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的默默奉獻者汪怡
作者：王昀
——國語運動人物之四
(在北師大任教的汪怡)
從網絡上看，汪怡先生的名氣都集中在他發明的速記學上。中國的速記始于1896年蔡錫勇發表的《傳音快字》、沈學發表的《盛世元音》和力捷三發表的《閩腔快字》。五四運動以後，許多愛國學者群起研究，陸續發表了各種不同方案的速記，約有百余種，比較有影響的只有四種，“汪氏速記”就是其中一種。汪怡于 1919 年發表了《中國新式速記術》（第一式），1928 年又修訂出版了《中國最新速記術》（第二式），1931 年再加修訂，又出版了《汪怡國語速記學》（第三式），到 1936 年進一步簡化，又出版了《汪怡簡式速記》（第四式）。第二式發表後，汪怡本人就到各大學和職業學校講授，1931 年更創立國語速記傳習所在北京推廣，培養了一批速記人才，在北方影響較大。晚年時期，汪怡赴台養病，仍繼續研究速記，在台灣發表了《汪怡速記第五式》。
汪怡速記當年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可以從一件小事上看出來。1946年，延安的一位教速記的老師叫郭騰雲曾隨周恩來、葉劍英在北平參加過軍調處會談的速記記錄工作。非常巧合的是會談三方——中共的周恩來、國民黨的張治中、美國的馬歇爾——都帶有速記員，而更加巧合的是這三方速記員使用的都是汪怡先生創制的“汪氏速記”。
(汪式速記)
1951年10月10日，汪怡先生在《國語日報》上發表了《我研究速記的經過》一文，自述他14歲那年學會了舊音韻學上的“空谷傳聲”，便有志研究速記，到1951年發表該文時剛60年，當時他已經74歲了。他說：“60年花甲一周，或稱一世，經過一世研究速記，卻不過有這點成就，好像太沒出息；可是這一點僅有的成就，又似乎總得把它記述一下才好。”他研究速記貢獻巨大，卻如此謙遜，正是汪怡人格的寫照。
汪怡（1875-1960年），字一庵，浙江杭州人，早年畢業于兩湖書院，曾任中學教師和東北營口商業學校監督（即校長），民國初年在《新中國報》先後任總編、經理，後在教育部任職並兼任北京師範大學等的講師。他是“讀音統一會”會員和“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常務委員、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音普通辭典組主任、多種辭書的主要編纂人、中國現代語言學家，而速寫只不過是他研究語言學的一個副産品。
汪怡的父親汪贊卿（廷襄）同樣是活躍于地方的新型知識人，他30歲時留學日本明治大學，辛亥革命成功後，擔任孫中山臨時總統府秘書，其後被推選為北京交通部路政司調查科長。1898年，他與裘廷梁等人在無錫創建了白話學會，意在“使商農工及書塾子弟都能略知中外古今之事及西政西學，以廣開民智”。他們同時創辦了《無錫白話報》（後易名為《中國官音白話報》），是近代中國第三張白話報紙。由此看來，汪怡無論是辦報紙還是成為國語運動的推動者，無疑不是受到父親的影響。
汪怡國語功底深厚，擅長書法和詩作，尤其精通音韻學。他參與了1913年“讀音統一會”審定6500個漢字標准國音和擬定注音字母的過程。他主張以純粹的北京音作為標准音，最終得以通過後，又被指定成為“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的委員，重新審定國音。在這個中國漢字第一次統一標准的過程中，他是全程的參與者，也是標准的制定者。此後，他和黎錦熙一道在全國舉辦講席所，推廣注音字母和國音。當時使用的教材《新著國語發音學》（1924年）就是以他所編的講義為基礎編制的，成為國語運動中第一部適用的國音課本。汪怡也是劉半農發起成立的“數人會”的成員，他們幾人一年開了22次會就完成了《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最終被大學院（即當時的教育部）正式向全國公布。
在語言學上，汪怡最重要的成果是《國語辭典》。林語堂在《國語的寶藏》裏是這麽寫道：“這部辭典，名為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所編，實際上負起責任的是汪一庵先生（民前三十四年至民國四十九年）。這個人是功成不居的，所以特別可以佩服。他為人溫柔忠厚，不求聞達。自從民國二十年至三十四年，十五年中，埋頭靜心苦幹（第一冊民國二十六年出版，至三十四年第四冊出版，完成巨著）。我在民國十四、五年間羅馬國語字開會時認識他。平時有趙元任、錢玄同、黎錦熙在座。他在開會時，也不大發言，是矜重老成一派。關於汪先生的一生工作，辭典外，還有速記術及詩詞等，梁容若先生有文，刊於傳記文學第四卷第一期，可以參考。此外民國三十六年上海出版，四十七年臺第一版的《國音字典》，補《國音常用字彙》之不逮，也值得提出。”
