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中的“关系网”
作者：王昀
国语运动是由一个很特别的群体推进的，他们多从事国语相关研究或教育，有共同的理念和情怀。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同事、同学或朋友，甚至还有着千丝万缕的亲属关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打仗亲兄弟—— 黎锦熙（劭西）、黎锦晖（均荃）、黎锦纾（季纯）
黎锦熙是“黎氏八骏”中的老大，也是人们十分熟识的国语运动的核心人物。
黎锦晖排行老二，曾在中华书局工作，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第一批委员。在国语运动早期，黎锦晖相当活跃，曾以个人名义多次在国语会发起提案。他参与了《国音字典》的校订，是《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国语罗马字拼音研究委员会委员，他还曾担任中华书局开办的上海国语专修学校校长。他关注儿童文学，发起创办了《小朋友》杂志。由于他自幼热爱音乐，转而投入中国的流行音乐事业，创作了《毛毛雨》等流行歌曲，率他的“中华歌舞团”到处巡演，这在当时备受争议，被许多人嗤为靡靡之音。后来，他再未涉足国语事业，却成为近代中国歌舞剧和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黎锦纾排行老四，曾留学德国，后致力于中国的平民教育。他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学校教育部主任期间，受平教会干事长晏阳初先生委派，专门推动河北定县注音符号的教学研究与实验工作。通过这一实验，使定县在应用注音符号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黎氏八骏，按排行顺序从右至左
自带流量的名人兄弟——周树人（鲁迅）、周作人（启明）、周建人
在中国，这是鹈鹕灌顶的名字。周氏三兄弟都积极参与了国语运动，他们的影响力在唤起民众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周树人在教育部工作期间就成为国语运动的倡导者，他参加了第一次读音统一会，并与浙江籍成员一起成功推出了章太炎发明的注音符号。此外，他最重要的成就还是通过创作推进了白话文运动并带动了一代青年人的思想革命。
作为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周作人被学校指定为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及组织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他曾多次发起提案，积极提倡儿童文学，并为此发表专门演讲。他是《国语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在《语丝》上发表《国语罗马字》等文章，在国语运动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周建人主要从事出版事业，他并不是国语的“圈内人”，但也发表过《我对于国语罗马字母拼音的意见》等文章，可见对国语运动也是很关注的。
上阵父子兵——陆基（雨庵）、陆依言
陆基（雨庵）是教育部中最早发文章鼓吹国语运动的，后被教育部指派到国语统一筹备会任委员，并任《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委员，曾出版过苏州《注音符号教本》。他虽年老体衰，但始终坚持参加国语会的会议，对履行委员的职责兢兢业业。
陆依言是陆基的次子，专于文字音韵学，尤致力于国语标准音研究与推广。他曾任上海中华书局国语文学部编辑兼该局创办的国语专修学校教员，后被聘为教育部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委员及注音符号传习会导师。在“京国之争”中，他是反对京音派的代表。他曾编写《新国语课本》、《国语注音符号使用法》等书，并与黎锦晖创办了《小朋友》周刊，关注儿童文学创作。
子承父业——汪怡（一庵）、汪公立
汪怡是国语统一筹备会委员，中国大辞典编纂处除钱玄同和黎锦熙以外的核心人物。在沦陷时期受托主持编纂处工作，在经费无着的情况下完成了《国语辞典》八本版的出版工作。他发明的速记法在当时被广泛使用。
汪公立是汪怡的次子，他继承了父亲在编纂词典和速记方面的事业。在1949年父亲居留台湾后，仍在大陆推行父亲的速记法，曾在“纪念汪怡速记创案63周年座谈会”上介绍汪怡先生的生平。
夫唱妇随的事业伙伴——萧家霖（涤忱）、孔凡均（繁均）
如果用夫唱妇随来定义萧家霖、孔凡均这对夫妻在国语运动中的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而他们对于这一事业的坚持更可谓始终如一。
萧家霖和孔凡均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萧家霖的事业是从教育部任职开始的，而孔凡均则以南开中学做教员为起点。1928年，两人同时任职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民众辞典股，萧家霖是主任，孔凡均是编纂员。为推广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他们二人同时到山东民众教育馆任职，开展培训，编写教材书刊，以注音符号作为扫除文盲的工具，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果。1950年，他们二人受邀加入新华辞书社，成为《新华字典》的主要编纂人，之后又一同转入中国科学院词典编辑室，成为《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编写人。
