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與北師大
作者：王昀
(1928年的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全景)
國語運動自1912年讀音統一會（以下簡稱“讀音會”）成立才算步入正軌，而讀音會第一任會長正是時任教育總長兼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這注定了這個運動與教育界密不可分，而在教育界中發揮最大作用的當屬北京師範大學了。
國語運動中最具有技術含量的工作無疑是確定國語標准，沒有標准何談執行和推廣。當讀音會第一次會議草率表決了6500個字的讀音和章太炎起草的注音字母後，如何形成一個漢字和漢語的完整體系和規範，非編纂字典莫屬了。而這個字典編纂和出版過程可謂是一波三折，艱難異常。前期主要是學術上的爭議，後期則是因為戰亂，政府無力顧及。在一批執著的編纂人辛勤耕耘下，這個過程竟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
《國音字典》的初印本出版于1919年，這其實是在第一次讀音會決案的《國音彙編草》而來，由吳敬恒起草，並與陳懋治、王璞、馬裕藻、錢玄同、黎錦熙等商議後出版的。這版字典是對讀音會成果的一次歸納，沒有太多技術處理。1921年教育部又公布了由審音委員會委托《國音字典》校訂專員錢玄同、汪怡、黎錦晖修訂後的《校改國音字典》。這兩版字典對1.3萬個漢字進行了正音，但因是表決結果，可謂南腔北調，一經公布引起巨大爭議。無論如何，這是中國以政府名義統一讀音的開始，而幾個主要參與者除吳敬恒、黎錦晖外，均是北師大的國文教員，這就不難看出北師大的中流砥柱作用了。
1928年，中國大辭典編纂處（以下簡稱“編纂處”）經過多年籌備正式成立。兩位總主任黎錦熙和錢玄同以及國音普通辭典股主任汪怡均是北師大教員，而民衆辭典股主任蕭家霖、蒐集部主任孫楷第、編纂員王重民、王述達、王壽康等均為北師大的畢業生，也是黎錦熙、錢玄同的學生，唯劉半農和白滌洲是北大系同仁，不幸的是他們兩位因外出考察染病，在1935年前後離世，使編纂處被迫由北師大同仁支撐起來。
1932年，《國音常用字彙》出版，它由錢玄同主編，黎錦熙、白滌洲、蕭家霖合編，趙元任、汪怡參訂。這是最早正式以北京音定為標准的國音字典，由教育部長朱家骅通令規定為推行統一讀音的字典。應該說，這是第一部能夠正式作為全國教學指導的國語典籍。完成這一任務的幾人除白滌洲和趙元任外，仍是北師大人。錢玄同在字典出版不久又提出“增修《國音常用字彙》案”，因原書仍存在收錄不全的問題。結果錢玄同又被推舉為增修工作的主持人。事實上，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真正在學術研究上主導國語運動的就是錢玄同，他此時也正擔當著北師大國文系主任的職務。錢玄同熱愛這個事業，如果不是經濟壓力，他甯願放棄教學而專于編纂字典。在去世前三天，即1939年1月14日，錢玄同的日記中記載著他最後的工作：“燈下取《國音常用字彙》之字典部首索引弄之。。。擬用此部首改編極古、極今二書。。。”《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因抗戰被擱置，至1949年8月出版，遺憾的是錢玄同先生已作古，其主編為黎錦熙，編校人有汪怡、何梅岑、傅嚴、牛繼昌、高景成、徐一士、徐世榮、孫崇義、王述達、張逎芝、張蔚瑜、李曾笃、諸昌祁。在十三位編校人中，有一半是北師大的教員或畢業生。高景成雖然畢業于燕京大學，但他中學就讀于北師大附中，是王述達的學生。原來這部書已經是北師大三代師生共同協作的成果了。
作為編纂處最高成果的《國語辭典》有兩個版本，一是1945年出版的八本版，一是1947年出版的四本版。八本版是在北平日僞統治時期完成的，當時很多學者南下西去，編纂處暫由汪怡主持。為區別于原編纂處，八本版是以“中國辭典編纂處”的名義出版的，主要編纂人有汪怡、徐一士、孫崇義、王述達、彭心如、徐世榮、何梅岑、傅嚴、牛文青，這其中三分之二為北師大人員。四本版是在八本版基礎上修訂的，剔除了日僞標志的一些日本詞彙，編纂人員基本也是原班人馬，只是因汪怡此時離開大陸赴台，主持人變為黎錦熙。《國語辭典》的出版是國語運動最重要的成果，標志著國語標准和國語字典編纂規範的正式建立。它一直被台灣沿用至今，而中國大陸使用的簡體字和漢語拼音均是在此基礎上演化而來的。
編纂處成立時隸屬于國語統一籌備會（以下簡稱“國語會”），1935年國語會撤銷後，因經費無著，編纂處一直處于一種停滯狀態。在北平的日僞時期，編纂處編纂和出版字典，完全靠預支版稅等自籌經費，維持得十分艱難，之間幾度瀕于解散。抗戰勝利後，北師大複校，黎錦熙擔任北師大的國文系主任，編纂處最終歸屬于北師大，1956年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成立，編纂處被劃歸語言所而完成了曆史使命。
