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步维艰的国语运动

作者：王昀

提到运动，中国大陆人马上就会联想到¬“举国上下“、”轰轰烈烈“之类的词汇。而国语运动则不然，它像一只蜡烛，以微弱的光，被风吹得不停摇曳，甚至近于熄灭，但它努力燃烧，发光发热，至死不渝。之所以这样形容国语运动，因为它自开始就仅是一些学者的呐喊，没有政府、没有组织，这些人仅是出自救国强民的良知，凭借自己深厚的国学基础和语言文字知识、开放的思想和对西方进步的思考，从而发动了这个被后人认为是惊世骇俗、影响深远的运动。

国语运动初期，福建人卢戆章在新加坡学习英文后，利用洋人传教创造的“话音字“制成”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其宗旨是”字母与切法习完，凡字无师能自读“。在他的课本刊行6年后，也就是戊戌变法那一年（1898年）才由他的同乡京官林辂存呈请都察院代奏，请皇上下令管学大臣选派学者及编译局研究各地的简字及切音法。光绪帝令总理衙门”详加考验具奏“。谁知政变、战争搞得朝野无心。又过去了7年，卢戆章到京遵旨将切音字书呈学部，学部将其推给外务部，外务部又转给学部，第二年，卢氏又提交了一部新书《中国切音字母》，改用笔画而不是最初来自洋人的罗马字母。学部把他的书转给译学馆，译学馆写了一大篇三千字，给批驳了，无非是”泥今忘古，狃近昧远，遂生种种之缺点“。历经14年，卢氏的发明也只在其家乡得以传习。

与卢氏相比，王照要幸运些，这与他的公务员背景不无关系。虽然他的官话字母是他在日本逃亡期间发明的，更不便公开推行，但他借助自己的社会关系，如翰林院编修严修、桐城派元老吴汝纶、直隶总督袁世凯等的支持，先在直隶启蒙学堂开始传习，后两江总督周馥、盛京将军赵尔巽也在各省城设立“简字学堂“。到1906年，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话字母传播很广，遍于13省境界。相比卢氏，王照的成功有三个原因：一是他的字母基础是北京官话，容易得到官方的认可；二是他本人在京城做过官，有一定的人脉。宣统初年，王照和他的官语字又遭到封杀。他和卢氏等人的发明一样，都未得到过官方或任何学术组织的认可。只是一些同道人在自己的范畴内进行推广而已。

由此看来，国语运动起初只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主要集中在沿海传教盛行的地方和北京周边文化发达地区，他们的目标不约而同，就是要改变中国人不识字的落后状态。当时的清政府虽有明君也有贤臣，无奈外忧内患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何况愚民正是封建王朝的驭民之术。所以，这一阶段的国语运动既无政府支持，也无专门的研究机构，完全不成体系，更遑论推广普及了。但无论如何，清末的这些先驱们，以一己之力带来一束光，照进那些目不识丁的人中间，给他们、也给中国带来了希望。

国语运动的第二阶段进入了民国，教育部在1912年就通过了《采用注音字母案》，并组建了读音统一会，谁知第一次开会就吵得不可开交，闹得鸡飞狗跳。这次会议开了三个月，议长吴敬恒辞职了，副议长王照病了，最后推出直隶代表王璞为临时主席草草通过议案而结束。章炳麟的注音字母被意外通过，完全得益于会议代表中章的学生众多。而一省一票通过的6500字的读音，因表决时间太长也是虎头蛇尾。谁知刚一闭会，政局变动，教育部人员更迭，所有议案束之高阁，任鼠咬虫伤，无人问津。唯王璞靠会员等的捐资，创办注音字母传习所，勤恳宣传，不懈传播。这个时期，民国伊始，特别是政体的改变，令很多事务都成了新命题，无从下手，第一次读音统一会的情况正是这个时期民主治理的缩影。

