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迹中山公園
作者：王昀
小時候，我常跟著大人去中山公園，有時，我們會去上一大家子人，這是孩子們最開心的，不僅能看花看樹，嬉笑打鬧，還可以在遊樂園玩上一陣子，而大人們則站在旁邊聊天陪同。當然，遊園還有一個重要環節，就是全體參加遊園的人以各種組合拍照。今天看來，這些照片彌足珍貴，而大家庭一起遊園的習慣早已不再。當我開始研究祖父，漸漸發現，原來遊園竟然是他們的生活方式，而對于當年在中海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工作過的人來說，中山公園簡直就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于是，我試著重走他們走過的那段路。
（上世紀30年代末，王述達與三個孩子在“公理戰勝”坊前的石燈台留影）
（1974年在京的全家人為王述達（後排右三）過70歲生日）
站在南長街中山公園西門外，往北不遠處就是中南海的西苑門，我想像著當初祖父他們從中南海出西苑門然後進入中山公園西門。然而，當我拿到一張民國地圖時才發現那時的中山公園根本就沒有西門。
作為明清時皇家的社稷壇，中山公園所在地原是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地方，所以只有與故宮連接的東門。1913年，時任民國交通總長的朱啓钤在故宮午門外執行公務，看到阙右門外社稷壇場地恢廓，古柏參天，殿宇崔巍，後濱禦河，前臨幹道，遂提議將其辟為公園，並得到政府的贊同。由于當時的民國政府沒錢，他以一己之力發起募捐，自己先認捐1000大洋，隨後包括段祺瑞、曹汝霖、顧維鈞、王克敏、熊希齡、雍濤等96位民國人士先後兩次認捐，共得大洋5萬余元，解決了公園的開辦費。1914年10月10日，公園在國慶時正式對外開放，命名為中央公園，後為紀念孫中山于1928年改為中山公園。為出入方便，公園開放之初就在皇城根開辟了南大門，隨後1915年又在園北跨筒子河建大木橋一座，這就是北門。中山公園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公衆園林。
揭開這段曆史，我終于可以在老地圖上真正循迹前輩了。他們從居仁堂西四所出發，沿中海西岸和南岸，過蜈蚣橋，再沿中海東岸至西苑門，出了西苑門就是西華門大街，再向東跨過南長街，沿筒子河東岸至筒子河上新修木橋就可進入中山公園了。
（中粉色圓點為從中海西四所進入公園的通路；公園東側星標為來今雨軒，南側星標為水榭及四宜軒，西側星標為春明館、長美軒和柏斯馨的位置）
（開放之初的中央公園大門）
初夏的中山公園格外甯靜，一入園，我就被澆灌後花園的泥土氣所包圍，古樹依然蒼桑參天，花池中綿綿綠草間以各色草花，組合成美麗的圖案，分外靓麗。退去所有喧囂，這裏只有清脆的鳥語，或高或低，或尖或細，婉轉動聽，令人頓感安然。據說園中有上千株古柏、古槐、榆樹、杏樹、松樹、柏樹、槐樹、柳樹以及大量花卉，包括牡丹、芍藥、昙花、丁香、荷花、梅花、桃花、海棠、玫瑰、黃刺梅、榆葉梅、山蘭芝、淩霄花、文官花、太平花、綠萼杏、櫻花等，其中牡丹和芍藥的數量最多，成為中山公園一絕。公園不大，仍堪稱十步不同景。最為壯觀的當屬“保衛和平”坊。