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是中國近代第一個辭書專業機構，該機構由我國近代第一批語言學家組成，在極艱苦的情況下做了大量工作，完成剪錄書報440種，制作卡片250萬張，首次使用統計手法進行選詞，編纂了《國音常用字彙》（1932）、《新部首索引國音字典》（1949）、《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1949）、《國語辭典》（八本版，1945）、《國語辭典》（四本版，1947）、《學文化字典》（1952）、《同音字典》（1956）等，對現代漢語語言的規範和白話文的推行起了關鍵作用。那麽這個機構中都有哪些語言學家？他們在其中的地位和各自的命運是怎樣的呢？

三位做過編纂處總主任的黎錦熙、錢玄同、汪怡先生都是國語運動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他們學識淵博，勇于創新，富有社會責任感，然而他們的學術成就卻因不同原因戛然而止，令人唏噓。

黎錦熙（劭西）先生15歲就考取秀才，他最先提倡“國文科”改“國語科”，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小學取消“讀經”，是“國語研究會”的發起人之一，“國語籌備委員會”的常委。他完成《新著國語文法》，從此國語有了自己的語法；他出版《國語運動史綱》，是國語運動的重要文獻；他主編《國語辭典》等重要典籍，規範了語音語義；他開辦國語講習所，向平民推廣國語；他開辦國語專修科，為光複後的台灣培養國語教員，使國語在台灣得以使用。他和錢玄同等人提出的“減省漢字筆劃”和“漢字羅馬化”方案，是大陸現行漢字和漢語拼音的原型。然而，1949年以後，他除了擔任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政協委員等，卻鮮有學術成就，也許正是他的“君子不黨”原則，使得他在新政權下難以施展，至1978年去世。無論如何，作為國語運動的先行者，他在中國現代語言文字和教育事業上的地位無可替代。

錢玄同先生在國語運動中是絕對的激進派，他率先在《新青年》上以白話文發表文章，在教育部發起或聯合發起多項提案，倡導漢字簡化並主張漢語羅馬字化。錢先生主編的《國音常用字彙》正式把北京音定為了國音標准，並被教育部規定為推行漢字統一讀音的字典。他還主編了《國語辭典》（第一部）。遺憾的是錢先生于1939年在日占區北平因病去世，年僅52歲。這不得不說是國語運動中的一大損失。

汪怡（一廣）是編纂處的一個關鍵人物，他年齡較長，在參與國語運動前就已經在教育和出版界有著豐富的經曆，曆任中學教師、營口商業學校監督、《新中國報》總編和經理、教育部並兼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師範學校講師。1913年，教育部召開讀音統一會，汪先生是會員之一，參與審定了6500多個漢字的標准國音，擬定一套注音字母。1925年，作為“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確定了注音字母一律照北京音拼。作為”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為推廣國語，他不僅和黎錦熙先生一道去全國各地宣傳，還開辦國語講習所，親自講授國音，其所編講義即是後出版的《新著國語發音學》（1924）之基礎，該書成為國語運動中第一部適用的國音課本。汪怡也是劉複發起的“數人會”成員之一，參與議定了國語羅馬字。他還編制了注音符號推廣講義，後付印成書，作為各地講習班的教材使用多年。在抗戰期間，汪怡作為留守北平的人員，維持並主持了編纂處的工作，自籌資金，出版了《國語辭典》（八本版），該版本因包含日語相關內容，烙上了日僞的印記。抗戰後，他淡出國語和教育界，隨長子去台灣生活，自此銷聲匿迹，至1960年去世。汪怡還對速記有著很深的研究，自成一家。他曾主辦“國語速記講習所”，著有《中國新式速記術》（1919）、《汪怡國語速記學》（1931）等專著。

