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步維艱的國語運動

作者：王昀

提到運動，中國大陸人馬上就會聯想到¬“舉國上下“、”轟轟烈烈“之類的詞彙。而國語運動則不然，它像一只蠟燭，以微弱的光，被風吹得不停搖曳，甚至近于熄滅，但它努力燃燒，發光發熱，至死不渝。之所以這樣形容國語運動，因為它自開始就僅是一些學者的呐喊，沒有政府、沒有組織，這些人僅是出自救國強民的良知，憑借自己深厚的國學基礎和語言文字知識、開放的思想和對西方進步的思考，從而發動了這個被後人認為是驚世駭俗、影響深遠的運動。

國語運動初期，福建人盧戆章在新加坡學習英文後，利用洋人傳教創造的“話音字“制成”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其宗旨是”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在他的課本刊行6年後，也就是戊戌變法那一年（1898年）才由他的同鄉京官林辂存呈請都察院代奏，請皇上下令管學大臣選派學者及編譯局研究各地的簡字及切音法。光緒帝令總理衙門”詳加考驗具奏“。誰知政變、戰爭搞得朝野無心。又過去了7年，盧戆章到京遵旨將切音字書呈學部，學部將其推給外務部，外務部又轉給學部，第二年，盧氏又提交了一部新書《中國切音字母》，改用筆畫而不是最初來自洋人的羅馬字母。學部把他的書轉給譯學館，譯學館寫了一大篇三千字，給批駁了，無非是”泥今忘古，狃近昧遠，遂生種種之缺點“。曆經14年，盧氏的發明也只在其家鄉得以傳習。

與盧氏相比，王照要幸運些，這與他的公務員背景不無關系。雖然他的官話字母是他在日本逃亡期間發明的，更不便公開推行，但他借助自己的社會關系，如翰林院編修嚴修、桐城派元老吳汝綸、直隸總督袁世凱等的支持，先在直隸啓蒙學堂開始傳習，後兩江總督周馥、盛京將軍趙爾巽也在各省城設立“簡字學堂“。到1906年，由京津而奉天而南京，官話字母傳播很廣，遍于13省境界。相比盧氏，王照的成功有三個原因：一是他的字母基礎是北京官話，容易得到官方的認可；二是他本人在京城做過官，有一定的人脈。宣統初年，王照和他的官語字又遭到封殺。他和盧氏等人的發明一樣，都未得到過官方或任何學術組織的認可。只是一些同道人在自己的範疇內進行推廣而已。

由此看來，國語運動起初只是一種民間自發行為，主要集中在沿海傳教盛行的地方和北京周邊文化發達地區，他們的目標不約而同，就是要改變中國人不識字的落後狀態。當時的清政府雖有明君也有賢臣，無奈外憂內患需要操心的事太多了，何況愚民正是封建王朝的馭民之術。所以，這一階段的國語運動既無政府支持，也無專門的研究機構，完全不成體系，更遑論推廣普及了。但無論如何，清末的這些先驅們，以一己之力帶來一束光，照進那些目不識丁的人中間，給他們、也給中國帶來了希望。

國語運動的第二階段進入了民國，教育部在1912年就通過了《采用注音字母案》，並組建了讀音統一會，誰知第一次開會就吵得不可開交，鬧得雞飛狗跳。這次會議開了三個月，議長吳敬恒辭職了，副議長王照病了，最後推出直隸代表王璞為臨時主席草草通過議案而結束。章炳麟的注音字母被意外通過，完全得益于會議代表中章的學生衆多。而一省一票通過的6500字的讀音，因表決時間太長也是虎頭蛇尾。誰知剛一閉會，政局變動，教育部人員更叠，所有議案束之高閣，任鼠咬蟲傷，無人問津。唯王璞靠會員等的捐資，創辦注音字母傳習所，勤懇宣傳，不懈傳播。這個時期，民國伊始，特別是政體的改變，令很多事務都成了新命題，無從下手，第一次讀音統一會的情況正是這個時期民主治理的縮影。