1903年，在東總布胡同西口、橫跨東單北大街上，為紀念在此地斃命的德國駐華公使克林德而建起了克林德碑。1918年“一戰”結束，作為戰勝國的中國政府拆除了克林德碑，並將石料運至中山公園內，重建後镌刻“公理戰勝”四字，從而被稱為公理戰勝坊。1925年，朱啓钤向溥儀的內務府寫信申請使用圓明園部分被毀文物獲准後，從圓明園運來銅人承露盤之露水神台須彌座改裝為石燈台，放置于公理戰勝坊前。1952年，“亞洲太平洋地區和平友好會議“在北京召開期間，將”公理戰勝“坊更名為”保衛和平“坊，而石燈台也被拆除，現在被一花壇代替，顯得突兀異常。
（今昔牌坊對比）
長廊，無疑是夏天觀景休息的最好去處。這裏的長廊規模不及頤和園，漫步廊中仍讓人浮想聯翩。當我駐足觀看梁棟上的畫面，想起祖父曾在頤和園給晚輩們講著長廊畫面的故事，他的調門很高，聲音洪亮清晰，仿佛在講台上，引得諸多路人駐足旁聽。。。沿著南門東側的長廊走不遠，左側有松槐相抱的奇樹，右側是被白色籬笆和月季牆圍繞的庭院，庭院中心白色的太湖石襯托出北側建築的典雅，這是一座四梁八柱式傳統建築，黑筒瓦歇山頂卷棚的屋面，紅磚牆壁配以綠色玻璃木門，門廊有雕梁畫棟，紅漆廊柱上一副楹聯讓人怦然心動——“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門頭匾額從右至左：“來今雨軒”。
（走在長廊如同穿梭在時空隧道）
推門而入，大廳內座無虛席，卻全無喧囂，輕柔的背景音樂襯托出這茶館與衆不同的氣質。穿著中式服裝的服務生把我引到吧台就坐，我點了份單人套餐：四小塊黃米涼糕，四碟小菜，一只著名的冬菜包，傳統的蓋碗茶和一個小熱水瓶，精致而安祥的樣子。我旁邊坐著的則是一老婦人，只點了茶，若有所思地獨飲著。
（今天的來今雨軒仍能讀出民國的韻味）
（1921年文學研究會成立時在來今雨軒合影）
放眼望向茶座，中式桌椅的座位寬敞舒適，不似“快時尚”擁擠簡陋，人與人的距離雖遠，大家說話卻都是低聲細語。一時間，我仿佛回到上世紀30年代，看見1937年9月14日的錢玄同，他獨自一人在這裏吃早餐，和往常一樣，他要了他最愛的麥粥面包，可那天他卻第一次感覺這裏的飯味道極劣。他在椅子上仰面而坐，懷念著一起和黎錦熙散步到這裏喝茶的歲月，他們和趙元任在這裏為b、d、g三個羅馬字拼音爭得面紅耳赤，最終還是趙元任的方案勝出了；他們在這裏與文字故人白滌洲一起討論方音，與專家魏建功一起醞釀出鑄造注音字模的提案。他還在這裏參加過“猛進社”之宴並結識了蕭子升，在這裏會晤過董渭川，為陸雨庵夫婦踐過行。在這裏，符定一請他和黎錦熙吃飯討論過連綿字，袁敦禮和劉拓也請他吃過飯。1927年，他在這裏參加了沈尹默的二女兒令瑩與谌亞達的訂婚儀式。1934年，唐立庵與張晶筠結婚，他不僅參加了，還負責寫婚書。1935年，好友周作人的兒子周豐一與孫儉志在這裏訂婚，他作為長輩肯定不能缺席。來今雨軒更是錢家的最愛——1921年6月1日，他和長兄錢恂的兩大家子人從上午八時吃到下午五時，為他的兄嫂共過生日，後來他的兄嫂多次在這裏做壽。1937年7月15日，他的長子秉雄與幽湘在這裏訂婚，來了一百多人，他為這個訂婚宴沒少跑腿兒。他仍能記起1917年元旦，由張稼廷發起，以立食茶點踐別同鄉、北京大學前任校長胡仁源並在後院合影，這是他第一次來到來今雨軒，他竟然已經在這裏“雅”了二十年。北平淪陷了，昔日老友多南下或西去，中山公園也改回“中央公園”之名，中海被僞政府征用。此後，百病纏身的錢玄同幾乎再沒出現在來今雨軒，沒有“故人”，何談“佳日”？
