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的捍卫者黎锦熙
作者：王昀
——国语运动人物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黎锦熙在家中)
国语运动基本就是中国现代语文改革的同义语，涵盖语言、文字、文体等各层次。黎锦熙是国语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86岁时写对联云：“已拼生涯，豁出去了；何嫌毁誉，满不在乎“，说的就是他对国语运动的感慨。黎先生一生有专著150余种（已出版90余种），文章570多篇（已发表460多篇），他的主要贡献集中于教科书及辞书编纂、汉语语法研究等，无一不是围绕国语的探索、坚守、普及和发展，是名副其实的国语捍卫者。
1915年，在教育部任职的黎锦熙不安于抄古碑、读佛经打发时间，开始和同事们一起谈汉学，谈语言文字，谈中国的语言统一和白话文，这中间就有同事周树人、陈懋治、陆基、董瑞椿等。大家深感彼时的民智赶不上共和国体，欲借最高教育机关的权力，在教育上谋求改革，并把问题集中于文字问题。于是各自做文章，主张“言文一致“、”国语统一“，并请教育长改”国文科“为”国语科“。黎先生在《教育之根本问题》中写道：”大多数国民以不通文义之故，于国家政治绝无所知。。。然共和回复之后，不图其本，一任大多数之国民聋盲如故，则‘民意’二字，又将为少数人所僭夺，真正之共和政治，亦终不可得而见，此其机栝，悉在义务教育之四年间，悉在此四年间所学之本国文字能应用与否而已。“ 这些文章发表后，有林纾、胡玉缙等人坚决反对，他们与黎锦熙、彭清鹏往返辩驳的文章共有十来篇，登在《北京日报》上。结果各省来信二百余纷纷支持黎锦熙一方，并派代表一起推动成立了“国语研究会”，连身在美国的胡适也来信要求入会。
虽然学者们认为国语运动应上溯到十九世纪末的清季，而“国语研究会”的成立才第一次正式推出“国语”一词，将中文教育由书面的国文延展到日常的国语，以语为主导、言文一致的新语文教育从此成为主流。到1920年，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已达到一万二千人。随着白话文、注音字母、新式标点开始在《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粉墨登场，文字的解放释放出思想的解放，开启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
根据国语研究会“进行计划书”的要求，黎锦熙随后积极推进成立了“国语统一筹备会”并任常委。这一机构隶属于教育部，上纂读音统一会已坠之统，中循《教育部管职》中“掌管读音统一事项”之规，下则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任匡辅宣传之职，在其存续的三十年里，完成了以下工作：公布注音字母并予以修订；公布《国音字典》及《校改国音字典》，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确定汉字读音统一标准；推进学校系统改革，改国文科为国语科，推广白话文；成立国语辞典编纂处，完成几部重要辞书的编纂，为语文教学和普及教育提供重要工具；建立各地国语视察指导和奖惩制度；成功试用国音电报；各地开办讲习所，培训国语专业人才等。
正式公布的注音字母本是读音统一会在审定字音时临时使用的“记音字母“，由章炳麟创制，马裕藻、朱希祖等提议使用，并非黎锦熙发明的，但黎先生为推广注音字母，可谓费尽心思。当时许多人觉得学习注音字母比较麻烦，不愿意教习。黎先生则苦口婆心地告黎先生则苦口婆心地告诉大家，当知道字母的人依着注音可以读书报，实现了‘声入心通’，是极经济的一种神法。令人没想到的是，在推行注音汉字的小学教科书时，上海的出版界率先提出抗议。不仅书商，就连全国的报馆以及国家公共机关，要在印刷品里采用注音符号，没有不感到物质上困难的。原因一是要刻制新字模增加很多成本，二是印刷篇幅增加引起货值增加。黎先生深刻感到推广不仅是宣传，还要解决实际物质上的问题。就此，他一方面亲自拟定横版和直版带注音符号的字体，另一方面提出由政府出资铸造字模。问题又来了，中国汉字上万，做多少字合适呢？于是，黎先生又牵头与十几位专家以表决方式，从五万多字中选出5787个常用字，确定常用字表，最终促成了字模铸造之事。
