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的默默奉献者汪怡
作者：王昀
——国语运动人物之四
(在北师大任教的汪怡)
从网络上看，汪怡先生的名气都集中在他发明的速记学上。中国的速记始于1896年蔡锡勇发表的《传音快字》、沈学发表的《盛世元音》和力捷三发表的《闽腔快字》。五四运动以后，许多爱国学者群起研究，陆续发表了各种不同方案的速记，约有百余种，比较有影响的只有四种，“汪氏速记”就是其中一种。汪怡于 1919 年发表了《中国新式速记术》（第一式），1928 年又修订出版了《中国最新速记术》（第二式），1931 年再加修订，又出版了《汪怡国语速记学》（第三式），到 1936 年进一步简化，又出版了《汪怡简式速记》（第四式）。第二式发表后，汪怡本人就到各大学和职业学校讲授，1931 年更创立国语速记传习所在北京推广，培养了一批速记人才，在北方影响较大。晚年时期，汪怡赴台养病，仍继续研究速记，在台湾发表了《汪怡速记第五式》。
汪怡速记当年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可以从一件小事上看出来。1946年，延安的一位教速记的老师叫郭腾云曾随周恩来、叶剑英在北平参加过军调处会谈的速记记录工作。非常巧合的是会谈三方——中共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张治中、美国的马歇尔——都带有速记员，而更加巧合的是这三方速记员使用的都是汪怡先生创制的“汪氏速记”。
1951年10月10日，汪怡先生在《国语日报》上发表了《我研究速记的经过》一文，自述他14岁那年学会了旧音韵学上的“空谷传声”，便有志研究速记，到1951年发表该文时刚60年，当时他已经74岁了。他说：“60年花甲一周，或称一世，经过一世研究速记，却不过有这点成就，好像太没出息；可是这一点仅有的成就，又似乎总得把它记述一下才好。”他研究速记贡献巨大，却如此谦逊，正是汪怡人格的写照。
(汪式速记)
汪怡（1875-1960年），字一庵，浙江杭州人，早年毕业于两湖书院，曾任中学教师和东北营口商业学校监督（即校长），民国初年在《新中国报》先后任总编、经理，后在教育部任职并兼任北京师范大学等的讲师。他是“读音统一会”会员和“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音普通辞典组主任、多种辞书的主要编纂人、中国现代语言学家，而速写只不过是他研究语言学的一个副产品。
汪怡的父亲汪赞卿（廷襄）同样是活跃于地方的新型知识人，他30岁时留学日本明治大学，辛亥革命成功后，担任孙中山临时总统府秘书，其后被推选为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调查科长。1898年，他与裘廷梁等人在无锡创建了白话学会，意在“使商农工及书塾子弟都能略知中外古今之事及西政西学，以广开民智”。他们同时创办了《无锡白话报》（后易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是近代中国第三张白话报纸。由此看来，汪怡无论是办报纸还是成为国语运动的推动者，无疑不是受到父亲的影响。
汪怡国语功底深厚，擅长书法和诗作，尤其精通音韵学。他参与了1913年“读音统一会”审定6500个汉字标准国音和拟定注音字母的过程。他主张以纯粹的北京音作为标准音，最终得以通过后，又被指定成为“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的委员，重新审定国音。在这个中国汉字第一次统一标准的过程中，他是全程的参与者，也是标准的制定者。此后，他和黎锦熙一道在全国举办讲席所，推广注音字母和国音。当时使用的教材《新著国语发音学》（1924年）就是以他所编的讲义为基础编制的，成为国语运动中第一部适用的国音课本。汪怡也是刘半农发起成立的“数人会”的成员，他们几人一年开了22次会就完成了《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最终被大学院（即当时的教育部）正式向全国公布。
在语言学上，汪怡最重要的成果是《国语辞典》。林语堂在《国语的宝藏》里是这么写道：“这部辞典，名为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所編，實際上負起責任的是汪一庵先生（民前三十四年至民國四十九年）。這個人是功成不居的，所以特別可以佩服。他為人溫柔忠厚，不求聞達。自從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四年，十五年中，埋頭靜心苦幹（第一冊民國二十六年出版，至三十四年第四冊出版，完成巨著）。我在民國十四、五年間羅馬國語字開會時認識他。平時有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在座。他在開會時，也不大發言，是矜重老成一派。關於汪先生的一生工作，辭典外，還有速記術及詩詞等，梁容若先生有文，刊於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一期，可以參考。此外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出版，四十七年臺第一版的《國音字典》，補《國音常用字彙》之不逮，也值得提出。”
