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昀

——國語運動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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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三十年代錢玄同在北平寓所)

國語運動基本就是中國現代語文改革的同義語，涵蓋語言、文字、文體等各層次。黎錦熙是國語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86歲時寫對聯雲：“已拼生涯，豁出去了；何嫌毀譽，滿不在乎“，說的就是他對國語運動的感慨。黎先生一生有專著150余種（已出版90余種），文章570多篇（已發表460多篇），他的主要貢獻集中于教科書及辭書編纂、漢語語法研究等，無一不是圍繞國語的探索、堅守、普及和發展，是名副其實的國語捍衛者。

1915年，在教育部任職的黎錦熙不安于抄古碑、讀佛經打發時間，開始和同事們一起談漢學，談語言文字，談中國的語言統一和白話文，這中間就有同事周樹人、陳懋治、陸基、董瑞椿等。大家深感彼時的民智趕不上共和國體，欲借最高教育機關的權力，在教育上謀求改革，並把問題集中于文字問題。于是各自做文章，主張“言文一致“、”國語統一“，並請教育長改”國文科“為”國語科“。黎先生在《教育之根本問題》中寫道：”大多數國民以不通文義之故，于國家政治絕無所知。。。然共和回複之後，不圖其本，一任大多數之國民聾盲如故，則‘民意’二字，又將為少數人所僭奪，真正之共和政治，亦終不可得而見，此其機栝，悉在義務教育之四年間，悉在此四年間所學之本國文字能應用與否而已。“ 這些文章發表後，有林纾、胡玉缙等人堅決反對，他們與黎錦熙、彭清鵬往返辯駁的文章共有十來篇，登在《北京日報》上。結果各省來信二百余紛紛支持黎錦熙一方，並派代表一起推動成立了“國語研究會”，連身在美國的胡適也來信要求入會。

雖然學者們認為國語運動應上溯到十九世紀末的清季，而“國語研究會”的成立才第一次正式推出“國語”一詞，將中文教育由書面的國文延展到日常的國語，以語為主導、言文一致的新語文教育從此成為主流。到1920年，國語研究會的會員已達到一萬二千人。隨著白話文、注音字母、新式標點開始在《新青年》、《新潮》等雜志粉墨登場，文字的解放釋放出思想的解放，開啓了中國的文藝複興時代。

根據國語研究會“進行計劃書”的要求，黎錦熙隨後積極推進成立了“國語統一籌備會”並任常委。這一機構隸屬于教育部，上纂讀音統一會已墜之統，中循《教育部管職》中“掌管讀音統一事項”之規，下則為最高教育行政機關任匡輔宣傳之職，在其存續的三十年裏，完成了以下工作：公布注音字母並予以修訂；公布《國音字典》及《校改國音字典》，第一次在全國範圍內確定漢字讀音統一標准；推進學校系統改革，改國文科為國語科，推廣白話文；成立國語辭典編纂處，完成幾部重要辭書的編纂，為語文教學和普及教育提供重要工具；建立各地國語視察指導和獎懲制度；成功試用國音電報；各地開辦講習所，培訓國語專業人才等。

正式公布的注音字母本是讀音統一會在審定字音時臨時使用的“記音字母“，由章炳麟創制，馬裕藻、朱希祖等提議使用，並非黎錦熙發明的，但黎先生為推廣注音字母，可謂費盡心思。當時許多人覺得學習注音字母比較麻煩，不願意教習。黎先生則苦口婆心地告黎先生則苦口婆心地告訴大家，當知道字母的人依著注音可以讀書報，實現了‘聲入心通’，是極經濟的一種神法。令人沒想到的是，在推行注音漢字的小學教科書時，上海的出版界率先提出抗議。不僅書商，就連全國的報館以及國家公共機關，要在印刷品裏采用注音符號，沒有不感到物質上困難的。原因一是要刻制新字模增加很多成本，二是印刷篇幅增加引起貨值增加。黎先生深刻感到推廣不僅是宣傳，還要解決實際物質上的問題。就此，他一方面親自擬定橫版和直版帶注音符號的字體，另一方面提出由政府出資鑄造字模。問題又來了，中國漢字上萬，做多少字合適呢？于是，黎先生又牽頭與十幾位專家以表決方式，從五萬多字中選出5787個常用字，確定常用字表，最終促成了字模鑄造之事。