民国五年（1916年）国语研究会在教育部陈懋治、陆基、黎锦熙等几个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成立了，这是一个学术组织，主张“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这一宗旨马上遭到林纾、胡玉缙等人的强烈反对。好在国语研究会第一任会长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具有一定的学术和权威地位，在第一次会议上就拟定了《国语研究调查之进行计划书》。这时新文化运动正如火如荼，于是，”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双潮合一。胡适、钱玄同、刘复、沈尹默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也融入国语运动中。到1920年，国语研究会的会员已达一万二千人。由于北大，北师大等大学的加入，国语运动的学术氛围变得更加强烈。但实际上这个阶段更像是一个头脑风暴时间，讨论多于行动。

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的成立，标志着国语运动正式进入政府运作阶段，这一年是1919年。国语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注音字母，这距离1912年通过注音字母又过去了7个年头。随后，《国音字典》正式公布，《校改国音字典》发行，《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成立，学校国文科改为国语科，教育系统也进行了改革和优化。那么，国语运动至此就步入了顺利推进的正轨吗？远非如此。彼时的北洋政府对地方的管控上可谓松散，类似于邦联制，中国大陆称之为”军阀混战“。这就意谓着地方权力大于中央，你说你的，我做我的。更何况中央政府里也还有如章士钊这样的反国语势力，新的对抗开始了。不过这次国语会掌握了一些权力，不再像民国初年那么被动了。胡适被敌方认作是白话文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新文学家及新青年们一起捍卫着白话文；陆衣言则成为争夺出版界的总司令，这一个战场最重要的是争夺国语教科书及国语出版物；在教育部这一官方战场则是由国语会副会长张一麐主持；黎锦熙和钱玄同则以出版《国语周刊》来对抗敌方的《甲寅》。在各省中，河南最开明，奉天最蛮横，干脆禁止用语体文，不许传习注音字母。更可笑的是，由于北洋政府权力不稳，欠薪问题日渐严重，欠薪范围不断扩大，起初只是老师，后来发展到官员，起初只欠个把月，后来发展到欠薪一年，连教授都要借高利贷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学生自治风潮正酣，各种罢课此起彼伏，教育部和各部一样，官员如走马灯一般变动，甚至出现真空期，谁还有心思去做国语会的事。要知道国语会所有人员全是兼职，本职都拿不到工资，兼职的事更无人问津了。所以，这一阶段的工作不是政府不重视，是无能为力。而这一阶段的矛盾也上升到派别之间。这已经不是语言本身的问题，是文化，更是政治。

国语会的同仁们并没有停歇，他们仍然按照他们设计的途径，开始了下一阶段的工作，设计并推行国语罗马字，他们认为这是与国际语言接轨的一步。在行政方面，工作的推进仍是一步三折：1923年的国语会第五次大会才组织了《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继续四年前订的计划，而这个委员会又是到1925年12月才正式开会，推举出委员，结果开会时，不是缺席就是委托代表，磕磕绊绊，别别扭扭。1928年，国民革命军统一南北，政府的稳固对推动国语运动十分有力。这一年公布了《国语罗马字》，成立了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各省市奉令成立“注音符号推行委员会“。看似势如破竹的国语运动又遭遇”九一八“国难。好在彼时成就了一党专政，又国难当头，国民党深感各种统一的重要性，由党部和国家机关强¬行使用白话文、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标点符号等，再推广到无线电、有线广播、铁路、司法等领域。全国各地办起国语罗马字讲习所、国语速记讲习所，教育部颁行了新的《中小学课程标准》，民众教育同时兴起。

