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辭典編纂處與中南海的情緣
作者：王昀
和姑姑們閑聊時，她們會提起小時候去中南海的經曆，原來她們的父親也就是我的祖父王述達先生所供職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以下簡稱“編纂處”）曾經就在中海辦公，所以父親經常帶孩子們去中南海遊玩。我的大姑因為字寫得漂亮，竟還曾和她的外公同在中海的編纂處做過抄寫工作。這是多麽不可思議！在多數中國人的眼中，中南海簡直就是個禁區，卻原來它也曾以平民身份成為北京人鍾愛的去處，而編纂處竟與中海有著二十年的情緣。
1928年對于北京人來說是個不尋常的年份，張大帥回東北半路遇難，閻大帥即將進入。雖然民國以來總統府一直像走馬燈似地換著主人，這次可不太一樣：北京變成了北平，和天津一樣隸屬直隸，國旗也換成了青天白日旗，這真是天大的變化。國民政府遷往南京，北平的軍事由閻錫山接管，庶政則由蔣作賓牽頭的國民政府戰地政務委員會（簡稱“戰委會”）接管。而在交接空窗期，一度維持北京治安秩序的是由王士珍牽頭、地方耆老、士紳等成立的“慈善聯合會”。
中南海，清朝時稱“西苑三海”，為皇家園林。民國後，袁世凱把中海居仁堂辟為總統府，此後二十幾年，這裏一直是北洋政府總統、總理辦公和生活的場所。1928年6月3日，張作霖離京，6月13日戰委會進京接管了中南海。
此時，國語運動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與國語運動密切相關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計劃早在1919年就已動議，1923年編纂處成立，直到1927年才以錢玄同、黎錦熙和吳稚晖的名義向中華文化基金董事會申請到一筆款項。1928年編纂處才算正式成立，此時國民政府的更叠給編纂處帶來了一個轉機。在確定辦公地點的問題上，大家原本主張放在原教育部所在地，一來因為國語統一籌備會（以下簡稱“國語會”，為編纂處的上級機構）在那裏辦公，二來教育部南遷空出不少房屋。錢玄同則不以為然，他把眼光放在了中海。此時國立北平圖書館已獲准長期借用居仁堂，而作為盤點中國文字總帳的編纂處應與之並立。于是，錢玄同和黎錦熙這兩位總主任開始利用自己的人脈和政府關系奔走經營，最終戰委會電准國民政府劃定居仁堂西四所為編纂處辦公地點。
居仁堂西四所所在地原為中南海儀鸾殿，儀鸾殿是慈禧的冬宮，八國聯軍入侵時被焚毀，擇地重建後命名為海晏堂。民國後，袁世凱將海晏堂更名為居仁堂並在此稱帝。原儀鸾殿重建後也被袁世凱更名為懷仁堂，而西四所其實在懷仁堂西側。西四所包含頤園、錫福堂、永福堂、增福堂、來福堂四堂（詳見圖三）。
（圖二，西四所入口處）
（圖三，居仁堂和西四所平面圖）
雖然獲得批准，但編纂處遷入西四所可謂一波三折。交接的前一天，錢玄同就和黎錦熙同往某處向負責人楊少炯告狀，反映該處副官黃伯度“氣味惡劣，態度猥陋”，清點房屋時還隨便拿走東西。而楊少炯好像也很無奈，表示讓他拿去，如有缺少再想辦法。原來他們托了人仍不過如此！也難怪，處于交接中的政府部門，新來後到的人際關系十分複雜。
交接當日，編纂處十分重視，錢玄同、黎錦熙、汪怡、白滌洲、張蔚瑜、王宗鑒六個主要人員下午兩點准時前往。有約在前的黃伯度沒有出現，委托了“氣味萬分惡劣之某”，這位“某”上來就索要某處的公函，並表示必須公事公辦，不能通融。錢玄同脾氣火暴，找楊少炯未遇就眼不見為淨了。汪怡只好趕回位于老教育部的國語會辦公室去取公函，一來一去已是四點鍾了。剛開始交接，錫福堂的鑰匙卻找不到，只好先點永福堂。那官員一進屋先命令勤務員拿一把幹淨的椅子，然後又說“拿筆來“，勤務兵遞過鉛筆，他則說不行”非毛筆不可！“虧得編纂處的人帶了毛筆，否則又得麻煩半天。官員隨後一邊慢吞吞地寫交接清單，一邊問話：”你要槍架不要？“ 編纂處怎麽可能要這種東西？反而鐵床架之類的不能留下。總之，想交接必須耐下性子。