黎锦熙在《国语辞典》（四本版）出版的序中也明确“始终主持这部《国语辞典》的工作者为汪一庵先生”。从1943年汪怡为《国语辞典》（八本版）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到这部辞典的身世：该书的编纂始于1931年，“惟设计虽甚高远，而处中迄无专款，仅于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经费中月支补助费数百元，以供开支，材料蒐集忆感困难，编辑工作，尤苦难于进行时编纂处另设四特股，其中一股所拟编者为《国音普通辞典》，此即本书之前身。”由于经费无着，汪怡与商务印书馆商定版权共有契约，预支版税三千余元得以着手编纂。1935年，由于国民政府经费紧张，连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经费也未列入预算，编纂处的工作简直无望。后国语统一筹备会改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另行拨款，并把《国音普通辞典》更名为《国语辞典》作为编纂处主要工作推进。1937年，《国语辞典》第一册试印出版，不久北平沦陷。伪政府将编纂处更名为“中国辞典编纂处”并任命汪怡为主任。1939年秋《国语辞典》（八本版）完成编纂。由于注音字母等制作字模和排版困难，加之商务印书馆总馆被日军炸毁后元气大伤，至1943年才得以垫资印刷出版。汪怡对该书的定位是“本书之编辑，固欲为国语之统一，民众之识字，学生之自修，一般之检查，作一新贡献。” 遗憾的是，汪怡和在日伪时期坚守北平的编纂员们不辞辛苦，顶着各种压力完成的《国语辞典》（八本版），由于加入大量日本泊来的词汇而烙上了耻辱的烙印，但它依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抗战胜利后，黎锦熙回到北京，并于1949年正式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名义出版了《国语辞典》（四本版），这项工作划上了句号。可惜，此时的汪怡已远离北平。《国语辞典》是国语运动的一个里程碑，成为海峡两岸华人学习国语和编写新辞书的标准。
在大辞典编纂处，汪怡是最年长的，所以被称为“汪老爷”。他不仅是音韵学的专家，更能借助其在教育部和出版界的人脉来推进各项工作。当简体字倍受争议而被搁置时，他与黎锦熙共同前往南京政府去作说客，经过几天争论，最终通过了324字方案。汪怡的温文尔雅是人所共知的，他喜欢喝茶。一段时间，他是北平中央公园长美轩的常客，几乎每天都会来一趟，故而有了自己固定的位子。他喜欢穿着中式服装，很自然地在自己的位子上落坐。当然，他也会带其他人来，多半是开个学术会议或招待官员。
抗战结束后，年迈的汪怡因为就任过伪职而倍受争议。他与长子汪公立远赴台湾疗养，从此消失在学界的视线中。晚年的汪怡在台湾与甲骨文泰斗董作宾同巷居住，因崇拜董作宾的学识，借其提供的甲骨文字，撰写联语一百八十二副、詩九十一首，詞七十七首，於1950年完成《集契集》，并为该书作序。应该说，以甲骨文成为楹联诗词，其内容最多的就是这本《集契集》。1960年10月，《集契集》发表在《中国文字》第一期上。
1976年，日本人欧阳可亮据原本重新书写，以欧阳可亮、董作宾、汪怡的名义由日本春秋书院出版《集契集》。董作宾与汪怡的原《集契集》于1978年10月由严一萍在艺文出版社出版，“以餉愛好甲骨書法之士，並為汪董兩先生作紀念也”。晚年的汪怡在他的爱好中安然渡过，似乎没人记得他曾为国语运动做出了怎样的贡献，这也许就是最真实的汪怡。
(抗战时期汪怡与编纂处主要工作人员（从左至右：徐世荣、孙崇义、汪怡、王述达、何梅岑）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 《中国现代语言学家》编写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 杨天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语辞典》（八本版） 中国辞典编纂处 商务印书馆
《国语辞典》（四本版）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