和錢玄同先生相比，劉複、白滌洲和馬廉可謂英年早逝、令人惋惜。

曾在上海中華書局供職的劉複（半農），很早就積極向國內介紹了安徒生、小仲馬、托爾斯泰等西方文學，後在《新青年》上連發文章，被蔡元培破格錄取為北大預科國文教授。隨後他赴英國倫敦大學和法蘭西學院學習研究語音學，撰著了《四聲實驗錄》、《調查中國方音用標音符號表》等語音學專著。他主張語言改革，發起成立“數人會”，經過二十二次討論，擬定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是漢語拼音的基礎。1934年，為完成《四聲新譜》《方音字典》和《中國言地圖》的編寫，劉複冒著酷暑沿平綏鐵路深入綏遠、內蒙一帶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歸熱，後在北平逝世，年僅44歲。

白滌洲（獲舟）被稱為國語運動的實幹家。他家境不好，因一邊求學一邊做事養家至30歲才畢業于北京大學國文系，此後，他先在北京市立師範學校任教務長，後進入北京大學任職。19歲的白滌洲就成為了國語統一籌備會會員，致力于音韻和方言的研究，並擔任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整理部主任、《國語周刊》主編。他的主要論著有《關中方音調查報告》、《〈廣韻〉入聲今讀表》、《〈集韻〉聲類考》、《北音入聲演變考》等。1934年，他在經曆了家中五位至親去世後，仍不辭辛苦地工作，並陪同劉複先生前往西北調查方言，不幸同時染上回歸熱，與劉先生同年去世，年僅34歲。他的去世令好友老舍極為悲痛,一連寫下《記滌洲》、《哭白滌洲》等文祭奠。

馬廉（隅卿）是著名的浙江鄞縣“五馬”之一。“五馬”是五位親兄弟，即馬裕藻（北大國文系教授）、馬衡（北大史學系教授）、馬鑒（燕京大學國文系教授）、馬准（北京大學教授）和馬廉五位教授。馬廉少年時喜讀明末著作，後受王國維和魯迅影響，孜孜不倦地收集、整理、研究古典小說、戲曲、彈詞、鼓詞、寶卷、俚曲等作品，成為著名的小說戲曲研究家。他的稿本如《隅卿雜抄》、《不登大雅文庫書目》等都藏于北京大學圖書館。他又是小說戲曲古籍收藏家，生前經常與錢玄同、劉半農、鄭振铎等學者結伴，到琉璃廠訪書購書。1935年，因患腦溢血，42歲的馬廉在北大講台上溘然長逝，他的5286冊藏書經魏建功、趙萬裏等專家整理，于1937年為北京大學圖書館購藏。

說到功成名就，在編纂處中當屬趙元任和魏建功兩位先生了。

趙元任先生是編纂處名聲最大、最多才多藝的。他學貫東西，在康奈爾大學數學系獲理學學位、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並選修音樂。他先後在康奈爾大學物理系、清華大學物理、數學、心理系任教，他與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一起被稱為清華“四大導師”。他精通音韻學，作為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進行了大量的語言田野調查和民間音樂采風工作。 他創作過著名歌曲，也曾當選為美國語言學學會主席，美國語言學會（LSA）會長、中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美國藝術與科學院（AAAS）院士。1962年，他從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退休後仍擔任加州大學離職教授，1982年病逝于美國家中。他去世前一年還受到中國領導人的接見，並被北京大學授予名譽教授稱號，可謂人生贏家。

與黎錦熙先生相反，魏建功（天行）先生的後半段人生更為精彩。畢業于北京大學並留校任教的他是國語統一籌備會常委，並曾任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主任，他的前半生為國語在台灣的推廣奠定基礎，是台灣國語教育的拓荒者。1949年以後，他任新華辭書社社長，主持了《新華字典》（第一版）的編寫，並參與了《漢語成語小辭典》和《辭源》的修訂編審工作。他還出版過《古音系研究》（1935）等專著作為高校教材使用，並創辦了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魏先生不僅是九三學社社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還是北京市政協委員、人大代表。1980年去世後，在北京大學文學院立有他的銅像，應該算名至實歸了吧。

