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迹中山公园
作者：王昀
小时候，我常跟着大人去中山公园，有时，我们会去上一大家子人，这是孩子们最开心的，不仅能看花看树，嬉笑打闹，还可以在游乐园玩上一阵子，而大人们则站在旁边聊天陪同。当然，游园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全体参加游园的人以各种组合拍照。今天看来，这些照片弥足珍贵，而大家庭一起游园的习惯早已不再。当我开始研究祖父，渐渐发现，原来游园竟然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而对于当年在中海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工作过的人来说，中山公园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试着重走他们走过的那段路。
（上世纪30年代末，王述达与三个孩子在“公理战胜”坊前的石灯台留影）
（1974年在京的全家人为王述达（后排右三）过70岁生日）
站在南长街中山公园西门外，往北不远处就是中南海的西苑门，我想像着当初祖父他们从中南海出西苑门然后进入中山公园西门。然而，当我拿到一张民国地图时才发现那时的中山公园根本就没有西门。
作为明清时皇家的社稷坛，中山公园所在地原是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所以只有与故宫连接的东门。1913年，时任民国交通总长的朱启钤在故宫午门外执行公务，看到阙右门外社稷坛场地恢廓，古柏参天，殿宇崔巍，后滨御河，前临干道，遂提议将其辟为公园，并得到政府的赞同。由于当时的民国政府没钱，他以一己之力发起募捐，自己先认捐1000大洋，随后包括段祺瑞、曹汝霖、顾维钧、王克敏、熊希龄、雍涛等96位民国人士先后两次认捐，共得大洋5万余元，解决了公园的开办费。1914年10月10日，公园在国庆时正式对外开放，命名为中央公园，后为纪念孙中山于1928年改为中山公园。为出入方便，公园开放之初就在皇城根开辟了南大门，随后1915年又在园北跨筒子河建大木桥一座，这就是北门。中山公园实际上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众园林。
揭开这段历史，我终于可以在老地图上真正循迹前辈了。他们从居仁堂西四所出发，沿中海西岸和南岸，过蜈蚣桥，再沿中海东岸至西苑门，出了西苑门就是西华门大街，再向东跨过南长街，沿筒子河东岸至筒子河上新修木桥就可进入中山公园了。
（中粉色圆点为从中海西四所进入公园的通路；公园东侧星标为来今雨轩，南侧星标为水榭及四宜轩，西侧星标为春明馆、长美轩和柏斯馨的位置）
（开放之初的中央公园大门）
初夏的中山公园格外宁静，一入园，我就被浇灌后花园的泥土气所包围，古树依然苍桑参天，花池中绵绵绿草间以各色草花，组合成美丽的图案，分外靓丽。退去所有喧嚣，这里只有清脆的鸟语，或高或低，或尖或细，婉转动听，令人顿感安然。据说园中有上千株古柏、古槐、榆树、杏树、松树、柏树、槐树、柳树以及大量花卉，包括牡丹、芍药、昙花、丁香、荷花、梅花、桃花、海棠、玫瑰、黄刺梅、榆叶梅、山兰芝、凌霄花、文官花、太平花、绿萼杏、樱花等，其中牡丹和芍药的数量最多，成为中山公园一绝。公园不大，仍堪称十步不同景。最为壮观的当属“保卫和平”坊。1903年，在东总布胡同西口、横跨东单北大街上，为纪念在此地毙命的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而建起了克林德碑。1918年“一战”结束，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拆除了克林德碑，并将石料运至中山公园内，重建后镌刻“公理战胜”四字，从而被称为公理战胜坊。1925年，朱启钤向溥仪的内务府写信申请使用圆明园部分被毁文物获准后，从圆明园运来铜人承露盘之露水神台须弥座改装为石灯台，放置于公理战胜坊前。1952年，“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友好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将”公理战胜“坊更名为”保卫和平“坊，而石灯台也被拆除，现在被一花坛代替，显得突兀异常。
（今昔牌坊对比）