萧家霖和孔凡均夫妇的同步是如此完美，以至他们的名字经常同时出现在出版物上。1933年，在“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二届年会”的报告中，“萧涤忱”和“孔凡均”两个名字左右相依；1934年，“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济南召开，他们的名字前后跟随着出现在“济南代表”一栏；1934年底，白涤洲去世，他们的名字肩并肩，共同“辞挽白涤洲”，以国语罗马字悼以国语罗马字悼念同仁；他们同时于1951年3月9日加入九三学社，以至在九三学社的人员统计表中，他们的名字也是紧紧相邻。
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名单
辞挽白涤洲
叔侄教育家——钱玄同（疑古）、钱稻孙
钱玄同大家都已熟知，他的哥哥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钱恂，而钱稻孙则是钱恂的长子、钱玄同的侄子。钱稻孙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曾留学日本和欧洲，精通多国语言，是中国翻译但丁《神曲》的第一人。在第一次读音统一会时，钱稻孙就作为浙江代表参会，成为支持章太炎注音字母的浙江籍代表之一员，此后他一直担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
连襟合力，齐鲁扫盲——萧家霖（涤忱）、董渭川
萧家霖与董渭川均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他们在大学期间就参与了国语运动，曾一起担任《国语周刊》的主要撰稿人。董渭川毕业后就开始了教书生涯，他的夫人孔文振是孔凡均的大姐，也以教书育人为职业。董渭川在担任山东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后即投身于民众教育事业。在山东期间，他与萧家霖等人积极推广注音符号，以此作为扫除文盲和普及教育的尝试，并获得了突出的成就。他们也是国语罗马字的信众和推广者。
姻亲远离，两岸同音——白涤洲（镇瀛）、齐铁恨（劭）
白涤洲和齐铁恨都是“老北京”，却是蒙古族，白涤洲本姓白济特，而齐铁恨本姓乞鲁特，后均改汉姓。两人都是老舍的友人，三人还曾一起在南京游玩，而他们的姻亲关系却少有记载。
1934年10月12日，白涤洲因病去世。钱玄同在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即至某海，晤劭，并晤齐劭（铁恨）（本姓乞鲁特，亦蒙人，涤洲之妻兄也，因涤丧而来也）。” 齐铁恨特从南方赶来为白涤洲奔丧。从籍贯和关系上判断，齐铁恨应为白涤洲发妻的兄长。
有意思的是，白涤洲与齐铁恨在国语运动过程中交集不多，却在海峡两岸成为推广国语的标准音。1933年8月，白涤洲在中华书局灌制《标准国语国音留声机片》，成为国语教学的标准音。
齐铁恨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员,参与《辞源》编辑工作,还担任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国语科主任，所编《初级国语话》和《高级国语会》为很多小学采用为教本。1946年7月他因受聘于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而赴台，供职于“台湾省国语推行委员会”，开始了长达三十一年的国语推广工作。在台湾，每日清晨7时，齐铁恨先生在电台担任“国语读音示范”，播讲民众国语读本、国语会话，国民学校国语、常识、历史、各种课本，供学国语的人收听，匡正语音。当时成了家喻户晓的大师级人物，直到现在上年纪的台湾人还能回忆起齐先生娓娓动听的“京片子”味儿。齐铁恨因标准的北京口音而成为台湾国语的标准音，也自然而然成为台湾国语的鼻祖。
同学加兄弟——傅严（介石）、王述达（善愷）
傅严和王述达同为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国文系毕业的同学，傅严的母亲是王述达的堂姑妈，他们之间是堂表兄弟。虽然为远亲，兄弟二人有着共同的意趣和爱好，他们毕业后一同进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事多年，共同编纂的字典有《增注中华新韵》、《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学文化字典》、《同音字典》等。1956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中国科学院词典编辑室。傅严的主要成就集中在辞典编纂上，他还是中华书局1947年3月出版的《辞海》的主编之一。王述达的主要精力则在教学上，他长年担任北师大、师大附中和河北师范大学的国文老师。
师生关系 – 承上启下的师生——王照与王璞
