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我們所說的中文，它的標准稱謂叫“普通話”，也有人把它叫“國語”，這兩種說法有區別嗎？潛心研究，呈現在我面前的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

關于“國語”，呂叔湘在1944年為它下的定義有三層含義：首先，相當于中國語，別于外國語，其次，等于標准語，別于其他方言，最後，指小學國語教育的國語，即白話文。

在清朝，國語曾一度是指滿語，但其應用範圍有限。國語作為一國之語的概念是伴隨著國語運動而産生和確立的。十九世紀末，與戊戌變法一同興起的國語運動最初是為解決識字難問題而圍繞切音進行的，自南而北，由盧戆章、王照等發明的幾套切音方案均以各地官話為標准，未解決“南北之人相對而不知所雲”的問題。

國語運動前，中國人的”文“是統一的，這多少得益于科舉制度，但中國人的”言“是天差地別的。那麽是“文”重要，還是“言”重要呢？這曾引起了不小的爭論。當時的大多數學者認為西方更重視聲音，所以依聲造字，而中國自古更重視文字，所以多象形字。當聲音文化逐漸成為世界的主流，包括演說、辨論、無線電播音等的傳播開始深入人心，“聲入心通”變得十分重要。因此，國語運動的第二期就以“言文一致”、“國語統一”為主旨，中文以“文”為核心的教育開始了向以“語”為核心的轉變。

1916年，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成立，明確的國語概念出現。1919年，國語統一籌備會成立，隸屬于教育部，開啓了以政府力量推進國語統一的時代。該會主要成員有張一麐、袁希濤、吳敬恒、黎錦熙、陳懋治、沈頤、李步青、陸基、朱文熊、錢稻孫、錢玄同、胡適、劉複、周作人、馬裕藻、趙元任、汪怡、蔡元培、白鎮瀛、蕭家霖、曾彜進、孫世慶、方毅、沈兼士、黎錦晖、許地山、林語堂、王璞等，這些人就是國語運動的核心。1920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公布《國音字典》，使讀音統一，這在中華民族是從未有過的。同期，第一部小學及中學國語教科書出版。1932年全國教育聯合會擬訂的《中小學各科課程綱要》刊布，給國語教學定出了標准，並正式改“國文科”為“國語科”。 與此同期，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等的推廣、《國音常用字彙》的公布，切實地推動了國語的普及。

在國語統一籌備會存續的三十年間，這一機構聯同教育界的同仁堅持不懈，完成了國語標准的制定，並制度化地通過學校課程設置等手段，使國語逐漸成為中華民族的官方語言並廣泛應用。同時，伴隨民族主義興起，“國語”的概念與“國家”、“國際”、“國民“、”國土“等新興政治術語關聯，也被賦予了特殊的政治意義，得到了國民政府的大力支持。

普通話一般被認為是清末和國語概念一起從日本引入的名詞，也被視為國語的同義詞，但還是有區別的。比如，胡適認為國語是對普通話的提升。錢玄同認為普通話的界說很模糊很含混。其實，很多學者都認為普通話相當于“藍青官話”，是南腔北調的。

但是，普通話被左翼文化人賦予了一種新的政治色彩，甚至是打倒國語的武器。這個轉向是瞿秋白推動的。他在1931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國語作為國定的語言，是一種壓迫機制，指定統治民族的語言為國語，使語言成為了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而普通話則不存在強迫指定之嫌。第二年，瞿秋白又強調普通話是現代化工廠裏産生的，是無産階級的語言，代表了先進性，給普通話賦予了鮮明的階級性。聶绀弩則認為國語運動代表的是市民階級，而中國的市民階級遭到了西方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殘余的壓迫，這個階層在中國本來就是畸形兒。此外，魯迅、胡愈之、魏猛克等左翼人士也都是這一派的擁趸者。

應該說，從語言技術而不是語言政治的角度，國語運動者與左翼文化人的差異並不大。但如果從世界觀和曆史觀角度出發，兩者之間就變得不可調和了。主張國語的人更側重曆史的繼承性，而左翼文化人注重與新社會形態相關聯；國語背後的思想根源呈現更多的自由主義色彩，這與左翼秉持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和曆史觀相距頗遠。另外，普通話是方言混雜的自然産物，不像國語那麽標准，左翼文化人是反對標准的。其實，左翼質疑國語一詞的漢文化色彩是與當時蘇聯對他們的影響密不可分的。

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國語和普通話之爭中，國語勝出。出于黨派之爭，當時的執政黨國民黨自然會大力支持國語。

1949年，隨著中國大陸政府更叠，普通話之說再次被提出。黎錦熙曾以修訂國語定義等方式嘗試維護國語地位，但既然是不可調和的世界觀之爭，很多結局其實早已注定了。1955年，時任教育部長張奚若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做了《大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標准的普通話》的報告，提出漢民族共同語是普通話，這裏的“普通”是普遍、共通的意思，而不是平常、普普通通的意思。從此，普通話登上了大陸的曆史舞台。他強調，教普通話，學普通話，都是為了祖國更進一步的統一和發展，為了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偉大的事業，因此是一個嚴肅的政治任務。之後，推廣普通話的宣傳工作迅速開展，有關政策也陸續發布。注音符號等國語運動的産物也被漢語拼音所代替，從而完成了它在大陸的曆史使命。多年來，大陸認為國民政府在語言統一和普及教育上是完全無所作為的。

不難發現，今日所謂普通話與國民政府頒布的國語，在官方的表述中，都被追溯到官話，而”以北京語音為標准音“和”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曾經還飽受當年左翼人士的反對。最終，大陸官方選擇普通話之說而廢國語說，顯然更主要是象征意義。

台灣一直沿用國語的說法。大陸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也曾有學者提出恢複國語稱謂，並未掀起太大波瀾。今天，隨著大陸與台灣的文化交流和對曆史的重新審視，越來越多的人更接受“國語”這一說法。

參考文獻：

《聲入心通》 王東傑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2019年4月）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2011年5月）

2024年2月29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