第二天下午，錫福堂、永福堂及增福堂已交接完，那官員忽然表示西四所包含來福堂卻不包含頤園。這又激怒了編纂處的人，錢玄同和黎錦熙只好再找楊少炯，楊少炯也大怒，說這些副官都是“王八蛋、強盜”。他給戰委會致函，表示西四所包含頤園。有了函件，那副官無話可說，卻又出了幺蛾子，表示因為還未造冊，當天交不了，編纂處也只能再等。
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給圖書館畫地圖的雷壽綿先生來畫地圖時告知，西四所西側小屋連同外牆及蘇禅、萬福兩門皆屬圖書館所有，如何劃分需與圖書館商議。編纂處當然希望這些地方都為公用，不過，估計圖書館肯定不會同意。大家又開始研究如何托人活動。誰知這次汪怡大發牢騷認為圖書館畫的地圖是“狗屁”，根本不用理睬，這不免引起大家的爭論，最終以一方不說話告終。當晚，錢玄同找陳懋治說和，陳懋治表示圖書館方應該沒什麽問題。
第三天上午11點過後，那位據說姓黃的副官終于出現了，頤園也得以交接。黎錦熙對于與圖書館的劃分另有想法，他甚至想讓圖書館把居仁堂也開放給編纂處，並去找馬幼漁交涉，馬幼漁表示同意，但建議讓編纂處讓出增福堂給圖書館，這樣圖書館可以直穿出蘇禅門，蘇禅門的公用也就不成問題了。對于這一提議，錢玄同、黎錦熙、白滌洲都表示贊同，汪怡也默認了。大家委托馬幼漁去與圖書館溝通。後來汪怡還是為此與馬幼漁吵了一架，因為汪怡始終認為圖書館畫的圖是狗屁。接下來的幾天，大家分頭給編纂處和圖書館的人做工作，都沒有障礙後，黎錦熙才起草了正式函件給圖書館。
交接完成才兩周，中南海要對公衆試開放半個月，府院辦公處未征求編纂處意見，就把頤園也包括在開放範圍，錢玄同、黎錦熙等人又得托人協調，後來得知又是那個黃姓官員所為。中南海試開放後，圖書館居仁堂外大賣天津包子、美味馄饨，真是親民了。
（圖四，編纂處在西四所的大門）
（圖五，編纂處在西四所的頭門）
1929年4月，北平市政府成立“整理中南海公園一時委員會”（以下簡稱“一時委“），負責中南海的有關事宜。5月，”一時委“將這裏命名為“三海公園“，正式對市民開放，開啓了中南海唯一一段平民時代。1930年12月，公園名稱又改為”中南海公園“，在新華門樓底層門內，懸挂著由清朝遺老張海若寫的魏碑體“中南海公園”的橫匾。據當時中國曆史第一檔案館的哈恩忠先生統計：園內的居仁堂、喜福堂、歡樂莊、增福堂、來福堂、果園等處100余間房屋，自1928年秋起被國立北平圖書館籌備委員會長期借用，直到1929年“一時委“成立後，幾經談判，才因其文津街新館建成而陸續遷出。園內的錫福堂、永福堂、頤園被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使用。從這一資料可以推斷，雖然幾經努力，編纂處並沒能占有西四所全部房産。1929年9月，國立北平研究院成立，其總部和史學研究會的辦公地點一度也在西四所，應該是在圖書館騰退的區域。
編纂處在西四所存續了二十年，這期間多次面臨被清退，編纂處都利用自己的人脈得以化解。日僞時期，作為總主任的黎錦熙離開了北平，錢玄同抱病在家，編纂處失去了經濟來源，只有汪怡等幾人在編纂處苦苦支撐。後來，僞政府在居仁堂挂牌，北平又成為北京。僞政府擬征用西四所用以編纂新教材。一貫執著的錢玄同此時也因中海出入不便打算放棄。不想沒多久，錢玄同竟因戒嚴被困在中海辦公室後發病，回到家中不久即去世。汪怡和王述達等幾人是最後堅守的。由于汪怡就任僞職，他們得以自籌資金完成了《國語辭典》（八本版）的編纂和出版工作。後來，編纂處的書籍被王述達等人搬回家中保管，看來他們做好了最終完全放棄這一辦公地點的准備。