长廊，无疑是夏天观景休息的最好去处。这里的长廊规模不及颐和园，漫步廊中仍让人浮想联翩。当我驻足观看梁栋上的画面，想起祖父曾在颐和园给晚辈们讲着长廊画面的故事，他的调门很高，声音洪亮清晰，仿佛在讲台上，引得诸多路人驻足旁听。。。沿着南门东侧的长廊走不远，左侧有松槐相抱的奇树，右侧是被白色篱笆和月季墙围绕的庭院，庭院中心白色的太湖石衬托出北侧建筑的典雅，这是一座四梁八柱式传统建筑，黑筒瓦歇山顶卷棚的屋面，红砖墙壁配以绿色玻璃木门，门廊有雕梁画栋，红漆廊柱上一副楹联让人怦然心动——“莫放春秋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来”。门头匾额从右至左：“来今雨轩”。
（走在长廊如同穿梭在时空隧道）
推门而入，大厅内座无虚席，却全无喧嚣，轻柔的背景音乐衬托出这茶馆与众不同的气质。穿着中式服装的服务生把我引到吧台就坐，我点了份单人套餐：四小块黄米凉糕，四碟小菜，一只著名的冬菜包，传统的盖碗茶和一个小热水瓶，精致而安祥的样子。我旁边坐着的则是一老妇人，只点了茶，若有所思地独饮着。
（今天的来今雨轩仍能读出民国的韵味）
（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时在来今雨轩合影）
放眼望向茶座，中式桌椅的座位宽敞舒适，不似“快时尚”拥挤简陋，人与人的距离虽远，大家说话却都是低声细语。一时间，我仿佛回到上世纪30年代，看见1937年9月14日的钱玄同，他独自一人在这里吃早餐，和往常一样，他要了他最爱的麦粥面包，可那天他却第一次感觉这里的饭味道极劣。他在椅子上仰面而坐，怀念着一起和黎锦熙散步到这里喝茶的岁月，他们和赵元任在这里为b、d、g三个罗马字拼音争得面红耳赤，最终还是赵元任的方案胜出了；他们在这里与文字故人白涤洲一起讨论方音，与专家魏建功一起酝酿出铸造注音字模的提案。他还在这里参加过“猛进社”之宴并结识了萧子升，在这里会晤过董渭川，为陆雨庵夫妇践过行。在这里，符定一请他和黎锦熙吃饭讨论过连绵字，袁敦礼和刘拓也请他吃过饭。1927年，他在这里参加了沈尹默的二女儿令莹与谌亚达的订婚仪式。1934年，唐立庵与张晶筠结婚，他不仅参加了，还负责写婚书。1935年，好友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与孙俭志在这里订婚，他作为长辈肯定不能缺席。来今雨轩更是钱家的最爱——1921年6月1日，他和长兄钱恂的两大家子人从上午八时吃到下午五时，为他的兄嫂共过生日，后来他的兄嫂多次在这里做寿。1937年7月15日，他的长子秉雄与幽湘在这里订婚，来了一百多人，他为这个订婚宴没少跑腿儿。他仍能记起1917年元旦，由张稼廷发起，以立食茶点践别同乡、北京大学前任校长胡仁源并在后院合影，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来今雨轩，他竟然已经在这里“雅”了二十年。北平沦陷了，昔日老友多南下或西去，中山公园也改回“中央公园”之名，中海被伪政府征用。此后，百病缠身的钱玄同几乎再没出现在来今雨轩，没有“故人”，何谈“佳日”？
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建筑，百年老梁，两套是中式人字坨，两套是西式工字坨，充分体现了民国建筑中西融合的特点。茶社仍保留了部分早年黄蓝相间的老花地砖，那是1915年从德国引进的，以当时新兴的水泥镶嵌浇铸工艺制作而成，图案精美，厚重耐磨，堪称装饰的一个亮点，比起现在简朴的地板，多了几分异域情调，它承载了不知多少人的足迹。据载，来今雨轩建成于1915年，也是朱启钤主持建造的。朱启钤是中国营造学社社长，营造学社的办公场所设于紫禁城端门外的西朝房，同属中山公园的管理范围。营造学社的多位成员同时兼任中山公园的董事，时常在园内举办展览、雅集，对园景建设亦有参与，进一步提高了中山公园的艺术品位。来今雨轩落成之初只是公园董事会议事场所，后才改作茶楼。其名称典出杜甫七绝《秋述》前的小序：“常时车马之客，旧雨来，今雨不来……”意为“老朋友下雨还来，新相知则雨后却步”，轩名截取“旧雨来今雨不来”中间三字，寓意“故交新知，新老朋友，欢聚一堂”。来今雨轩之匾额最初由北洋政府大总统徐世昌题写，后在1966年被后厨当做切菜板，现在的招牌为一书法家所书。中山公园开放之初，人们争相一睹这皇家园林的风采，节假日常常是人山人海，而来今雨轩更为文人墨客喜爱，成为民国时期重要的社交场所、文化沙龙，吸引了各界名流纷至沓来。