確定國音的過程也是一波三折，最著名的是持續三年的“京國之爭”。事情起因是《國音字典》初版公布，南京高師的張士一寫了一本《國語統一問題》，主張連注音字母帶國音都要根本改造。爭來爭去，黎錦熙發現了問題症結在于聲調上，他在《京音入聲字譜》（1923年）敘言中說：“聲調乃是字音之魂，字調一亂，全局皆亂。由于各用各的鄉調，把國語鬧成不南不北，也南也北的‘藍青官話’，聽起來誰都覺得古裏古怪，十分難受。”後來廢止了國音中的入聲，把五聲改為四聲，基本解決了這一問題。隨後，黎錦熙等十七人被指定為《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委員，重新進行正音。

反對小學讀經，在中小學推廣白話文教學，是黎錦熙最早提出的，也是遇到阻力最大的。前有林纾、胡玉缙這樣的古文堅守者，後有章士钊這等要求恢複小學讀經的官員，加之軍閥混戰，各地各有打算，而國民政府處在風雨飄搖之中，教育部更是屢屢欠薪不作為。國語推行沒兩年，奉天教育局就禁止使用語體文，不許傳習注音字母；東南聯軍司令孫傳芳因直奉合作而雅募高風，興複禮樂；湖北省長也下令恢複“存古書院”。這邊，無錫公民聯名請願禁止男女合校，那邊山東小學也開始嚴禁白話文。。。複古、打仗、鬧窮使得國語運動舉步維艱。

為堅守初衷，黎錦熙等人一方面以各種提案方式努力推進教育部相關政令的公布，如《修正小學國語課程綱要案》（1923年）等，明確中小學教學標准，另一方面與同仁推進相關教科書的編審。黎先生擅長編寫教材，他在湖南“宏文圖書編譯社”時就把古白話小說《西遊記》等編入國文教材，實屬創舉卻獲得成功。在他任教育部“圖書編審委員會” 甲部（文科）主任期間，中小學教材發生了大的改觀，出現兒歌、童話、民謠之類的作品。黎錦熙與弟弟黎錦晖所編《新教材教科書 小學國語課本》尤為出名。當時中華書局為了爭取這套教材的出版權，特聘請黎氏兄弟加盟了中華書局。黎先生最傳奇的一個經曆是，蘇浙皖三省師範小學在無錫開聯合大會時，他發動學校當衆焚毀初小文言文教科書，很具震撼性。後來他在晚年回憶此事，覺得自己當初的“焚書‘也是太過年輕氣盛了。錢玄同曾說：“民國六年有兩杆大旗舉起來，一是胡適、陳獨秀倡導的文學革命，一是黎錦熙、黎錦晖等主張小學用國語教科書。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隸屬于國語統一籌備會，由黎錦熙和錢玄同任總主任。該機構成立之初是以中海原總統府為辦公地點的，可見其在當時受重視的程度。它是中國第一個辭書機構，創造了諸多奇迹。它以為數不多的成員，在五年內剪錄書報440種、卡片近350萬張，這在當時可與《牛津英語大辭典》相媲美。編纂過程中，他們采用統計學原理，使選字排列等更加科學。曆經戰亂和政府更叠，編纂處的人員始終堅守，完成了《國音常用字彙》、《國音字典》、《新部首索引國音字典》、《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國語辭典》4卷本、《增注中華新韻》、《學文化字典》、《同音字典》、《漢語詞典》等重要辭書，這些長期以來成為國語標准的工具書。與此同時，編纂處在搜集整理材料的過程中，還完成了“副産品”幾十種，都是語言文字方面的專著和典籍，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專業的辭書編纂人才。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局勢驟緊，黎錦熙在回鄉期間在湘潭城北郊湖頭嶺建起了三層的榆廬，以備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南遷之用。他在五言詩《回湘潭》中提及此事——“遷校擬南嶽，移館定中湘“，可見，他視編纂處的工作如同自家的事情一樣重要。

我國語言界有一個共識：“文法之學肇自《文通》，語法之學建于黎翁。”黎錦熙被譽為“中國現代漢語語法鼻祖”，他的《新著國語文法》，第一次系統性地揭示出白話文內在的語法規律，並率先納入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的課程，在課堂上進行講授。

