知名的汉学家。“师大国语中心”六十多载来声誉卓著，自国语中心学习中文有成的外籍学生不计其数。
1925年，父亲在黎锦熙老师面前做了承诺：一生奉献给语文教育。从大陆到台湾，他未曾片刻稍歇；父亲在一次中南部巡回演讲途中，因过度劳累导致严重中风，从此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他的语文教育工作被迫中止。
黎老师的子弟兵；北师大国语专修科、台师大国语专修科毕业生、后继的千万语文教师们，接下棒子，默默推行“语同音”大业。百年承诺正在绵绵不断的延续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