确定国音的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最著名的是持续三年的“京国之争”。事情起因是《国音字典》初版公布，南京高师的张士一写了一本《国语统一问题》，主张连注音字母带国音都要根本改造。争来争去，黎锦熙发现了问题症结在于声调上，他在《京音入声字谱》（1923年）叙言中说：“声调乃是字音之魂，字调一乱，全局皆乱。由于各用各的乡调，把国语闹成不南不北，也南也北的‘蓝青官话’，听起来谁都觉得古里古怪，十分难受。”后来废止了国音中的入声，把五声改为四声，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随后，黎锦熙等十七人被指定为《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重新进行正音。
反对小学读经，在中小学推广白话文教学，是黎锦熙最早提出的，也是遇到阻力最大的。前有林纾、胡玉缙这样的古文坚守者，后有章士钊这等要求恢复小学读经的官员，加之军阀混战，各地各有打算，而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教育部更是屡屡欠薪不作为。国语推行没两年，奉天教育局就禁止使用语体文，不许传习注音字母；东南联军司令孙传芳因直奉合作而雅募高风，兴复礼乐；湖北省长也下令恢复“存古书院”。这边，无锡公民联名请愿禁止男女合校，那边山东小学也开始严禁白话文。。。复古、打仗、闹穷使得国语运动举步维艰。
为坚守初衷，黎锦熙等人一方面以各种提案方式努力推进教育部相关政令的公布，如《修正小学国语课程纲要案》（1923年）等，明确中小学教学标准，另一方面与同仁推进相关教科书的编审。黎先生擅长编写教材，他在湖南“宏文图书编译社”时就把古白话小说《西游记》等编入国文教材，实属创举却获得成功。在他任教育部“图书编审委员会” 甲部（文科）主任期间，中小学教材发生了大的改观，出现儿歌、童话、民谣之类的作品。黎锦熙与弟弟黎锦晖所编《新教材教科书 小学国语课本》尤为出名。当时中华书局为了争取这套教材的出版权，特聘请黎氏兄弟加盟了中华书局。黎先生最传奇的一个经历是，苏浙皖三省师范小学在无锡开联合大会时，他发动学校当众焚毁初小文言文教科书，很具震撼性。后来他在晚年回忆此事，觉得自己当初的“焚书‘也是太过年轻气盛了。钱玄同曾说：“民国六年有两杆大旗举起来，一是胡适、陈独秀倡导的文学革命，一是黎锦熙、黎锦晖等主张小学用国语教科书。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隶属于国语统一筹备会，由黎锦熙和钱玄同任总主任。该机构成立之初是以中海原总统府为办公地点的，可见其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它是中国第一个辞书机构，创造了诸多奇迹。它以为数不多的成员，在五年内剪录书报440种、卡片近350万张，这在当时可与《牛津英语大辞典》相媲美。编纂过程中，他们采用统计学原理，使选字排列等更加科学。历经战乱和政府更迭，编纂处的人员始终坚守，完成了《国音常用字汇》、《国音字典》、《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国语辞典》4卷本、《增注中华新韵》、《学文化字典》、《同音字典》、《汉语词典》等重要辞书，这些长期以来成为国语标准的工具书。与此同时，编纂处在搜集整理材料的过程中，还完成了“副产品”几十种，都是语言文字方面的专著和典籍，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专业的辞书编纂人才。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局势骤紧，黎锦熙在回乡期间在湘潭城北郊湖头岭建起了三层的榆庐，以备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南迁之用。他在五言诗《回湘潭》中提及此事——“迁校拟南岳，移馆定中湘“，可见，他视编纂处的工作如同自家的事情一样重要。
我国语言界有一个共识：“文法之学肇自《文通》，语法之学建于黎翁。”黎锦熙被誉为“中国现代汉语语法鼻祖”，他的《新著国语文法》，第一次系统性地揭示出白话文内在的语法规律，并率先纳入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的课程，在课堂上进行讲授。