然而看似风声水起的国语运动，其实是十分捉襟见肘的。自北洋政府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危机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各大学不仅欠薪严重，学生还三天两头闹罢课，停课时薪酬还面临打折。像国语会这样的机构每年批预算十分艰难，能否发得下来更是成了问题。于是，黎锦熙和汪怡等在教育部有些人脉的人同时肩负起找钱的责任。他们不仅要争取财政预算，还要自寻门路，找教育基金会、甚至同道人捐款等，无奈各处碰壁。1928年制定了雄伟计划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经常处于无米之炊的状态。1933年4月，教育部官员张星舫来编纂处参观，黎锦熙马上托其催款；7月教育部为编纂处再拨12000元，大家异常兴奋，因为事业可不间断了；8月教育部按预算拨款都成为一件喜事。谁知到1935年5月，预算还是被撤，一通游说后，7月缩减至11000元，于是黎锦熙等商议修改工作计划，降低个人酬劳，以维持编纂处运转。

国语运动遇到的另一困难是谁也没想到的，这就是人员流失，并且是骨干的英年早逝。这中间包括：刚从法国读完音韵学博士的刘半农，他于1934年7月因西北考察染回归病去世；风华正茂的白涤洲，他于1934年10月去世，年仅34岁，虽然如此年轻，他在语言学界和国语运动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廉于1935年2月在北大讲台上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的去世对几位人过中年、身心疲惫的教授们影响极大。百病缠身的钱玄同就曾经希望能够专心做国语事业，而不必再去教书，他的体力已经跟不上，而他更痛恨作为系主任每学期排课、请教授的困难，给教师和学生调和不可调和之矛盾的艰难。黎锦熙则一边经历着被学生驱逐、罢课，一边四处找关系为国语会和大辞典编纂处找钱、找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语会内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显现出来，有些是学术上的，有些则只是人际上的，如孙子书等，他们因不能共事而离开。

1935年，教育部改组国语会为国语推行委员会，随后的抗战和北平沦陷，使这个组织和这项工作陷入全面停顿中。而与此同时由国内左派主导的“拉丁语运动”又掀起了对国语运动的质疑和论争。接下来即是国语运动的第三个阶段。这个时期正处在抗战中，国语会的主要成员有南下的，如魏建功；有西去的，如黎锦熙；有留在敌占区病死的，如钱玄同；也有在敌占区仍然坚守当初计划的，如汪怡；还有出国讲学的，如赵元任。他们再没能聚首，但各自仍在为国语运动效力：魏建功去了台湾这个国语的荒蛮之地，主持了台湾国语推行委员会，为日后台湾推行国语奠定了基础；黎锦熙在西北的大学开始设立国语专修科，为台湾等地培养国语教学人才；钱玄同至死前仍在完善他的《国音常用字汇》并着手编新的字典；汪怡在伪政府下带着编纂处留下的几人，完成了《国语辞典》（八本版）的编纂工作。他们在不同的地点，在恶劣的环境下，仍然进行着共同的事业，有着一种默契。1949年，在中国一个时代结束之际，黎锦熙完成了《国语辞典》的正式序言，并出版了四本版的《国语辞典》，这成为一个划时代的著作，它确定了国语标准和编订国语辞典的方法，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乃至世界各地国语推行和发展的基础，也为国语运动划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

国语运动，在先知们的无意识中开始，他们的理想是创造一种能说就能写的语言，让中国人不再为识字花费太多的时间，更让中文变得无歧义而有逻辑，并与世界语言接轨。从这一点来讲，国语运动仍然任重道远。今天的中国在扫除文盲上已实现腾飞，但中文并未实现同一，反而出现汉语拼音与简体字，注音字母与繁体字等不同体系。国语运动还会有下一阶段吗？或许我们当前正处在这个运动中的一个停顿而已。

参考文献：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语运动史纲》黎锦熙著商务印书馆

《国语辞典》（八本版）

主编：汪怡

编纂者：徐一士，孙崇义，王述达，彭心如，徐世荣，何梅岑，傅严，牛文青

著作者：中国辞典编纂处

发行兼印刷者：商务印书馆

时间：1943年12月

《国语辞典》（四本版）

主编：黎锦熙汪怡

编写人：徐一士，孙崇义，徐世荣，傅严，安文倬，王述达，张蔚瑜，何梅岑，牛继昌，高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