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与北师大
作者：王昀
(1928年的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全景)
国语运动自1912年读音统一会（以下简称“读音会”）成立才算步入正轨，而读音会第一任会长正是时任教育总长兼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这注定了这个运动与教育界密不可分，而在教育界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当属北京师范大学了。
国语运动中最具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无疑是确定国语标准，没有标准何谈执行和推广。当读音会第一次会议草率表决了6500个字的读音和章太炎起草的注音字母后，如何形成一个汉字和汉语的完整体系和规范，非编纂字典莫属了。而这个字典编纂和出版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艰难异常。前期主要是学术上的争议，后期则是因为战乱，政府无力顾及。在一批执着的编纂人辛勤耕耘下，这个过程竟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国音字典》的初印本出版于1919年，这其实是在第一次读音会决案的《国音汇编草》而来，由吴敬恒起草，并与陈懋治、王璞、马裕藻、钱玄同、黎锦熙等商议后出版的。这版字典是对读音会成果的一次归纳，没有太多技术处理。192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由审音委员会委托《国音字典》校订专员钱玄同、汪怡、黎锦晖修订后的《校改国音字典》。这两版字典对1.3万个汉字进行了正音，但因是表决结果，可谓南腔北调，一经公布引起巨大争议。无论如何，这是中国以政府名义统一读音的开始，而几个主要参与者除吴敬恒、黎锦晖外，均是北师大的国文教员，这就不难看出北师大的中流砥柱作用了。
1928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以下简称“编纂处”）经过多年筹备正式成立。两位总主任黎锦熙和钱玄同以及国音普通辞典股主任汪怡均是北师大教员，而民众辞典股主任萧家霖、蒐集部主任孙楷第、编纂员王重民、王述达、王寿康等均为北师大的毕业生，也是黎锦熙、钱玄同的学生，唯刘半农和白涤洲是北大系同仁，不幸的是他们两位因外出考察染病，在1935年前后离世，使编纂处被迫由北师大同仁支撑起来。
1932年，《国音常用字汇》出版，它由钱玄同主编，黎锦熙、白涤洲、萧家霖合编，赵元任、汪怡参订。这是最早正式以北京音定为标准的国音字典，由教育部长朱家骅通令规定为推行统一读音的字典。应该说，这是第一部能够正式作为全国教学指导的国语典籍。完成这一任务的几人除白涤洲和赵元任外，仍是北师大人。钱玄同在字典出版不久又提出“增修《国音常用字汇》案”，因原书仍存在收录不全的问题。结果钱玄同又被推举为增修工作的主持人。事实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真正在学术研究上主导国语运动的就是钱玄同，他此时也正担当着北师大国文系主任的职务。钱玄同热爱这个事业，如果不是经济压力，他宁愿放弃教学而专于编纂字典。在去世前三天，即1939年1月14日，钱玄同的日记中记载着他最后的工作：“灯下取《国音常用字汇》之字典部首索引弄之。。。拟用此部首改编极古、极今二书。。。”《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因抗战被搁置，至1949年8月出版，遗憾的是钱玄同先生已作古，其主编为黎锦熙，编校人有汪怡、何梅岑、傅严、牛继昌、高景成、徐一士、徐世荣、孙崇义、王述达、张逎芝、张蔚瑜、李曾笃、诸昌祁。在十三位编校人中，有一半是北师大的教员或毕业生。高景成虽然毕业于燕京大学，但他中学就读于北师大附中，是王述达的学生。原来这部书已经是北师大三代师生共同协作的成果了。
作为编纂处最高成果的《国语辞典》有两个版本，一是1945年出版的八本版，一是1947年出版的四本版。八本版是在北平日伪统治时期完成的，当时很多学者南下西去，编纂处暂由汪怡主持。为区别于原编纂处，八本版是以“中国辞典编纂处”的名义出版的，主要编纂人有汪怡、徐一士、孙崇义、王述达、彭心如、徐世荣、何梅岑、傅严、牛文青，这其中三分之二为北师大人员。四本版是在八本版基础上修订的，剔除了日伪标志的一些日本词汇，编纂人员基本也是原班人马，只是因汪怡此时离开大陆赴台，主持人变为黎锦熙。《国语辞典》的出版是国语运动最重要的成果，标志着国语标准和国语字典编纂规范的正式建立。它一直被台湾沿用至今，而中国大陆使用的简体字和汉语拼音均是在此基础上演化而来的。
编纂处成立时隶属于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1935年国语会撤销后，因经费无着，编纂处一直处于一种停滞状态。在北平的日伪时期，编纂处编纂和出版字典，完全靠预支版税等自筹经费，维持得十分艰难，之间几度濒于解散。抗战胜利后，北师大复校，黎锦熙担任北师大的国文系主任，编纂处最终归属于北师大，1956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成立，编纂处被划归语言所而完成了历史使命。