为与复古思想抗争，黎锦熙与钱玄同以私人名义组织出版《国语周刊》，与章士钊创办的《甲寅》相对抗，直到胜利。其实黎先生与章士钊既是同乡也是好友，但在学术问题上却据理力争。在传播国语的过程中，黎先生组织在全国各地开办讲习所，他不仅亲自前往各地考察讲习情况，还亲自授课、物色教员。包括黎先生在内的数人会几个成员发明了国语罗马字，这是一种全新的国语文字。他们带头在通信及各种场合上使用这种文字，并各自用该文字出版报刊书籍。
抗战期间，黎锦熙与吴稚晖等发起成立“全国国语教育协会“，提出国语教育的四大根本方针：”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利用国音注音符号，以补助汉字之教学“，”利用方音注音符号，以推动国民教育及边胞教育之进行“。北师大迁往西北后，他在上课之余，还主持了南郑版《国语周刊》和兰州版《国语周刊》的出版工作。抗战后期，黎先生在西北创办了国语专修科，用以培养专门输送到台湾的国语教学人才。台湾光复后，由北平师范大学等培养的100多位国语专修科毕业生相继赴台，成为台湾普及国语和国语教学的中坚力量。1983年，台湾著名教授梁容若先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曾对老师黎锦熙有这样一段评价：“他没有非英才不教的架子，他以能教浅人、编浅书为能事。他把学术看作为群众服务的本事。。。“台湾特为黎锦熙立下铜像。
黎锦熙长期以国语运动的官方发言人身份出现，为国语站台，与反对国语的人抗争。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人士提出了以汉字拉丁化为目标的拉丁化汉字运动，反对以北京话为基准来统一国语，认为这是要消灭方言，是一种语言上的“中央集权”。黎先生批评左翼人士对国语运动的误解，表示以“北方方言为标准语“和左翼的“让各种方言慢慢融化而成一种统一的语言“并不矛盾，而左翼提出的是一种”公“却不能”用“的语言，简直太落伍了。随后，他专门写了一篇《国语“不”统一主义》先后在北平《文化与教育》旬刊和《国语周刊》上登载，该文章只是重申了国语运动大会的宗旨，表明“国语统一主义”为的是全民族精神团结，而“国语不统一主义”为的是各地方特性之利导，其根本就是”国语要人人能够说，却不是人人必须说“。针对左翼对白话文提出的异议，以及他们提出的“大众语”概念，黎先生让大辞典编纂处的王述达纂了一通“大众”的长编资料，并据此发表多篇文章，表明“大众语”的表达与“国语”、“白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以回击左翼人士，维护国语地位。
推崇中庸之道的黎锦熙，为响应批评之声，曾经不断修改其对国语的定义，希望通过兼容并蓄、可伸可缩的方式，满足不同人群对“国语”的理解和要求。为应对左翼人士认为国语概念的排外，黎先生将其国语最广义的定义界定为“本国领土全境各种语文”，这把属于本国的异族语（蒙、回、藏语）和受过汉文影响的他国语（朝鲜、日本语）也算在内了。1948年，他又把国语最广义的范围定为“以本国领土全境各种语文为范围。凡在境内的居民属于本国国籍的，本国侨居国外的，所操语言都算国语“。1949年8月在“中国文字改革协进会”上，黎锦熙强调，有些人对于国语发生了误解，把国语这个名词的界说限制在“国语统一”上，实际上国语这个词和国旗、国徽、国歌一样，内容可变而名称不可变。他试图以审时度势的变通方式来维护“国语”这一名称。
由于国语运动是在国民政府主持下进行的，在维护“国语”这一问题上，黎锦熙无疑被认为站在国民党一方。当中国发生政权更迭时，黎先生主动给吴玉章写信，表示愿意一起协同来搞新文字，摒弃了他对拉丁化汉字的看法。其实，黎先生想维护的只是当初他起草的《全国国语运动大会宣言》中的两大宗旨，即“国语统一”和“国语普及”。然而，随着政治风向的改变，国语一词终被普通话所替代，国语运动的作用在中国大陆被弱化。时任教育部长的张奚若表示“普通话“才是”官话“的正宗嫡传，他也指出，国民政府时期的国语运动虽在汉语规范化的进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成就不大。黎锦熙就此离开了这个舞台的聚光灯，变得销声匿迹了。