我開始仔細打量這個建築，百年老梁，兩套是中式人字坨，兩套是西式工字坨，充分體現了民國建築中西融合的特點。茶社仍保留了部分早年黃藍相間的老花地磚，那是1915年從德國引進的，以當時新興的水泥鑲嵌澆鑄工藝制作而成，圖案精美，厚重耐磨，堪稱裝飾的一個亮點，比起現在簡樸的地板，多了幾分異域情調，它承載了不知多少人的足迹。據載，來今雨軒建成于1915年，也是朱啓钤主持建造的。朱啓钤是中國營造學社社長，營造學社的辦公場所設于紫禁城端門外的西朝房，同屬中山公園的管理範圍。營造學社的多位成員同時兼任中山公園的董事，時常在園內舉辦展覽、雅集，對園景建設亦有參與，進一步提高了中山公園的藝術品位。來今雨軒落成之初只是公園董事會議事場所，後才改作茶樓。其名稱典出杜甫七絕《秋述》前的小序：“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意為“老朋友下雨還來，新相知則雨後卻步”，軒名截取“舊雨來今雨不來”中間三字，寓意“故交新知，新老朋友，歡聚一堂”。來今雨軒之匾額最初由北洋政府大總統徐世昌題寫，後在1966年被後廚當做切菜板，現在的招牌為一書法家所書。中山公園開放之初，人們爭相一睹這皇家園林的風采，節假日常常是人山人海，而來今雨軒更為文人墨客喜愛，成為民國時期重要的社交場所、文化沙龍，吸引了各界名流紛至沓來。
信步走上茶社一側的樓梯，二層實際只是建築兩端的局部，並不相通，相對私密，每塊面積相當于一間十幾人的會議室，難怪這裏會成為許多學術會議的場所，當年的文學研究會、哲學研究會等都成立在這裏。曾經一度，國語推行委員會常委會喜歡把這裏作為會議室，更是方便了會後就餐。大辭典編纂處則把這裏當成招待來訪官員的場所，如1935年教育部視察員謝樹英等，為解決編纂處房屋之事在中海視察後，黎錦熙等陪同他前往來今雨軒就餐。同年，高夢旦來北平約了一群提倡簡體字的人聚在來今雨軒；劉申叔的弟弟劉容季答謝其兄故舊也選在來今雨軒。從二樓俯視一層，挑高的大廳敞亮氣派，有種熱鬧而不失秩序的感覺，難怪當年那麽多人喜歡在這裏舉行婚禮，這中間就有編纂處的元老魏建功夫婦。在歡聲笑語中，那位坐在角落裏偷窺這一切的張恨水竟以這裏為背景寫下了《啼笑因緣》。我在想，我的祖父是否也曾來過來今雨軒呢？那肯定是毋庸置疑的，他畢竟也是大辭典編纂處的元老，彼時去中山公園喝茶可能就像我們今天去星巴克一樣平常。
其實，中山公園裏原來的茶館可不只來今雨軒一個，來今雨軒算是檔次較高、中西合璧式的。沿著公園西牆一溜兒，還有祖孫三代茶館，從南至北分別是：春明館、長美軒和柏斯馨。
“春明館“是一座棋茶館，店名很雅，其匾額也出自徐世昌之手，高懸于正門之上。大門兩旁的楹聯更有詩意：“春雨杏花江上客；明湖楊柳晚來詩”，兩句字頭即是館名。室內正面牆上另挂有一副對聯曰：“名園別有天地；老樹不知歲時”，這副對聯恰如其分地道出了“春明館”的自然環境。來此的顧客主體是城裏的市民，多是前清的遺老遺少和上歲數的老年人，他們都是長袍馬褂地出現在公園，並到此品一杯香茗，讓這裏散發著濃厚的懷舊情調，被稱為老人堂。“嶺南近代四家”之一的詩人黃節就是春明館的常客。譚其骧曾在春明館座上遇到林公铎，林先生口語都是文言，講幾句就加上一句“譚君以為然否？”1949年以後，該館被承租經營中餐茶點，後因火災而破産停業，1970年建設“五一九工程”時拆除。