国语标准确立后，如何在全国推广国语和注音字母就成了主要课题。1935年，教育部把国语会更名为国语推行委员会，国语推行委员会常任委员为汪怡、钱玄同、黎锦熙、陈懋治、魏建功，仍然多一半是北师大人。推行国语需要从几方面入手：教材编纂，培训教员，教学推广，国语读物出版等。汪怡、黎锦熙本来就是编教材的老手，而编教材也是师范教育一个重要的部分，北师大人理所当然地成为编教材的主力。为培训全国各地教员，国语会曾办了许多培训班，汪怡、黎锦熙等都亲自上课，北师大毕业生萧家霖、王寿康等都成了培训班的主力。民众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山东省是民众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这要归功于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而其馆长董渭川是民国时非常有名的民众教育家，他在普及识字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行国语和注音字母教学培训。事实上，董渭川先生也是北师大教育系的毕业生，他还曾是《国语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国语周刊》作为宣传推广国语的专刊，是钱玄同和黎锦熙以自己的名义组织创办的，撰稿人主要还有北大的魏建功、白涤洲、师大毕业生萧家霖等人。推行国语罗马字的《国语罗马字周刊》主编也是萧家霖。台湾人熟知的《国语日报》原为在北平发行的一份带注音符号的《国语小报》，副总编王寿康把它带到台湾，并且发展成为今天唯一一张带注音符号的国语报纸，这也许是华人界对国语运动的一种致敬。
谈到北师大人对于国语运动的执着，不得不提及几个人：黎锦熙在学术上倡导国文科改国语科，发表国语语法专著；在组织管理上，他在国民政府和每一位学者之间架起了桥梁；在培养人才上他孜孜不倦，他的学生不仅在北平，而且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包括他的第二任夫人贺澹江。在国语运动起步期，专业人员匮乏，黎锦熙不得不利用他的各种关系笼络人才，无论是同事、学生，亦或是同乡、同道人，他都能做到唯才是用。
汪怡是教授，也曾是官员和出版商。他擅长在出版界运用自己的人脉以获取资助和支持。那时的国民政府最缺的就是钱，想为政府做事还要自己想办法解决经费。汪怡绝对是个执着的人，如若没有这份执着，绝不可能从事编纂字典这种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在日伪统治下，很多人只顾糊口，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汪怡从未放弃他作为编纂处普通辞典股主任的职责。1938年，他对居家养病的钱玄同表达了自己要完成编纂词典的决心，让重病缠身的钱玄同很是欣慰。然而编纂工作完成，却无钱付印，他只得等待商务印书馆经营状况好转，允许预支版税，于1945年出版了《国语辞典》（八本版）。谁知他在伪政府时期的努力作为反而让他背负恶名，终不得不与长子远离故土，定居在台湾。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正式出版《国语辞典》，汪怡的名字赫然印在了主编的位置，这对他来讲应该是最大的成就吧。
王寿康在北师大毕业后曾从军，在抗战期间在国民革命军中任文职，负责教军人识字。在南征北战中，他仍执念于自己老师教授和推行的注音符号和国语，不仅以此教授学员，更是一直带到台湾。萧家霖和董渭川成为连襟，更是把夫人们都带入了编纂字典和国语教学中，不能不说这些都是他们对于国语运动一种执念的体现吧。
北师大对台湾国语推行更是起了关键的作用。早在抗战还未结束、北师大仍在西北联合大学之列时，黎锦熙就专门成立了“国语专修科”，为台湾光复储备国语教学人员。这项工作一直延伸至抗战胜利后，黎锦熙先生的弟子王寿康、牛继昌、王述达，孙崇义、徐世荣等担任教员。经过认真面试挑选的毕业生，如翟建邦、巩青祥、冯长青、张博宇等，后来都成为台湾国语教育的中坚力量，而台湾因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国大陆未开放前，也成为世界各地学习国语的基地，为国语向全世界推广作出了贡献。
那么北师大为什么会成为国语运动的主场呢？这就又要回到1912年，作为国语运动正式兴起的标志，读音会的组成基于三类人，一是教育部官员，二是各省选派的代表，三是作为学术专家的来自北大和北师大的代表。不难看出，前两类人除个别人外，多是来举手表决的，只有第三类人才是这一运动的核心力量。这当中，除钱玄同和黎锦熙外，北大的赵元任、刘半农、白涤洲在注音字母、罗马字等的创造和修订过程中，以及在国语会和教育部推动各种提案中都担当了重要角色。刘半农、白涤洲去世后，赵元任也离开北平，所有后续工作全部落在了北师大的几位主将身上，而培训师资、推广教学也当是北师大人的专长。如果说上述只是客观原因，那么北师大人的主观意愿更是他们的动力。我想用彼时北师大校歌的结束句来说明他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宏我教化，昌我民治，共矢此愿务成功。”正是这样的理念让北师大人将国语运动的责任视为己任，不懈努力，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8年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照，前排左三为黎锦熙，左六为钱玄同，右二为王述达)
参考文献：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5月）
《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 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 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38年初版）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同学录》（民国十七年）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杨天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