黎錦熙在《國語辭典》（四本版）出版的序中也明確“始終主持這部《國語辭典》的工作者為汪一庵先生”。從1943年汪怡為《國語辭典》（八本版）所作的序中，可以看到這部辭典的身世：該書的編纂始于1931年，“惟設計雖甚高遠，而處中迄無專款，僅于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經費中月支補助費數百元，以供開支，材料蒐集憶感困難，編輯工作，尤苦難于進行時編纂處另設四特股，其中一股所擬編者為《國音普通辭典》，此即本書之前身。”由于經費無著，汪怡與商務印書館商定版權共有契約，預支版稅三千余元得以著手編纂。1935年，由于國民政府經費緊張，連國語統一籌備會的經費也未列入預算，編纂處的工作簡直無望。後國語統一籌備會改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另行撥款，並把《國音普通辭典》更名為《國語辭典》作為編纂處主要工作推進。1937年，《國語辭典》第一冊試印出版，不久北平淪陷。僞政府將編纂處更名為“中國辭典編纂處”並任命汪怡為主任。1939年秋《國語辭典》（八本版）完成編纂。由于注音字母等制作字模和排版困難，加之商務印書館總館被日軍炸毀後元氣大傷，至1943年才得以墊資印刷出版。汪怡對該書的定位是“本書之編輯，固欲為國語之統一，民衆之識字，學生之自修，一般之檢查，作一新貢獻。” 遺憾的是，汪怡和在日僞時期堅守北平的編纂員們不辭辛苦，頂著各種壓力完成的《國語辭典》（八本版），由于加入大量日本泊來的詞彙而烙上了恥辱的烙印，但它依然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抗戰勝利後，黎錦熙回到北京，並于1949年正式以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名義出版了《國語辭典》（四本版），這項工作劃上了句號。可惜，此時的汪怡已遠離北平。《國語辭典》是國語運動的一個裏程碑，成為海峽兩岸華人學習國語和編寫新辭書的標准。
在大辭典編纂處，汪怡是最年長的，所以被稱為“汪老爺”。他不僅是音韻學的專家，更能借助其在教育部和出版界的人脈來推進各項工作。當簡體字倍受爭議而被擱置時，他與黎錦熙共同前往南京政府去作說客，經過幾天爭論，最終通過了324字方案。汪怡的溫文爾雅是人所共知的，他喜歡喝茶。一段時間，他是北平中央公園長美軒的常客，幾乎每天都會來一趟，故而有了自己固定的位子。他喜歡穿著中式服裝，很自然地在自己的位子上落坐。當然，他也會帶其他人來，多半是開個學術會議或招待官員。
抗戰結束後，年邁的汪怡因為就任過僞職而倍受爭議。他與長子汪公立遠赴台灣療養，從此消失在學界的視線中。晚年的汪怡在台灣與甲骨文泰鬥董作賓同巷居住，因崇拜董作賓的學識，借其提供的甲骨文字，撰寫聯語一百八十二副、詩九十一首，詞七十七首，於1950年完成《集契集》，並為該書作序。應該說，以甲骨文成為楹聯詩詞，其內容最多的就是這本《集契集》。1960年10月，《集契集》發表在《中國文字》第一期上。
1976年，日本人歐陽可亮據原本重新書寫，以歐陽可亮、董作賓、汪怡的名義由日本春秋書院出版《集契集》。董作賓與汪怡的原《集契集》于1978年10月由嚴一萍在藝文出版社出版，“以餉愛好甲骨書法之士，並為汪董兩先生作紀念也”。晚年的汪怡在他的愛好中安然渡過，似乎沒人記得他曾為國語運動做出了怎樣的貢獻，這也許就是最真實的汪怡。
(抗戰時期汪怡與編纂處主要工作人員（從左至右：徐世榮、孫崇義、汪怡、王述達、何梅岑）
參考文獻：
《中國現代語言學家》 《中國現代語言學家》編寫組 河北教育出版社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 楊天石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語辭典》（八本版） 中國辭典編纂處 商務印書館
《國語辭典》（四本版）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 商務印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