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辞书专业机构，该机构由我国近代第一批语言学家组成，在极艰苦的情况下做了大量工作，完成剪录书报440种，制作卡片250万张，首次使用统计手法进行选词，编纂了《国音常用字汇》（1932）、《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1949）、《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1949）、《国语辞典》（八本版，1945）、《国语辞典》（四本版，1947）、《学文化字典》（1952）、《同音字典》（1956）等，对现代汉语语言的规范和白话文的推行起了关键作用。那么这个机构中都有哪些语言学家？他们在其中的地位和各自的命运是怎样的呢？

三位做过编纂处总主任的黎锦熙、钱玄同、汪怡先生都是国语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他们学识渊博，勇于创新，富有社会责任感，然而他们的学术成就却因不同原因戛然而止，令人唏嘘。

黎锦熙（劭西）先生15岁就考取秀才，他最先提倡“国文科”改“国语科”，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小学取消“读经”，是“国语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国语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他完成《新著国语文法》，从此国语有了自己的语法；他出版《国语运动史纲》，是国语运动的重要文献；他主编《国语辞典》等重要典籍，规范了语音语义；他开办国语讲习所，向平民推广国语；他开办国语专修科，为光复后的台湾培养国语教员，使国语在台湾得以使用。他和钱玄同等人提出的“减省汉字笔划”和“汉字罗马化”方案，是大陆现行汉字和汉语拼音的原型。然而，1949年以后，他除了担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政协委员等，却鲜有学术成就，也许正是他的“君子不党”原则，使得他在新政权下难以施展，至1978年去世。无论如何，作为国语运动的先行者，他在中国现代语言文字和教育事业上的地位无可替代。

钱玄同先生在国语运动中是绝对的激进派，他率先在《新青年》上以白话文发表文章，在教育部发起或联合发起多项提案，倡导汉字简化并主张汉语罗马字化。钱先生主编的《国音常用字汇》正式把北京音定为了国音标准，并被教育部规定为推行汉字统一读音的字典。他还主编了《国语辞典》（第一部）。遗憾的是钱先生于1939年在日占区北平因病去世，年仅52岁。这不得不说是国语运动中的一大损失。

汪怡（一广）是编纂处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年龄较长，在参与国语运动前就已经在教育和出版界有着丰富的经历，历任中学教师、营口商业学校监督、《新中国报》总编和经理、教育部并兼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校讲师。1913年，教育部召开读音统一会，汪先生是会员之一，参与审定了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国音，拟定一套注音字母。1925年，作为“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确定了注音字母一律照北京音拼。作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为推广国语，他不仅和黎锦熙先生一道去全国各地宣传，还开办国语讲习所，亲自讲授国音，其所编讲义即是后出版的《新著国语发音学》（1924）之基础，该书成为国语运动中第一部适用的国音课本。汪怡也是刘复发起的“数人会”成员之一，参与议定了国语罗马字。他还编制了注音符号推广讲义，后付印成书，作为各地讲习班的教材使用多年。在抗战期间，汪怡作为留守北平的人员，维持并主持了编纂处的工作，自筹资金，出版了《国语辞典》（八本版），该版本因包含日语相关内容，烙上了日伪的印记。抗战后，他淡出国语和教育界，随长子去台湾生活，自此销声匿迹，至1960年去世。汪怡还对速记有着很深的研究，自成一家。他曾主办“国语速记讲习所”，著有《中国新式速记术》（1919）、《汪怡国语速记学》（1931）等专著。

和钱玄同先生相比，刘复、白涤洲和马廉可谓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供职的刘复（半农），很早就积极向国内介绍了安徒生、小仲马、托尔斯泰等西方文学，后在《新青年》上连发文章，被蔡元培破格录取为北大预科国文教授。随后他赴英国伦敦大学和法兰西学院学习研究语音学，撰著了《四声实验录》、《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等语音学专著。他主张语言改革，发起成立“数人会”，经过二十二次讨论，拟定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是汉语拼音的基础。1934年，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言地图》的编写，刘复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后在北平逝世，年仅44岁。

