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我们所说的中文，它的标准称谓叫“普通话”，也有人把它叫“国语”，这两种说法有区别吗？潜心研究，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关于“国语”，吕叔湘在1944年为它下的定义有三层含义：首先，相当于中国语，别于外国语，其次，等于标准语，别于其他方言，最后，指小学国语教育的国语，即白话文。

在清朝，国语曾一度是指满语，但其应用范围有限。国语作为一国之语的概念是伴随着国语运动而产生和确立的。十九世纪末，与戊戌变法一同兴起的国语运动最初是为解决识字难问题而围绕切音进行的，自南而北，由卢戆章、王照等发明的几套切音方案均以各地官话为标准，未解决“南北之人相对而不知所云”的问题。

国语运动前，中国人的”文“是统一的，这多少得益于科举制度，但中国人的”言“是天差地别的。那么是“文”重要，还是“言”重要呢？这曾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当时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西方更重视声音，所以依声造字，而中国自古更重视文字，所以多象形字。当声音文化逐渐成为世界的主流，包括演说、辨论、无线电播音等的传播开始深入人心，“声入心通”变得十分重要。因此，国语运动的第二期就以“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为主旨，中文以“文”为核心的教育开始了向以“语”为核心的转变。

1916年，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成立，明确的国语概念出现。1919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隶属于教育部，开启了以政府力量推进国语统一的时代。该会主要成员有张一麐、袁希涛、吴敬恒、黎锦熙、陈懋治、沈颐、李步青、陆基、朱文熊、钱稻孙、钱玄同、胡适、刘复、周作人、马裕藻、赵元任、汪怡、蔡元培、白镇瀛、萧家霖、曾彝进、孙世庆、方毅、沈兼士、黎锦晖、许地山、林语堂、王璞等，这些人就是国语运动的核心。1920年，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国音字典》，使读音统一，这在中华民族是从未有过的。同期，第一部小学及中学国语教科书出版。1932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拟订的《中小学各科课程纲要》刊布，给国语教学定出了标准，并正式改“国文科”为“国语科”。 与此同期，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等的推广、《国音常用字汇》的公布，切实地推动了国语的普及。

在国语统一筹备会存续的三十年间，这一机构联同教育界的同仁坚持不懈，完成了国语标准的制定，并制度化地通过学校课程设置等手段，使国语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官方语言并广泛应用。同时，伴随民族主义兴起，“国语”的概念与“国家”、“国际”、“国民“、”国土“等新兴政治术语关联，也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义，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普通话一般被认为是清末和国语概念一起从日本引入的名词，也被视为国语的同义词，但还是有区别的。比如，胡适认为国语是对普通话的提升。钱玄同认为普通话的界说很模糊很含混。其实，很多学者都认为普通话相当于“蓝青官话”，是南腔北调的。

但是，普通话被左翼文化人赋予了一种新的政治色彩，甚至是打倒国语的武器。这个转向是瞿秋白推动的。他在193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国语作为国定的语言，是一种压迫机制，指定统治民族的语言为国语，使语言成为了压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而普通话则不存在强迫指定之嫌。第二年，瞿秋白又强调普通话是现代化工厂里产生的，是无产阶级的语言，代表了先进性，给普通话赋予了鲜明的阶级性。聂绀弩则认为国语运动代表的是市民阶级，而中国的市民阶级遭到了西方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残余的压迫，这个阶层在中国本来就是畸形儿。此外，鲁迅、胡愈之、魏猛克等左翼人士也都是这一派的拥趸者。

应该说，从语言技术而不是语言政治的角度，国语运动者与左翼文化人的差异并不大。但如果从世界观和历史观角度出发，两者之间就变得不可调和了。主张国语的人更侧重历史的继承性，而左翼文化人注重与新社会形态相关联；国语背后的思想根源呈现更多的自由主义色彩，这与左翼秉持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历史观相距颇远。另外，普通话是方言混杂的自然产物，不像国语那么标准，左翼文化人是反对标准的。其实，左翼质疑国语一词的汉文化色彩是与当时苏联对他们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语和普通话之争中，国语胜出。出于党派之争，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自然会大力支持国语。

1949年，随着中国大陆政府更迭，普通话之说再次被提出。黎锦熙曾以修订国语定义等方式尝试维护国语地位，但既然是不可调和的世界观之争，很多结局其实早已注定了。1955年，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做了《大力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普通话》的报告，提出汉民族共同语是普通话，这里的“普通”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从此，普通话登上了大陆的历史舞台。他强调，教普通话，学普通话，都是为了祖国更进一步的统一和发展，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因此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之后，推广普通话的宣传工作迅速开展，有关政策也陆续发布。注音符号等国语运动的产物也被汉语拼音所代替，从而完成了它在大陆的历史使命。多年来，大陆认为国民政府在语言统一和普及教育上是完全无所作为的。

不难发现，今日所谓普通话与国民政府颁布的国语，在官方的表述中，都被追溯到官话，而”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和”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曾经还饱受当年左翼人士的反对。最终，大陆官方选择普通话之说而废国语说，显然更主要是象征意义。

台湾一直沿用国语的说法。大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曾有学者提出恢复国语称谓，并未掀起太大波澜。今天，随着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和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越来越多的人更接受“国语”这一说法。

参考文献：

《声入心通》 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9年4月）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2011年5月）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