”長美軒“是租用“上林春”的房經營的，為清茶館，它最大的特點是有濃厚的文化氛圍，店中備有許多書刊並訂有報紙，供茶客閱覽。茶客則以知識界、教育界人士為主，作家、編輯多，文人雅士、公司職員也不少，每到下午四、五點鍾，他們便提著公文包，叼著煙卷，三三兩兩到這兒聚集，而且幾乎是每天必到。他們有的喝茶，有的看書報，有的聊天，聊的話題可不像春明館中那些老人們的“老閑篇”，他們談論的是政論時事、國內外新聞，或是“德先生”、“賽先生”的話題，凸顯出五四運動以來知識分子階層的社會擔當。他們在這裏高談闊論，貫通古今，縱橫捭阖，讓這裏透著一股書卷氣，被人們稱為“公園懂事會”。文字界的胡適、傅斯年、錢玄同和汪怡都是這裏的長客，都有屬于自己的專座。由于來這裏的多是中年人，又被稱為“爸爸輩茶社”。1941年，茶社因經營欠款被勒令退租。
“柏斯馨” 聽起來像個洋名字，但其實源于《詩經》的一句“松柏斯馨”。因為中山公園內古柏參天少有松樹，于是去掉“松”字。這裏是青年人談情約會、飲茶品點的好去處，因此被稱為青年會。說到茶客，老北京城內外的茶館中最熱鬧的就要屬“柏斯馨”了，來這裏的女茶客最多，這在老北京茶館中是極其罕見的。摩登少女挎著洋裝帥哥堂而皇之地來此就座，高談闊論，毫無顧忌。此外，還有那些闊家的小姐少爺們，在洋學堂念書的學生們，都是這裏的常客。這裏是西式茶點，吃杯‘禮拜六’，要盤‘咖喱角’，坐下來說說話，見著熟人打個招呼，正如詩句所說的“茶舍回眸說舊京，朱顔紅粉柏斯馨“。他們的話題既不是春明館裏的老生常談，也不是長美軒裏的縱論天下，而是社會生活中的時尚，比如華爾茲、探戈、“快三”、“慢四”，以及最新上映的電影《馬路天使》、《十字街頭》，然後再評論一下電影明星，哼上一段流行歌曲。茶社也投其所好，專門訂了文化娛樂性的電影畫報《良友》、《三六九》等雜志，供他們閱讀欣賞。1937年柏斯馨茶社改租，變成集士林咖啡館，到1956年公私合營時並入了瑞珍厚飯莊，原來的營銷方式和內容大為改觀。
（春明館開業時朱啓钤等在館前合影）
（中山公園紫藤下的露天茶座）
水榭是臨水而建的亭台樓閣，有遊廊環繞，綠波蕩漾，細柳飛揚，是公園內唯一的水景房，令人賞心悅目。這裏也曾被作為會議、展覽和婚禮的場所。水榭西側用山石堆成的小丘陵形成人工島，島上有一“工”字形的建築，原為關帝廟，後改為“四宜軒”，也是喝茶歇腳的去處。這裏風景四季宜人，也算名至實歸了。當年梁實秋就曾大贊此地“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這裏是他和夫人程季淑畢生難忘的地方，當年他們在中山公園談戀愛，在四宜軒品茗，結果有一次就在這裏撞上了他的父親，而他父親不但沒有斥責，反而給予他茶資，可見其開明，並最終成就了梁實秋的姻緣。
茶社，這一幾乎消失的場所，曾經是多少人流連的去處。據說它還有一個重要作用就是交換信息，也許就是實體的“微博”吧。史學家謝興堯寫過一段話：“凡是到過北平的人，哪個不深刻地懷念中山公園的茶館呢?……有許多曾經周遊過世界的中外朋友對我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是北平，北平頂好的地方是公園。公園中最舒適的是茶座……可以把一切悲哀的事情暫時忘掉，此時此地，在一張木桌，一只藤椅，一壺香茶上面，似乎得到了極大的安慰。” 