白涤洲（获舟）被称为国语运动的实干家。他家境不好，因一边求学一边做事养家至30岁才毕业于北京大学国文系，此后，他先在北京市立师范学校任教务长，后进入北京大学任职。19岁的白涤洲就成为了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致力于音韵和方言的研究，并担任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整理部主任、《国语周刊》主编。他的主要论著有《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广韵〉入声今读表》、《〈集韵〉声类考》、《北音入声演变考》等。1934年，他在经历了家中五位至亲去世后，仍不辞辛苦地工作，并陪同刘复先生前往西北调查方言，不幸同时染上回归热，与刘先生同年去世，年仅34岁。他的去世令好友老舍极为悲痛,一连写下《记涤洲》、《哭白涤洲》等文祭奠。

马廉（隅卿）是著名的浙江鄞县“五马”之一。“五马”是五位亲兄弟，即马裕藻（北大国文系教授）、马衡（北大史学系教授）、马鉴（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马准（北京大学教授）和马廉五位教授。马廉少年时喜读明末著作，后受王国维和鲁迅影响，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说、戏曲、弹词、鼓词、宝卷、俚曲等作品，成为著名的小说戏曲研究家。他的稿本如《隅卿杂抄》、《不登大雅文库书目》等都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他又是小说戏曲古籍收藏家，生前经常与钱玄同、刘半农、郑振铎等学者结伴，到琉璃厂访书购书。1935年，因患脑溢血，42岁的马廉在北大讲台上溘然长逝，他的5286册藏书经魏建功、赵万里等专家整理，于1937年为北京大学图书馆购藏。

说到功成名就，在编纂处中当属赵元任和魏建功两位先生了。

赵元任先生是编纂处名声最大、最多才多艺的。他学贯东西，在康奈尔大学数学系获理学学位、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选修音乐。他先后在康奈尔大学物理系、清华大学物理、数学、心理系任教，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他精通音韵学，作为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他创作过著名歌曲，也曾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美国语言学会（LSA）会长、中国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AAS）院士。1962年，他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82年病逝于美国家中。他去世前一年还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并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可谓人生赢家。

与黎锦熙先生相反，魏建功（天行）先生的后半段人生更为精彩。毕业于北京大学并留校任教的他是国语统一筹备会常委，并曾任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他的前半生为国语在台湾的推广奠定基础，是台湾国语教育的拓荒者。1949年以后，他任新华辞书社社长，主持了《新华字典》（第一版）的编写，并参与了《汉语成语小辞典》和《辞源》的修订编审工作。他还出版过《古音系研究》（1935）等专著作为高校教材使用，并创办了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魏先生不仅是九三学社社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还是北京市政协委员、人大代表。1980年去世后，在北京大学文学院立有他的铜像，应该算名至实归了吧。

编纂处成立这年来了四位同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的同学，他们同是黎锦熙、钱玄同等几位前辈的学生，后来则成为编纂处的栋梁。

孙楷第和王重民在各自的领域都堪称大家，却都有着沉重的结局。

孙楷第（子书）出生于河北沧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与此同时，他还在北平图书馆任编辑。他饱览群书，是敦煌学家、古典文学家和戏曲理论家。当年，因编写辞典等工作需要，孙楷第着手研究通俗小说时便决定建立全新的小说目录学。他遍访图书馆、学校及私藏书籍，完成了《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十卷、《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六卷、《大连图书馆所见小说书目》一卷，后又出版《小说旁证》、《沧州集》等。1949年以后，他一直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至1986年去世。除文革期间，他从未停止研究。文革中他的藏书被抄曾使他一度精神失常，而失书是他至死不能释怀的事情。1986年夏天，北大文学研究所的领导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孙楷第，当问到他还有什么未了之事时，他在手心写了一个“书”字。直到去世，他的万册藏书也未达回，他的许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对于一个一生可以用“读书”、“写书”四个字概括的正直知识分子，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遗恨呢？

王重民（有三）是一位目录学家、敦煌学家、文献学家，也是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任馆长。他曾任保定河北大学和北京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后在北平图书馆工作，期间被派往国外，先后在法、英、德、意、美等国著名图书馆刻意搜求流散于国外的珍贵文献。1939年受聘于美国国会图书馆，整理馆藏中国善本古籍。1947年回国后继续图书馆的工作并兼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主持该系图书馆，后创办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业。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个“儒法斗争史报告会”上兴奋地宣布“发现了一部李卓吾的《史纲评要》，现在准备出版”。然而，经过一些专家鉴定这本书为“伪书”。这个结论，使有关方面大为扫兴，于是，他们想起了目录版本权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因为他在这方面一言九鼎。然而，王重民的鉴定结果也是伪书，令他们大失所望。但他们仍不甘心，要王先生在图书馆继续“研究”，实际上希望他明白这是“政治任务”，要他得出与政治需要一致的结论。他们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就开始批判王先生。没想到，王重民竟然步王国维后尘而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他容不下任何权力对知识和学术的亵渎。