編纂處成立這年來了四位同年在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的同學，他們同是黎錦熙、錢玄同等幾位前輩的學生，後來則成為編纂處的棟梁。

孫楷第和王重民在各自的領域都堪稱大家，卻都有著沈重的結局。

孫楷第（子書）出生于河北滄州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大學畢業後在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國文系任教，與此同時，他還在北平圖書館任編輯。他飽覽群書，是敦煌學家、古典文學家和戲曲理論家。當年，因編寫辭典等工作需要，孫楷第著手研究通俗小說時便決定建立全新的小說目錄學。他遍訪圖書館、學校及私藏書籍，完成了《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十卷、《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六卷、《大連圖書館所見小說書目》一卷，後又出版《小說旁證》、《滄州集》等。1949年以後，他一直在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工作至1986年去世。除文革期間，他從未停止研究。文革中他的藏書被抄曾使他一度精神失常，而失書是他至死不能釋懷的事情。1986年夏天，北大文學研究所的領導去看望在重病中的孫楷第，當問到他還有什麽未了之事時，他在手心寫了一個“書”字。直到去世，他的萬冊藏書也未達回，他的許多著作仍未整理出版。對于一個一生可以用“讀書”、“寫書”四個字概括的正直知識分子，除此之外還能有什麽遺恨呢？

王重民（有三）是一位目錄學家、敦煌學家、文獻學家，也是中國國家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他曾任保定河北大學和北京輔仁大學國文系講師，後在北平圖書館工作，期間被派往國外，先後在法、英、德、意、美等國著名圖書館刻意搜求流散于國外的珍貴文獻。1939年受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整理館藏中國善本古籍。1947年回國後繼續圖書館的工作並兼任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主持該系圖書館，後創辦北京大學圖書館學專業。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鬥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的《史綱評要》，現在准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為“僞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于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因為他在這方面一言九鼎。然而，王重民的鑒定結果也是僞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先生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他們沒有等到想要的結果，就開始批判王先生。沒想到，王重民竟然步王國維後塵而投頤和園昆明湖自盡。他容不下任何權力對知識和學術的亵渎。

王述達和傅嚴雖默默無聞，也不是平庸之輩，是黎錦熙先生的左膀右臂。

王述達（善愷）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後進入北師大附中任教。在編纂處完成了《群雅及方言總索引》十二卷的督修工作，參與了《國語辭典》等幾乎編纂處所有出版的辭書的編纂工作。王先生也是北京師範大學國文專修科的講師，替台灣培養了一批漢語教師，為台灣普及國語作出了貢獻。1949年以後，王先生進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為《現代漢語詞典》的主要編纂人，後調入河北北京師範學院（即今天的河北師範大學）籌建中文系成為副教授至退休，從未離開中文教育這一行業。

傅嚴（介石）畢業後在天津市立師範學校教書。他出版過《中國文字學綱要》（1933）等書，是1940年中華書局出版的《辭海 甲種》的編輯。和王述達先生一樣，他幾乎參與了編纂處出版的每一部辭書的編纂工作。1949年後，他與王述達等共同參與了《漢語拼音方案（草案）》第一輯的編寫工作，但後來鮮有人了解他的去向。曾有人回憶他受胡風案影響，後被下放到上海浦東一所中學的圖書館工作。