為與複古思想抗爭，黎錦熙與錢玄同以私人名義組織出版《國語周刊》，與章士钊創辦的《甲寅》相對抗，直到勝利。其實黎先生與章士钊既是同鄉也是好友，但在學術問題上卻據理力爭。在傳播國語的過程中，黎先生組織在全國各地開辦講習所，他不僅親自前往各地考察講習情況，還親自授課、物色教員。包括黎先生在內的數人會幾個成員發明了國語羅馬字，這是一種全新的國語文字。他們帶頭在通信及各種場合上使用這種文字，並各自用該文字出版報刊書籍。

抗戰期間，黎錦熙與吳稚晖等發起成立“全國國語教育協會“，提出國語教育的四大根本方針：”國語統一“，”言文一致“、”利用國音注音符號，以補助漢字之教學“，”利用方音注音符號，以推動國民教育及邊胞教育之進行“。北師大遷往西北後，他在上課之余，還主持了南鄭版《國語周刊》和蘭州版《國語周刊》的出版工作。抗戰後期，黎先生在西北創辦了國語專修科，用以培養專門輸送到台灣的國語教學人才。台灣光複後，由北平師範大學等培養的100多位國語專修科畢業生相繼赴台，成為台灣普及國語和國語教學的中堅力量。1983年，台灣著名教授梁容若先生在一篇悼念文章中曾對老師黎錦熙有這樣一段評價：“他沒有非英才不教的架子，他以能教淺人、編淺書為能事。他把學術看作為群衆服務的本事。。。“台灣特為黎錦熙立下銅像。

黎錦熙長期以國語運動的官方發言人身份出現，為國語站台，與反對國語的人抗爭。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左翼人士提出了以漢字拉丁化為目標的拉丁化漢字運動，反對以北京話為基准來統一國語，認為這是要消滅方言，是一種語言上的“中央集權”。黎先生批評左翼人士對國語運動的誤解，表示以“北方方言為標准語“和左翼的“讓各種方言慢慢融化而成一種統一的語言“並不矛盾，而左翼提出的是一種”公“卻不能”用“的語言，簡直太落伍了。隨後，他專門寫了一篇《國語“不”統一主義》先後在北平《文化與教育》旬刊和《國語周刊》上登載，該文章只是重申了國語運動大會的宗旨，表明“國語統一主義”為的是全民族精神團結，而“國語不統一主義”為的是各地方特性之利導，其根本就是”國語要人人能夠說，卻不是人人必須說“。針對左翼對白話文提出的異議，以及他們提出的“大衆語”概念，黎先生讓大辭典編纂處的王述達纂了一通“大衆”的長編資料，並據此發表多篇文章，表明“大衆語”的表達與“國語”、“白話”並沒有什麽特別的不同，以回擊左翼人士，維護國語地位。

推崇中庸之道的黎錦熙，為響應批評之聲，曾經不斷修改其對國語的定義，希望通過兼容並蓄、可伸可縮的方式，滿足不同人群對“國語”的理解和要求。為應對左翼人士認為國語概念的排外，黎先生將其國語最廣義的定義界定為“本國領土全境各種語文”，這把屬于本國的異族語（蒙、回、藏語）和受過漢文影響的他國語（朝鮮、日本語）也算在內了。1948年，他又把國語最廣義的範圍定為“以本國領土全境各種語文為範圍。凡在境內的居民屬于本國國籍的，本國僑居國外的，所操語言都算國語“。1949年8月在“中國文字改革協進會”上，黎錦熙強調，有些人對于國語發生了誤解，把國語這個名詞的界說限制在“國語統一”上，實際上國語這個詞和國旗、國徽、國歌一樣，內容可變而名稱不可變。他試圖以審時度勢的變通方式來維護“國語”這一名稱。