王述达和傅严虽默默无闻，也不是平庸之辈，是黎锦熙先生的左膀右臂。

王述达（善愷）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北师大附中任教。在编纂处完成了《群雅及方言总索引》十二卷的督修工作，参与了《国语辞典》等几乎编纂处所有出版的辞书的编纂工作。王先生也是北京师范大学国文专修科的讲师，替台湾培养了一批汉语教师，为台湾普及国语作出了贡献。1949年以后，王先生进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编纂人，后调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即今天的河北师范大学）筹建中文系成为副教授至退休，从未离开中文教育这一行业。

傅严（介石）毕业后在天津市立师范学校教书。他出版过《中国文字学纲要》（1933）等书，是194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 甲种》的编辑。和王述达先生一样，他几乎参与了编纂处出版的每一部辞书的编纂工作。1949年后，他与王述达等共同参与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第一辑的编写工作，但后来鲜有人了解他的去向。曾有人回忆他受胡风案影响，后被下放到上海浦东一所中学的图书馆工作。

编纂处的萧家霖、孔凡均先生是鲜有的一对编纂夫妻，他们同是早期国语运动的推行者，终生致力于这个事业。

萧家霖（迪忱）先生早期在国语罗马字推广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1929年他担任《国语罗马字周刊》的主编，出版了《国语罗马字入门》一书，主持了1930年7月成立的国语罗马字促进会，当时会员只有十几人。作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参与《国语辞典》编纂工作的同时，他还主编了《民众辞典》（1932），该书广搜日常应用诸词，以北平语为标准，供一般民众略受教育者之用。萧先生多次发表专业文章，如《卷舌音研究》、《怎样连书复音语词》等。为推广国语，他担任了《国语小报》的主编。萧家霖先生的夫人孔凡均女士，早期随萧先生一起参与国语罗马字的宣传，发表过相关文章，曾担任国语罗马字促进会所办国语罗马字讲习班第四届主讲人。1949年以后，他们夫妇二人仍携手合作，成为首版《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的主要编纂人。萧家霖先生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至1968年去世。

编纂处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国语辞典》，这部辞典的编纂历经战乱，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才成书，始终如一从事其编纂工作的徐一士先生是一位传奇的人。

徐一士，原名徐仁钰，前清进士，曾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革命后，在济南任上海《民权报》、《中华民报》特约通讯员，又担任北京《新中国报》通讯员及编辑、《京津时报》、《京报》编辑，先后在《晨报》、《国闻周报》等处任特约撰述，一直从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证。他是近代掌故大家，他所撰掌故小品，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曾被誉为“晚近掌故史料之巨擘”。徐一士自1928年就职于编纂处后，成为《国语辞典》从始至终的编纂员。同时他还在平民大学新闻系、盐务专科学校、北京国学补修社、北京国学书院兼课。1958年，经梅兰芳介绍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做馆员，至1971年病逝。其兄徐凌霄也是著名的记者和掌故专家，他们合署在《国闻周报》连续发表《凌霄、一士随笔》达五年之久，但未结集出版，另著有《一士类稿》、《一士谈荟》和《负暴闲谈·评考》等。1983年5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将《一士类稿》和《一士谈荟》二书合并重排印行。

编纂处另外一位传奇的人莫过于王寿康（茀青）先生了，他在海峡两岸推动了国语运动，是为台湾推行国语做出最大贡献的人。王先生也是黎锦熙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他的传奇在于他曾在北伐和抗战期间两度投笔从戎，是个充满社会责任感的人。他曾任教于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北平法商学院，也任职过北平市工务局科长、山东济南民众教育馆电影院主任等。在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国语专修科副教授期间，他奉命赴台湾，并带去了时任副总编辑的《国语小报》，后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国语专修科主任。1956年，他与梁实秋共创台湾师范大学国语教学中心，并任主任，教授外籍学生学习中文，闻名于世。1959年1月，在全台湾语文教育辅导工作演讲中中风，自此丧失语言功能，到1975年4月12日辞世。