实际上，他仍在发挥自己的余热，只是不再站在舞台中央了。1949年，北师大中文系几个同学在学习了国内外拉丁化拼音运动的历史文献后，组织成立了“新文字学习会“，研究创造新文字。黎锦熙受邀担任了学会的名誉主席并在成立大会上讲话，对学会的研究方向予以支持和肯定，还特安排了他的助手徐世荣、王述达、傅介石、孙崇义四位先生每周为学会的同学讲课，让同学们兴奋不已。1955年，在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汉语拼音委员会提交大会讨论的四种汉字笔画式拼音方案中，有一种就是黎先生亲自拟定的。他仍孜孜不倦地努力在这项工作上。
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里也曾指出：“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人制定‘国语罗马字’的功劳是不能不承认的。“真正研究这段历史和中国语言学的人们十分清楚，今天的普通话仍是国语运动的产物，而汉语拼音也无非是国语罗马字的变种，国语运动的历史意义和黎锦熙等人的贡献是不可能被磨灭的。正如人们在黎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活动时所赞颂的，他对中国语言文字上的功绩是“漫道正名千载业，且开识字万家盲。”
黎锦熙何以成为国语运动的一员主将？1890年，黎锦熙出生于湖南湘潭县晓霞乡石潭坝菱角村长塘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他是被称为“黎氏八骏”的长子，他们兄弟八人均是科学界的杰出人才。黎锦熙的父亲黎松庵先生堪称一位乡贤，热衷公益，在家中办起家塾，专供本家及周边子弟读书。辛亥革命后，黎老先生率先把家塾改为学堂，开设了中西合璧的课程，如算术、格致、博物和音乐、美术、体育等。他家的北厢房诵芬楼是藏书楼，也是湘潭文人墨客聚会谈天、吟诗作画的地方。所以，黎锦熙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并且学会与文人圈子打交道。勤奋好学的他15岁时和父亲同时考中秀才，随后以实业救国为方向，就读于北京铁路学校专修科。回家乡后他做过教员和编辑。袁世凯称帝时，他和友人以监督国民政府为己任开始办报。他惊世骇俗的第一件事是在编写教材时把白话小说《西游记》等编入教材，从而引起教育部的关注，进入了北京教育界。黎先生长期在教育部相关部门担任公职，有良好的人脉并能借助行政力量推动他的主张。当然，作为国语运动的领导者，他深厚的文字功底、执着的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心更是他的源动力。说到黎先生的执着，他自12岁时开始写日记，从未间断，这些日记是珍贵的史料，目前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虽然在共产党执政的几十年里，他很难发挥出自己的力量，但即使在去世当天，他仍然为正在召开的北京地区语言规划会议整理书面发言稿。
如果说到黎锦熙在鼎盛时期的影响，就不得不说说他1930年5月在北京为自己父母过六十大寿了。那天，胡适、周作人、钱玄同、赵元任、刘半农、魏建功、顾颉刚、沈从文、齐白石等都来拜寿，把饭庄的老板吓慌了，北平城的大学知名教授差不多来了一半，可见黎锦熙在当时的号召力之大。黎先生的《国语运动史纲》详尽记录了国语运动的过程，讲述其宗旨，并推广国语运动主张。这部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指定为国语讲习培训用书，也被后人认为是国语运动“正史”。
(黎锦熙与夫人贺澹江及小女儿黎泽渝)
参考文献：
《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黎锦熙传》 康化夷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声入心通》王东杰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黎锦熙诞辰120周年纪念暨学术思想研讨会论文集》 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