民國時中山公園的門票是大洋5分，這對于普通百姓來講還是比較貴的，所以常來這裏的主要是收入較高的文化人，如教授、醫生及官員等，這就形成了公園滿滿的文化氣息。這些人會約上自己的同事好友一同遊園、消遣，也會像黎錦熙一樣約上同道人討論學術。有時，他們會在公園裏不期而遇，遊玩的隊伍就壯大了；有時，他們也會撞上自己不願看見的人，只能別過頭去另辟蹊徑。下雪了，他們就相約前來喝茶踏雪；花開了，他們應景前來賞花吟詩；下雨了，他們靜坐聽雨，別有一番滋味。即使在1949年以後，公園的管理和氣氛完全不同了，很多人遊園的習慣仍未改變。
我的祖父曾記載：“1964年春，編纂處的老同事在中山公園聚會，參加的人很多，包括黎錦熙、賀澹江、蕭家林、孔凡均、孫崇義、牛文青、何梅岑、張蔚瑜、伊醒吾、黃家濱、趙善齋、高景成、徐世榮、王述達，大家坐談一段，就起來分批散步，並看花展。”他們中間有人談學術，有人談學校的工作，有人談時政，而更多的則是敘舊，共同回憶在編纂處的工作和生活。
中山公園的確也是社交的好去處，因它位置優越，氛圍良好，還可以一飽口福。逢年過節，一群摯友或同事，一家人拖老帶幼，觀景、看展、遊園、攝影，總是能帶來無限歡樂。賞花也是中山公園遊園一項重要內容。我小時候，唐花塢曾是個溫室，四季都有應時的花展。我的祖母非常愛花，家中的院子裏總是種著各式花草。她尤愛菊花，每到秋季就會約上她的妹妹們、帶上身邊的小孩子一起去看花，我當然去過，還和那臉龐般大的菊花合過影，為那段生活留下印記。
此刻，我走在公園裏，微風拂面，陽光正好，樹影斑駁，花香幽幽，那些尚存的古建築使公園依然充滿皇家園林的神聖和神秘感。曾經一度，中山公園被北京人稱為“公園”，可見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和人們對它的喜愛。忽然，就在這公園裏，當我感受著曆史和文化，享受著自然的美好饋贈時，我恍惚地踏上了祖父的步履，走進了他的內心：他和所有民國文人一樣，滿腹經綸，內心缜密，感情豐富，而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他們必須把所有情緒內斂于心，不能任意發泄。即使經曆世事變遷，面對學術和事業的窘境、家庭的重大變故和子女四散的艱難，卻沒有誰能看出祖父的心思。他總是微笑著、溫和地對待周邊所有的人，從沒有過一次的失態。當他漫步在公園，就像被家事纏繞著無比煩悶的錢玄同，踱步權衡如何搞到資金的黎錦熙，以及糾結在就任僞職與放棄辭典編纂中的汪怡，他們雖沒能得以解脫，但在與自然和文化觸摸的過程中，他們暫時忘記了心中的煩悶和苦痛，安放好自己的心靈，而公園的美景和散步的時間則給予了他們最好的治愈，他們用這種方式完成了與自然的交融和與自己的和解。
當然，對于今天的我來說，在曾經熟悉的環境裏重溫過去的生活，懷念故去的親人，真是再合適不過的了。
2024年6月20日
參考文獻：
《北京中山公園百年祭》戴學鋒（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遊研究中心）（2014年10月）
《中山公園的“三代茶社”》 北京晚報 作者 董夢知
《錢玄同日記》楊天石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
王述達文革期間的交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