民國五年（1916年）國語研究會在教育部陳懋治、陸基、黎錦熙等幾個有識之士的倡導下成立了，這是一個學術組織，主張“言文一致“和”國語統一“。這一宗旨馬上遭到林纾、胡玉缙等人的強烈反對。好在國語研究會第一任會長為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具有一定的學術和權威地位，在第一次會議上就擬定了《國語研究調查之進行計劃書》。這時新文化運動正如火如荼，于是，”文學革命“與”國語統一“雙潮合一。胡適、錢玄同、劉複、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也融入國語運動中。到1920年，國語研究會的會員已達一萬二千人。由于北大，北師大等大學的加入，國語運動的學術氛圍變得更加強烈。但實際上這個階段更像是一個頭腦風暴時間，討論多于行動。

國語統一籌備會（以下簡稱“國語會“）的成立，標志著國語運動正式進入政府運作階段，這一年是1919年。國語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注音字母，這距離1912年通過注音字母又過去了7個年頭。隨後，《國音字典》正式公布，《校改國音字典》發行，《增修國音字典》委員會成立，學校國文科改為國語科，教育系統也進行了改革和優化。那麽，國語運動至此就步入了順利推進的正軌嗎？遠非如此。彼時的北洋政府對地方的管控上可謂松散，類似于邦聯制，中國大陸稱之為”軍閥混戰“。這就意謂著地方權力大于中央，你說你的，我做我的。更何況中央政府裏也還有如章士钊這樣的反國語勢力，新的對抗開始了。不過這次國語會掌握了一些權力，不再像民國初年那麽被動了。胡適被敵方認作是白話文運動的總司令，他和新文學家及新青年們一起捍衛著白話文；陸衣言則成為爭奪出版界的總司令，這一個戰場最重要的是爭奪國語教科書及國語出版物；在教育部這一官方戰場則是由國語會副會長張一麐主持；黎錦熙和錢玄同則以出版《國語周刊》來對抗敵方的《甲寅》。在各省中，河南最開明，奉天最蠻橫，幹脆禁止用語體文，不許傳習注音字母。更可笑的是，由于北洋政府權力不穩，欠薪問題日漸嚴重，欠薪範圍不斷擴大，起初只是老師，後來發展到官員，起初只欠個把月，後來發展到欠薪一年，連教授都要借高利貸維持生計。與此同時學生自治風潮正酣，各種罷課此起彼伏，教育部和各部一樣，官員如走馬燈一般變動，甚至出現真空期，誰還有心思去做國語會的事。要知道國語會所有人員全是兼職，本職都拿不到工資，兼職的事更無人問津了。所以，這一階段的工作不是政府不重視，是無能為力。而這一階段的矛盾也上升到派別之間。這已經不是語言本身的問題，是文化，更是政治。

國語會的同仁們並沒有停歇，他們仍然按照他們設計的途徑，開始了下一階段的工作，設計並推行國語羅馬字，他們認為這是與國際語言接軌的一步。在行政方面，工作的推進仍是一步三折：1923年的國語會第五次大會才組織了《國音字典》增修委員會，繼續四年前訂的計劃，而這個委員會又是到1925年12月才正式開會，推舉出委員，結果開會時，不是缺席就是委托代表，磕磕絆絆，別別扭扭。1928年，國民革命軍統一南北，政府的穩固對推動國語運動十分有力。這一年公布了《國語羅馬字》，成立了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各省市奉令成立“注音符號推行委員會“。看似勢如破竹的國語運動又遭遇”九一八“國難。好在彼時成就了一黨專政，又國難當頭，國民黨深感各種統一的重要性，由黨部和國家機關強¬行使用白話文、注音符號、國語羅馬字和標點符號等，再推廣到無線電、有線廣播、鐵路、司法等領域。全國各地辦起國語羅馬字講習所、國語速記講習所，教育部頒行了新的《中小學課程標准》，民衆教育同時興起。