編纂處的蕭家霖、孔凡均先生是鮮有的一對編纂夫妻，他們同是早期國語運動的推行者，終生致力于這個事業。

蕭家霖（迪忱）先生早期在國語羅馬字推廣上作出了突出的貢獻。1929年他擔任《國語羅馬字周刊》的主編，出版了《國語羅馬字入門》一書，主持了1930年7月成立的國語羅馬字促進會，當時會員只有十幾人。作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在參與《國語辭典》編纂工作的同時，他還主編了《民衆辭典》（1932），該書廣搜日常應用諸詞，以北平語為標准，供一般民衆略受教育者之用。蕭先生多次發表專業文章，如《卷舌音研究》、《怎樣連書複音語詞》等。為推廣國語，他擔任了《國語小報》的主編。蕭家霖先生的夫人孔凡均女士，早期隨蕭先生一起參與國語羅馬字的宣傳，發表過相關文章，曾擔任國語羅馬字促進會所辦國語羅馬字講習班第四屆主講人。1949年以後，他們夫婦二人仍攜手合作，成為首版《現代漢語詞典》和《新華字典》的主要編纂人。蕭家霖先生後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至1968年去世。

編纂處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國語辭典》，這部辭典的編纂曆經戰亂，用了十幾年的時間才成書，始終如一從事其編纂工作的徐一士先生是一位傳奇的人。 徐一士，原名徐仁钰，前清進士，曾任法部都事司七品小京官。辛亥革命後，在濟南任上海《民權報》、《中華民報》特約通訊員，又擔任北京《新中國報》通訊員及編輯、《京津時報》、《京報》編輯，先後在《晨報》、《國聞周報》等處任特約撰述，一直從事文史掌故的研究和考證。他是近代掌故大家，他所撰掌故小品，保存了不少珍貴的曆史資料，曾被譽為“晚近掌故史料之巨擘”。徐一士自1928年就職于編纂處後，成為《國語辭典》從始至終的編纂員。同時他還在平民大學新聞系、鹽務專科學校、北京國學補修社、北京國學書院兼課。1958年，經梅蘭芳介紹在北京市文史研究館做館員，至1971年病逝。其兄徐淩霄也是著名的記者和掌故專家，他們合署在《國聞周報》連續發表《淩霄、一士隨筆》達五年之久，但未結集出版，另著有《一士類稿》、《一士談荟》和《負暴閑談·評考》等。1983年5月，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將《一士類稿》和《一士談荟》二書合並重排印行。

編纂處另外一位傳奇的人莫過于王壽康（茀青）先生了，他在海峽兩岸推動了國語運動，是為台灣推行國語做出最大貢獻的人。王先生也是黎錦熙在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他的傳奇在于他曾在北伐和抗戰期間兩度投筆從戎，是個充滿社會責任感的人。他曾任教于北平女子師範大學、北平法商學院，也任職過北平市工務局科長、山東濟南民衆教育館電影院主任等。在擔任北京師範大學國語專修科副教授期間，他奉命赴台灣，並帶去了時任副總編輯的《國語小報》，後任台灣省立師範學院國語專修科主任。1956年，他與梁實秋共創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並任主任，教授外籍學生學習中文，聞名于世。1959年1月，在全台灣語文教育輔導工作演講中中風，自此喪失語言功能，到1975年4月12日辭世。

編纂處成立之初，民國政府正鬧饑荒，不要說這種學術機構，就連大學、政府機關都在欠薪，老師罷課更是家常便飯。因此，編纂處的財政一直是比較艱難的，很多時候他們不得不靠預支版稅來維持。由于這種艱辛，有些職位都只能靠互相舉薦。比如，張蔚瑜以及黎錦熙先生的幾位學生都是黎先生舉薦和培養的。蕭家霖、張洵如等則是魏建功先生力薦的。

張蔚瑜（裕生）先生畢業于長沙師範學院，是黎錦熙和黎錦晖的同窗，曾受聘于黎家的家庭教師。1919年他受聘于大辭典編纂處後，曾與黎錦熙共同編纂《國音分檢字》、《<說文>三書及<廣韻>注音索引》、《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等專著，並曾起草《增修國音字典》，編輯發行《文字同盟》月刊等。他提倡平民教育和啓蒙教育，被兼聘為京師第二蒙養園園長。他擅長民樂演奏，曾被蔡元培聘為北大音樂研究會及附設音樂傳習所導師，並在《音樂雜志》、《進德季刊》等刊發多曲目。1972年病逝。他的兒子是著名大提琴教育家。