信步走上茶社一侧的楼梯，二层实际只是建筑两端的局部，并不相通，相对私密，每块面积相当于一间十几人的会议室，难怪这里会成为许多学术会议的场所，当年的文学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等都成立在这里。曾经一度，国语推行委员会常委会喜欢把这里作为会议室，更是方便了会后就餐。大辞典编纂处则把这里当成招待来访官员的场所，如1935年教育部视察员谢树英等，为解决编纂处房屋之事在中海视察后，黎锦熙等陪同他前往来今雨轩就餐。同年，高梦旦来北平约了一群提倡简体字的人聚在来今雨轩；刘申叔的弟弟刘容季答谢其兄故旧也选在来今雨轩。从二楼俯视一层，挑高的大厅敞亮气派，有种热闹而不失秩序的感觉，难怪当年那么多人喜欢在这里举行婚礼，这中间就有编纂处的元老魏建功夫妇。在欢声笑语中，那位坐在角落里偷窥这一切的张恨水竟以这里为背景写下了《啼笑因缘》。我在想，我的祖父是否也曾来过来今雨轩呢？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他毕竟也是大辞典编纂处的元老，彼时去中山公园喝茶可能就像我们今天去星巴克一样平常。
其实，中山公园里原来的茶馆可不只来今雨轩一个，来今雨轩算是档次较高、中西合璧式的。沿着公园西墙一溜儿，还有祖孙三代茶馆，从南至北分别是：春明馆、长美轩和柏斯馨。
“春明馆“是一座棋茶馆，店名很雅，其匾额也出自徐世昌之手，高悬于正门之上。大门两旁的楹联更有诗意：“春雨杏花江上客；明湖杨柳晚来诗”，两句字头即是馆名。室内正面墙上另挂有一副对联曰：“名园别有天地；老树不知岁时”，这副对联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春明馆”的自然环境。来此的顾客主体是城里的市民，多是前清的遗老遗少和上岁数的老年人，他们都是长袍马褂地出现在公园，并到此品一杯香茗，让这里散发着浓厚的怀旧情调，被称为老人堂。“岭南近代四家”之一的诗人黄节就是春明馆的常客。谭其骧曾在春明馆座上遇到林公铎，林先生口语都是文言，讲几句就加上一句“谭君以为然否？”1949年以后，该馆被承租经营中餐茶点，后因火灾而破产停业，1970年建设“五一九工程”时拆除。
”长美轩“是租用“上林春”的房经营的，为清茶馆，它最大的特点是有浓厚的文化氛围，店中备有许多书刊并订有报纸，供茶客阅览。茶客则以知识界、教育界人士为主，作家、编辑多，文人雅士、公司职员也不少，每到下午四、五点钟，他们便提着公文包，叼着烟卷，三三两两到这儿聚集，而且几乎是每天必到。他们有的喝茶，有的看书报，有的聊天，聊的话题可不像春明馆中那些老人们的“老闲篇”，他们谈论的是政论时事、国内外新闻，或是“德先生”、“赛先生”的话题，凸显出五四运动以来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担当。他们在这里高谈阔论，贯通古今，纵横捭阖，让这里透着一股书卷气，被人们称为“公园懂事会”。文字界的胡适、傅斯年、钱玄同和汪怡都是这里的长客，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座。由于来这里的多是中年人，又被称为“爸爸辈茶社”。1941年，茶社因经营欠款被勒令退租。
“柏斯馨” 听起来像个洋名字，但其实源于《诗经》的一句“松柏斯馨”。因为中山公园内古柏参天少有松树，于是去掉“松”字。这里是青年人谈情约会、饮茶品点的好去处，因此被称为青年会。说到茶客，老北京城内外的茶馆中最热闹的就要属“柏斯馨”了，来这里的女茶客最多，这在老北京茶馆中是极其罕见的。摩登少女挎着洋装帅哥堂而皇之地来此就座，高谈阔论，毫无顾忌。此外，还有那些阔家的小姐少爷们，在洋学堂念书的学生们，都是这里的常客。这里是西式茶点，吃杯‘礼拜六’，要盘‘咖喱角’，坐下来说说话，见着熟人打个招呼，正如诗句所说的“茶舍回眸说旧京，朱颜红粉柏斯馨“。他们的话题既不是春明馆里的老生常谈，也不是长美轩里的纵论天下，而是社会生活中的时尚，比如华尔兹、探戈、“快三”、“慢四”，以及最新上映的电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然后再评论一下电影明星，哼上一段流行歌曲。茶社也投其所好，专门订了文化娱乐性的电影画报《良友》、《三六九》等杂志，供他们阅读欣赏。1937年柏斯馨茶社改租，变成集士林咖啡馆，到1956年公私合营时并入了瑞珍厚饭庄，原来的营销方式和内容大为改观。
（春明馆开业时朱启钤等在馆前合影）
（中山公园紫藤下的露天茶座）
水榭是临水而建的亭台楼阁，有游廊环绕，绿波荡漾，细柳飞扬，是公园内唯一的水景房，令人赏心悦目。这里也曾被作为会议、展览和婚礼的场所。水榭西侧用山石堆成的小丘陵形成人工岛，岛上有一“工”字形的建筑，原为关帝庙，后改为“四宜轩”，也是喝茶歇脚的去处。这里风景四季宜人，也算名至实归了。当年梁实秋就曾大赞此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这里是他和夫人程季淑毕生难忘的地方，当年他们在中山公园谈恋爱，在四宜轩品茗，结果有一次就在这里撞上了他的父亲，而他父亲不但没有斥责，反而给予他茶资，可见其开明，并最终成就了梁实秋的姻缘。