遺憾的是，編纂處在淪陷期的艱難困苦中完成的《國語辭典》因編入部分日語詞彙而烙上了恥辱的烙印。抗戰勝利後，黎錦熙回到北平，編纂處隸屬于複校後的北平師範大學，作為總主任的黎錦熙則獲批住在西四所編纂處的後院。就在這裏，在解放軍攻城的隆隆炮聲中，黎錦熙完成了《國語辭典》（四本版）的序。《國語辭典》的正式出版是編纂處工作最重要的成就，它成為海峽兩岸現代漢語的標准，以後的辭典均以此為基礎。更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的出版竟也為編纂處在中海的工作劃上了句號。
在中南海辦公是得天獨厚的。除了辦公室，編纂處的單身員工一度也住在編纂處內，直到結婚成家。孫子書不僅住在西四所，同時還在圖書館兼職，上班也真是方便。當然，中南海的美景是大家最好的福利。錢玄同幾乎每天要到中海來一趟，無論是討論文字學術、教學方案，還是接待朋友、官員，這裏成為他工作和涉交的場所。他喜歡時不時地自己或帶朋友到中南海逛上一圈兒，他還把錫福堂變成了自己還“字債“的地方，在這裏他為北平圖書館、師大附中等題寫過牌匾，為劉半農寫過墓碑，連挽簾都不知寫過多少。黎錦熙住在西四所時，他的繼女鍾鴻曾在自傳中回憶道：”人力車拉到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門前停了下來就到了家。好幽靜的地方啊！從中南海的西門進去，右邊是道曲欄，左邊是所中學，中學東邊是市參議會，再往前走一點兒就是中國大辭典編纂處。這裏名懷仁堂，高台階，大紅漆門。過了大辭典編纂處往東有一個很大的門洞，透過門洞可以看見遠處湖波蕩漾的中海。“ 黎錦熙經常站在中海西岸眺望湖景，中海東向西方向有木橋名蜈蚣橋，為清末進士聽榜之處，當年則成為青年男女約會釣魚的場所。他在1937年的《夏興八首》中寫道：“中海荷香臨水際，望中瓊島是蓬壺。蜈蚣橋畔人垂釣，鳌蝀坊前狗盜書。尚憶天壇聆唳鶴，每從白塔看飄凫。同舟仙侶今安在？鏡裏娥眉鏡底骷！”
我的父輩曾回憶起小時候結伴跟著父親王述達去中南海溜冰的情景，那感覺和鍾鴻一樣，既快樂又神秘。王述達是錢玄同和黎錦熙先生的學生，他于1928年畢業于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大辭典編纂處成立伊始他就以助理編纂員身份在那裏工作，直到編纂處並入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1929年，他帶著夫人和第一個孩子在中南海的靜谷拍下自己小家的第一張全家福（圖六）。他見證了編纂處在中海這段鮮為人知的曆史：250萬張卡片，大量的手稿和資料，與政府官員和其他人員為辦公和經費而進行的周旋，北平變北京，北京變北平，北平再變北京，還有劉半農、白滌洲、錢玄同、馬幼漁等編纂處的學者相繼離世。。。無論如何，相信他和每個人都十分珍惜工作在這個神秘的皇家園林的平民時代。
（圖六，1929年王述達在靜谷的全家福）
（圖七，平民時期的南海溜冰場）
2024年5月27日于北京
參考文獻：
《1928年京津易幟，國民黨政權與北平社會》 王建偉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 楊天石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錢玄同評傳》 吳銳著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風雨半支蓮》 鍾鴻著 華齡出版社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一覽》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