编纂处成立之初，民国政府正闹饥荒，不要说这种学术机构，就连大学、政府机关都在欠薪，老师罢课更是家常便饭。因此，编纂处的财政一直是比较艰难的，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靠预支版税来维持。由于这种艰辛，有些职位都只能靠互相举荐。比如，张蔚瑜以及黎锦熙先生的几位学生都是黎先生举荐和培养的。萧家霖、张洵如等则是魏建功先生力荐的。

张蔚瑜（裕生）先生毕业于长沙师范学院，是黎锦熙和黎锦晖的同窗，曾受聘于黎家的家庭教师。1919年他受聘于大辞典编纂处后，曾与黎锦熙共同编纂《国音分检字》、《<说文>三书及<广韵>注音索引》、《国语四千年来变化潮流图》等专著，并曾起草《增修国音字典》，编辑发行《文字同盟》月刊等。他提倡平民教育和启蒙教育，被兼聘为京师第二蒙养园园长。他擅长民乐演奏，曾被蔡元培聘为北大音乐研究会及附设音乐传习所导师，并在《音乐杂志》、《进德季刊》等刊发多曲目。1972年病逝。他的儿子是著名大提琴教育家。

张洵如（本名张德泽）先生，幼时考入北京大学主办的第二平民夜校师范班，后在东城中学读高中时转学英语。经魏建功介绍后到清室缮后委员会工作，任书记。1927年起在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工作。1929年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任书记员、委托编纂员、特约编纂员等。1947年曾在北京大学先修班任国语指导。1959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档案学研究室工作，后又调至中央档案馆到1971年退休。有趣的是，张洵如先生是一位历史档案学家，业余爱好才是研究语文问题。

孙崇义先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晚些进入大辞典编纂室。自进入北京师大附中后，他与王述达先生同进退，一起在北师大国语专修科任教、进入语言研究所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编纂人、转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书育人至终老，终生致力于中文研究和教学领域。

徐世荣先生在编纂处更是晚辈了，王述达先生是他在北师大附中的老师。他进入编纂处并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长期从事语言教学与研究，特别致力于普通话教学与推广工作，并为此做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著作多偏重于普通话语音方面，通俗易懂，言简意明，联系实际，便于教学普及。他将语音学与教育学、文学相结合，在推广普通话和汉语拼音方案时编写不少广播教材，并亲自播讲，在全国范围内有相当的影响。同时，他在朗读教学方面也建立了一套教学理论，对中小学语文教学很有帮助。他还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的语音教师，参与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音工作，后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任副研究员。

萧杰五（特夫）出身贫苦，早年投身革命，赴法勤工俭学。1924年毕业于北京中法大学，先后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从事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工作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宣传、教学工作。他还曾任里昂中法大学中法两国共产党工人混合委员会书记、第三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翻译、湖南大学经济系教授等职、社会科学院院长。1953年院系调整后，任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等职。他应该是和刘毅（颂鸣）一道负责《中法辞典》的。刘毅为主编，1933年成稿，以中文为主，以法语对照而略注之，供习法文者译华为法之用。

还有几位，我们知之甚少。崔骥（少溪），主编了《方言考》五卷，后来是否去英国读书？王宗鑑（镜亭），北平人，曾校对《刑事诉讼实务》、《民法通议债编总论》、《刑事诉讼实务》等法律专用教材，他是法律专业的吗？那么是否与当时推行法院立案使用标准国语和注音符号有关？罗林章（季斐），1930年7月曾任第四届国语速记讲习所主讲人，其他信息无从知晓。彭望群（心如）与徐一士先生是《国语辞典》从始至终一直参与编纂的人，但没有留下更多信息。孙锐第（叔岩）应该是孙楷第的亲戚吧？更有萧坤（本恒）、李寿明（友琴）、翁秉懿（德辉）、赏嘉滨（阔泉）、赵煜震（善斋）、邱学明（月秋）、索恩锟（玉堂）、远喆笙、陈文光、安文倬、孙培良、陆秀如几人完全消逝在历史长河中。

大辞典编纂处自1928年正式定名成立至1956年归入语言研究所，期间28年时间，经历战乱和政府更迭，这一批语言学家始终如一地辛苦耕耘，只为实现一个目标，就是“谐声增文”。编纂字典辞书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无名无利。然而，当我们今天能够流利使用中文的时候，我们有谁会明白曾经有这样一批人，为我们今天国语标准的制定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2023年10月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