然而看似風聲水起的國語運動，其實是十分捉襟見肘的。自北洋政府以來，國民政府的財政危機始終沒有得到解決。各大學不僅欠薪嚴重，學生還三天兩頭鬧罷課，停課時薪酬還面臨打折。像國語會這樣的機構每年批預算十分艱難，能否發得下來更是成了問題。于是，黎錦熙和汪怡等在教育部有些人脈的人同時肩負起找錢的責任。他們不僅要爭取財政預算，還要自尋門路，找教育基金會、甚至同道人捐款等，無奈各處碰壁。1928年制定了雄偉計劃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經常處于無米之炊的狀態。1933年4月，教育部官員張星舫來編纂處參觀，黎錦熙馬上托其催款；7月教育部為編纂處再撥12000元，大家異常興奮，因為事業可不間斷了；8月教育部按預算撥款都成為一件喜事。誰知到1935年5月，預算還是被撤，一通遊說後，7月縮減至11000元，于是黎錦熙等商議修改工作計劃，降低個人酬勞，以維持編纂處運轉。

國語運動遇到的另一困難是誰也沒想到的，這就是人員流失，並且是骨幹的英年早逝。這中間包括：剛從法國讀完音韻學博士的劉半農，他于1934年7月因西北考察染回歸病去世；風華正茂的白滌洲，他于1934年10月去世，年僅34歲，雖然如此年輕，他在語言學界和國語運動中都起著重要的作用；馬廉于1935年2月在北大講台上突發腦溢血去世，他的去世對幾位人過中年、身心疲憊的教授們影響極大。百病纏身的錢玄同就曾經希望能夠專心做國語事業，而不必再去教書，他的體力已經跟不上，而他更痛恨作為系主任每學期排課、請教授的困難，給教師和學生調和不可調和之矛盾的艱難。黎錦熙則一邊經曆著被學生驅逐、罷課，一邊四處找關系為國語會和大辭典編纂處找錢、找人。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語會內部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也顯現出來，有些是學術上的，有些則只是人際上的，如孫子書等，他們因不能共事而離開。

1935年，教育部改組國語會為國語推行委員會，隨後的抗戰和北平淪陷，使這個組織和這項工作陷入全面停頓中。而與此同時由國內左派主導的“拉丁語運動”又掀起了對國語運動的質疑和論爭。接下來即是國語運動的第三個階段。這個時期正處在抗戰中，國語會的主要成員有南下的，如魏建功；有西去的，如黎錦熙；有留在敵占區病死的，如錢玄同；也有在敵占區仍然堅守當初計劃的，如汪怡；還有出國講學的，如趙元任。他們再沒能聚首，但各自仍在為國語運動效力：魏建功去了台灣這個國語的荒蠻之地，主持了台灣國語推行委員會，為日後台灣推行國語奠定了基礎；黎錦熙在西北的大學開始設立國語專修科，為台灣等地培養國語教學人才；錢玄同至死前仍在完善他的《國音常用字彙》並著手編新的字典；汪怡在僞政府下帶著編纂處留下的幾人，完成了《國語辭典》（八本版）的編纂工作。他們在不同的地點，在惡劣的環境下，仍然進行著共同的事業，有著一種默契。1949年，在中國一個時代結束之際，黎錦熙完成了《國語辭典》的正式序言，並出版了四本版的《國語辭典》，這成為一個劃時代的著作，它確定了國語標准和編訂國語辭典的方法，是中國大陸和台灣乃至世界各地國語推行和發展的基礎，也為國語運動劃上了一個完美的休止符。

國語運動，在先知們的無意識中開始，他們的理想是創造一種能說就能寫的語言，讓中國人不再為識字花費太多的時間，更讓中文變得無歧義而有邏輯，並與世界語言接軌。從這一點來講，國語運動仍然任重道遠。今天的中國在掃除文盲上已實現騰飛，但中文並未實現同一，反而出現漢語拼音與簡體字，注音字母與繁體字等不同體系。國語運動還會有下一階段嗎？或許我們當前正處在這個運動中的一個停頓而已。

參考文獻：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楊天石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

《國語運動史綱》黎錦熙著商務印書館

《國語辭典》（八本版）

主編：汪怡

編纂者：徐一士，孫崇義，王述達，彭心如，徐世榮，何梅岑，傅嚴，牛文青

著作者：中國辭典編纂處

發行兼印刷者：商務印書館

時間：1943年12月

《國語辭典》（四本版）

主編：黎錦熙汪怡

編寫人：徐一士，孫崇義，徐世榮，傅嚴，安文倬，王述達，張蔚瑜，何梅岑，牛繼昌，高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