張洵如（本名張德澤）先生，幼時考入北京大學主辦的第二平民夜校師範班，後在東城中學讀高中時轉學英語。經魏建功介紹後到清室繕後委員會工作，任書記。1927年起在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工作。1929年在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任書記員、委托編纂員、特約編纂員等。1947年曾在北京大學先修班任國語指導。1959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曆史檔案系檔案學研究室工作，後又調至中央檔案館到1971年退休。有趣的是，張洵如先生是一位曆史檔案學家，業余愛好才是研究語文問題。

孫崇義先生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晚些進入大辭典編纂室。自進入北京師大附中後，他與王述達先生同進退，一起在北師大國語專修科任教、進入語言研究所成為《現代漢語詞典》的主要編纂人、轉入河北北京師範學院教書育人至終老，終生致力于中文研究和教學領域。

徐世榮先生在編纂處更是晚輩了，王述達先生是他在北師大附中的老師。他進入編纂處並在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長期從事語言教學與研究，特別致力于普通話教學與推廣工作，並為此做出了很大貢獻。他的著作多偏重于普通話語音方面，通俗易懂，言簡意明，聯系實際，便于教學普及。他將語音學與教育學、文學相結合，在推廣普通話和漢語拼音方案時編寫不少廣播教材，並親自播講，在全國範圍內有相當的影響。同時，他在朗讀教學方面也建立了一套教學理論，對中小學語文教學很有幫助。他還曾擔任過中國人民大學、北京電影學院、北京廣播學院的語音教師，參與普通話審音委員會審音工作，後在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任副研究員。

蕭傑五（特夫）出身貧苦，早年投身革命，赴法勤工儉學。1924年畢業于北京中法大學，先後在法國裏昂中法大學、莫斯科中山大學、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從事共産黨領導下的革命工作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宣傳、教學工作。他還曾任裏昂中法大學中法兩國共産黨工人混合委員會書記、第三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翻譯、湖南大學經濟系教授等職、社會科學院院長。1953年院系調整後，任武漢大學經濟學系教授等職。他應該是和劉毅（頌鳴）一道負責《中法辭典》的。劉毅為主編，1933年成稿，以中文為主，以法語對照而略注之，供習法文者譯華為法之用。

還有幾位，我們知之甚少。崔骥（少溪），主編了《方言考》五卷，後來是否去英國讀書？王宗鑑（鏡亭），北平人，曾校對《刑事訴訟實務》、《民法通議債編總論》、《刑事訴訟實務》等法律專用教材，他是法律專業的嗎？那麽是否與當時推行法院立案使用標准國語和注音符號有關？羅林章（季斐），1930年7月曾任第四屆國語速記講習所主講人，其他信息無從知曉。彭望群（心如）與徐一士先生是《國語辭典》從始至終一直參與編纂的人，但沒有留下更多信息。孫銳第（叔岩）應該是孫楷第的親戚吧？更有蕭坤（本恒）、李壽明（友琴）、翁秉懿（德輝）、賞嘉濱（闊泉）、趙煜震（善齋）、邱學明（月秋）、索恩锟（玉堂）、遠喆笙、陳文光、安文倬、孫培良、陸秀如幾人完全消逝在曆史長河中。

大辭典編纂處自1928年正式定名成立至1956年歸入語言研究所，期間28年時間，經曆戰亂和政府更叠，這一批語言學家始終如一地辛苦耕耘，只為實現一個目標，就是“諧聲增文”。編纂字典辭書是替他人做嫁衣的事情，無名無利。然而，當我們今天能夠流利使用中文的時候，我們有誰會明白曾經有這樣一批人，為我們今天國語標准的制定付出了一生的努力，他們是不應該被遺忘的。

2023年10月2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