茶社，这一几乎消失的场所，曾经是多少人流连的去处。据说它还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交换信息，也许就是实体的“微博”吧。史学家谢兴尧写过一段话：“凡是到过北平的人，哪个不深刻地怀念中山公园的茶馆呢?……有许多曾经周游过世界的中外朋友对我说：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顶好的地方是公园。公园中最舒适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暂时忘掉，此时此地，在一张木桌，一只藤椅，一壶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民国时中山公园的门票是大洋5分，这对于普通百姓来讲还是比较贵的，所以常来这里的主要是收入较高的文化人，如教授、医生及官员等，这就形成了公园满满的文化气息。这些人会约上自己的同事好友一同游园、消遣，也会像黎锦熙一样约上同道人讨论学术。有时，他们会在公园里不期而遇，游玩的队伍就壮大了；有时，他们也会撞上自己不愿看见的人，只能别过头去另辟蹊径。下雪了，他们就相约前来喝茶踏雪；花开了，他们应景前来赏花吟诗；下雨了，他们静坐听雨，别有一番滋味。即使在1949年以后，公园的管理和气氛完全不同了，很多人游园的习惯仍未改变。
我的祖父曾记载：“1964年春，编纂处的老同事在中山公园聚会，参加的人很多，包括黎锦熙、贺澹江、萧家林、孔凡均、孙崇义、牛文青、何梅岑、张蔚瑜、伊醒吾、黄家滨、赵善斋、高景成、徐世荣、王述达，大家坐谈一段，就起来分批散步，并看花展。”他们中间有人谈学术，有人谈学校的工作，有人谈时政，而更多的则是叙旧，共同回忆在编纂处的工作和生活。
中山公园的确也是社交的好去处，因它位置优越，氛围良好，还可以一饱口福。逢年过节，一群挚友或同事，一家人拖老带幼，观景、看展、游园、摄影，总是能带来无限欢乐。赏花也是中山公园游园一项重要内容。我小时候，唐花坞曾是个温室，四季都有应时的花展。我的祖母非常爱花，家中的院子里总是种着各式花草。她尤爱菊花，每到秋季就会约上她的妹妹们、带上身边的小孩子一起去看花，我当然去过，还和那脸庞般大的菊花合过影，为那段生活留下印记。
此刻，我走在公园里，微风拂面，阳光正好，树影斑驳，花香幽幽，那些尚存的古建筑使公园依然充满皇家园林的神圣和神秘感。曾经一度，中山公园被北京人称为“公园”，可见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人们对它的喜爱。忽然，就在这公园里，当我感受着历史和文化，享受着自然的美好馈赠时，我恍惚地踏上了祖父的步履，走进了他的内心：他和所有民国文人一样，满腹经纶，内心缜密，感情丰富，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他们必须把所有情绪内敛于心，不能任意发泄。即使经历世事变迁，面对学术和事业的窘境、家庭的重大变故和子女四散的艰难，却没有谁能看出祖父的心思。他总是微笑着、温和地对待周边所有的人，从没有过一次的失态。当他漫步在公园，就像被家事缠绕着无比烦闷的钱玄同，踱步权衡如何搞到资金的黎锦熙，以及纠结在就任伪职与放弃辞典编纂中的汪怡，他们虽没能得以解脱，但在与自然和文化触摸的过程中，他们暂时忘记了心中的烦闷和苦痛，安放好自己的心灵，而公园的美景和散步的时间则给予了他们最好的治愈，他们用这种方式完成了与自然的交融和与自己的和解。
当然，对于今天的我来说，在曾经熟悉的环境里重温过去的生活，怀念故去的亲人，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2024年6月20日
参考文献：
《北京中山公园百年祭》戴学锋（ 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2014年10月）
《中山公园的“三代茶社”》 北京晚报 作者 董梦知
《钱玄同日记》杨天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王述达文革期间的交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