由于國語運動是在國民政府主持下進行的，在維護“國語”這一問題上，黎錦熙無疑被認為站在國民黨一方。當中國發生政權更叠時，黎先生主動給吳玉章寫信，表示願意一起協同來搞新文字，摒棄了他對拉丁化漢字的看法。其實，黎先生想維護的只是當初他起草的《全國國語運動大會宣言》中的兩大宗旨，即“國語統一”和“國語普及”。然而，隨著政治風向的改變，國語一詞終被普通話所替代，國語運動的作用在中國大陸被弱化。時任教育部長的張奚若表示“普通話“才是”官話“的正宗嫡傳，他也指出，國民政府時期的國語運動雖在漢語規範化的進程中起了一定作用，但成就不大。黎錦熙就此離開了這個舞台的聚光燈，變得銷聲匿迹了。實際上，他仍在發揮自己的余熱，只是不再站在舞台中央了。1949年，北師大中文系幾個同學在學習了國內外拉丁化拼音運動的曆史文獻後，組織成立了“新文字學習會“，研究創造新文字。黎錦熙受邀擔任了學會的名譽主席並在成立大會上講話，對學會的研究方向予以支持和肯定，還特安排了他的助手徐世榮、王述達、傅介石、孫崇義四位先生每周為學會的同學講課，讓同學們興奮不已。1955年，在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漢語拼音委員會提交大會討論的四種漢字筆畫式拼音方案中，有一種就是黎先生親自擬定的。他仍孜孜不倦地努力在這項工作上。

1958年，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報告裏也曾指出：“錢玄同、黎錦熙、趙元任等人制定‘國語羅馬字’的功勞是不能不承認的。“真正研究這段曆史和中國語言學的人們十分清楚，今天的普通話仍是國語運動的産物，而漢語拼音也無非是國語羅馬字的變種，國語運動的曆史意義和黎錦熙等人的貢獻是不可能被磨滅的。正如人們在黎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活動時所贊頌的，他對中國語言文字上的功績是“漫道正名千載業，且開識字萬家盲。”

黎錦熙何以成為國語運動的一員主將？1890年，黎錦熙出生于湖南湘潭縣曉霞鄉石潭壩菱角村長塘的一個書香門第之家，他是被稱為“黎氏八駿”的長子，他們兄弟八人均是科學界的傑出人才。黎錦熙的父親黎松庵先生堪稱一位鄉賢，熱衷公益，在家中辦起家塾，專供本家及周邊子弟讀書。辛亥革命後，黎老先生率先把家塾改為學堂，開設了中西合璧的課程，如算術、格致、博物和音樂、美術、體育等。他家的北廂房誦芬樓是藏書樓，也是湘潭文人墨客聚會談天、吟詩作畫的地方。所以，黎錦熙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並且學會與文人圈子打交道。勤奮好學的他15歲時和父親同時考中秀才，隨後以實業救國為方向，就讀于北京鐵路學校專修科。回家鄉後他做過教員和編輯。袁世凱稱帝時，他和友人以監督國民政府為己任開始辦報。他驚世駭俗的第一件事是在編寫教材時把白話小說《西遊記》等編入教材，從而引起教育部的關注，進入了北京教育界。黎先生長期在教育部相關部門擔任公職，有良好的人脈並能借助行政力量推動他的主張。當然，作為國語運動的領導者，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執著的精神和強烈的社會責任心更是他的源動力。說到黎先生的執著，他自12歲時開始寫日記，從未間斷，這些日記是珍貴的史料，目前收藏在中國國家圖書館。雖然在共産黨執政的幾十年裏，他很難發揮出自己的力量，但即使在去世當天，他仍然為正在召開的北京地區語言規劃會議整理書面發言稿。

如果說到黎錦熙在鼎盛時期的影響，就不得不說說他1930年5月在北京為自己父母過六十大壽了。那天，胡適、周作人、錢玄同、趙元任、劉半農、魏建功、顧颉剛、沈從文、齊白石等都來拜壽，把飯莊的老板嚇慌了，北平城的大學知名教授差不多來了一半，可見黎錦熙在當時的號召力之大。黎先生的《國語運動史綱》詳盡記錄了國語運動的過程，講述其宗旨，並推廣國語運動主張。這部書後來被國民政府指定為國語講習培訓用書，也被後人認為是國語運動“正史”。

參考文獻：

《國語運動史綱》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黎錦熙傳》 康化夷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聲入心通》王東傑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集團

《黎錦熙誕辰120周年紀念暨學術思想研討會論文集》 中華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