王照堪称国语运动先行者，因多次被朝庭通缉，大多时间隐身世外。王璞是他的门生，1902年曾呈请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准推行王照的官话字母，他说，这是一种使人人能读书，人人能看报，人人能读诏书示谕的便捷之法。他们在得不到官方认可的情况下，1903年王照在北京赁屋于东城裱褙胡同创立官话字母义塾，以木刻活字印书，王璞开课教授官话字母，王照在课堂外听之。第一次读音统一会召开之时，师生二人同时作为直隶代表出席。此次会议因审音发生冲突，正副议长吴敬恒和王照先后辞职，王璞接任会议主席，议决通过《国音推行方案》等。读音统一会闭会后，王璞继续推动该会成果的落实，并率先在京兆创立注音字母传习所。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成立时，王璞任委员。他出版了《国音汇编草》一书，参与了1919年《国音字典》初印本的出版审定工作。王璞继承和发扬了王照发明的官话字母，成为国语运动中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情深意切——钱玄同与魏建功
钱玄同是魏建功的老师，他们共同成为国语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之间的合作十分默契，不仅在学术上和事业上互相支持，在生活上更是有着真挚的情谊。一次，钱玄同发现魏建功的文章《吴歌声类》有疏谬之处，他马上提出并致信给魏建功予以纠正。当钱玄同要以自己的名义办《国语周刊》，首先想到的是请魏建功帮忙，魏当然允之。他们二人经常做些珠联璧合的事：如胡适四十岁生日时，以国语会名义送的贺文即是魏建功作、钱玄同书。刘半农的墓碑为魏建功书写，钱玄同则请求章太炎为其书写碑头，这一切让这位早逝的好友和家属得以慰藉。当作为北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为学潮风盛请不到教授而一筹莫展时，魏建功前去帮忙，而魏建功创办的黎明中学开学时，钱玄同也会前去捧场。
钱玄同与魏建功之间互相荐书、赠书是家常便饭，钱玄同更是特别喜欢蹭魏建功的饭，无论是去餐馆，还是去魏家中，也不管是几时，特别是心情烦闷之时，钱玄同称见到魏建功可以“遣闷祛睡”，即使魏家有客，“一室之中列床三、卧七人”，钱玄同仍能“坐于聊天”。当初，魏建功和王碧书无形式的结婚之礼仍是会有钱玄同参加的。1933年，北平战事吃紧，钱玄同夫人及孩子南下，魏建功特前往送行。钱家请客少桌椅，钱夫人会向魏家借。魏夫人王碧书的父亲去世，钱玄同为其写铭旌。他们之间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1937年魏建功南下时，钱玄同为魏建功之祖慰农先生《谕孙书》手卷写“跋魏慰农先生家书卷子“，而魏建功辞行时送来为钱玄同所刻L形印章一枚。殊不知，这竟是他们的永别。
钱玄同去世后，魏建功成为北大推行国语运动的主将。
同为国语献身——刘半农与白涤洲
刘半农是白涤洲的老师，他1925年在巴黎取得语音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并建立了自己的语音实验室。白涤洲是在工作以后考入北大的，即要读书又要养家，负担极重。
后来，他进入刘半农的语音实验室作助教。白涤洲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老师的脚步。他们共同研究语音学，同时加入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共同主张汉字改革，推行注音符号和国语罗马字。他们共同研究方言，一同深入到边远地区进行调查研究。令人痛惜的是，他们竟然同在去西北考察时染回归热，只间隔两个月，先后在同一年去世。刘半农和白涤洲是国语运动中最得力的干将，他们的英年早逝使人扼腕的同时，也不免给艰难前行的国语运动蒙上了阴影。
撑起国语运动一片天——钱玄同、黎锦熙和他们的学生
在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有一群活跃的年轻人，他们都是钱玄同和黎锦熙在北师大的学生，他们毕业后都从事教学或出版等方面的工作，在自己的岗位上不遗余力地推行着注音符号和国语，同时他们也在编纂处担任重要的编纂工作，这中间有：萧家霖、孙楷第（子书）、王述达、王寿康（茀青）、傅严、孙崇义（谓宜）、牛继昌、徐世荣等。他们中间有的一直跟随着黎锦熙先生，如王述达、傅严、孙崇义、牛继昌等，有的后来自立门户分道扬镳。孙楷第后专于古典小说和戏曲研究，任职于辅仁、北大等学校；萧家霖则投身于平民教育事业，后跟随魏建功编写《新华字典》等；王寿康受教育部委派去台湾推广国语，成为台湾国语教育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但无论身在何处，他们依然信奉的是两位老师传授给他们的对于国语的信念和坚持。1964年春，大辞典编纂处的旧友在中山公园聚会，黎锦熙、贺澹江夫妇、萧家霖、孔凡均夫妇及王述达、孙崇义、徐世荣等难得一起散步聊天，师生之情、同道之谊溢于言表。
国语运动的许多参与者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像黎锦熙这样，既有教育部背景，也是北师大的名师，算神通广大的一位。但他们凭借关系发现人才，使用人才，以成就一番事业，应该说这完全是一种积极的正向关系。正是这种关系使国语动在一片空白中起步并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艰难前行。
参考文献：
《黎錦熙传》 康化夷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7年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
《老舍自述》（注疏本） 老舍著 易华注疏 中国出版集团现代出版社 2018年
2025年5月2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