國語標准確立後，如何在全國推廣國語和注音字母就成了主要課題。1935年，教育部把國語會更名為國語推行委員會，國語推行委員會常任委員為汪怡、錢玄同、黎錦熙、陳懋治、魏建功，仍然多一半是北師大人。推行國語需要從幾方面入手：教材編纂，培訓教員，教學推廣，國語讀物出版等。汪怡、黎錦熙本來就是編教材的老手，而編教材也是師範教育一個重要的部分，北師大人理所當然地成為編教材的主力。為培訓全國各地教員，國語會曾辦了許多培訓班，汪怡、黎錦熙等都親自上課，北師大畢業生蕭家霖、王壽康等都成了培訓班的主力。民衆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環，山東省是民衆教育做得最好的地方，這要歸功于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而其館長董渭川是民國時非常有名的民衆教育家，他在普及識字教育的同時，積極推行國語和注音字母教學培訓。事實上，董渭川先生也是北師大教育系的畢業生，他還曾是《國語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國語周刊》作為宣傳推廣國語的專刊，是錢玄同和黎錦熙以自己的名義組織創辦的，撰稿人主要還有北大的魏建功、白滌洲、師大畢業生蕭家霖等人。推行國語羅馬字的《國語羅馬字周刊》主編也是蕭家霖。台灣人熟知的《國語日報》原為在北平發行的一份帶注音符號的《國語小報》，副總編王壽康把它帶到台灣，並且發展成為今天唯一一張帶注音符號的國語報紙，這也許是華人界對國語運動的一種致敬。
談到北師大人對于國語運動的執著，不得不提及幾個人：黎錦熙在學術上倡導國文科改國語科，發表國語語法專著；在組織管理上，他在國民政府和每一位學者之間架起了橋梁；在培養人才上他孜孜不倦，他的學生不僅在北平，而且遍及大江南北，甚至包括他的第二任夫人賀澹江。在國語運動起步期，專業人員匮乏，黎錦熙不得不利用他的各種關系籠絡人才，無論是同事、學生，亦或是同鄉、同道人，他都能做到唯才是用。
汪怡是教授，也曾是官員和出版商。他擅長在出版界運用自己的人脈以獲取資助和支持。那時的國民政府最缺的就是錢，想為政府做事還要自己想辦法解決經費。汪怡絕對是個執著的人，如若沒有這份執著，絕不可能從事編纂字典這種費力不討好的工作。在日僞統治下，很多人只顧糊口，放棄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汪怡從未放棄他作為編纂處普通辭典股主任的職責。1938年，他對居家養病的錢玄同表達了自己要完成編纂詞典的決心，讓重病纏身的錢玄同很是欣慰。然而編纂工作完成，卻無錢付印，他只得等待商務印書館經營狀況好轉，允許預支版稅，于1945年出版了《國語辭典》（八本版）。誰知他在僞政府時期的努力作為反而讓他背負惡名，終不得不與長子遠離故土，定居在台灣。上世紀五十年代，台灣正式出版《國語辭典》，汪怡的名字赫然印在了主編的位置，這對他來講應該是最大的成就吧。
王壽康在北師大畢業後曾從軍，在抗戰期間在國民革命軍中任文職，負責教軍人識字。在南征北戰中，他仍執念于自己老師教授和推行的注音符號和國語，不僅以此教授學員，更是一直帶到台灣。蕭家霖和董渭川成為連襟，更是把夫人們都帶入了編纂字典和國語教學中，不能不說這些都是他們對于國語運動一種執念的體現吧。
北師大對台灣國語推行更是起了關鍵的作用。早在抗戰還未結束、北師大仍在西北聯合大學之列時，黎錦熙就專門成立了“國語專修科”，為台灣光複儲備國語教學人員。這項工作一直延伸至抗戰勝利後，黎錦熙先生的弟子王壽康、牛繼昌、王述達，孫崇義、徐世榮等擔任教員。經過認真面試挑選的畢業生，如翟建邦、鞏青祥、馮長青、張博宇等，後來都成為台灣國語教育的中堅力量，而台灣因其特殊的地位，在中國大陸未開放前，也成為世界各地學習國語的基地，為國語向全世界推廣作出了貢獻。
那麽北師大為什麽會成為國語運動的主場呢？這就又要回到1912年，作為國語運動正式興起的標志，讀音會的組成基于三類人，一是教育部官員，二是各省選派的代表，三是作為學術專家的來自北大和北師大的代表。不難看出，前兩類人除個別人外，多是來舉手表決的，只有第三類人才是這一運動的核心力量。這當中，除錢玄同和黎錦熙外，北大的趙元任、劉半農、白滌洲在注音字母、羅馬字等的創造和修訂過程中，以及在國語會和教育部推動各種提案中都擔當了重要角色。劉半農、白滌洲去世後，趙元任也離開北平，所有後續工作全部落在了北師大的幾位主將身上，而培訓師資、推廣教學也當是北師大人的專長。如果說上述只是客觀原因，那麽北師大人的主觀意願更是他們的動力。我想用彼時北師大校歌的結束句來說明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宏我教化，昌我民治，共矢此願務成功。”正是這樣的理念讓北師大人將國語運動的責任視為己任，不懈努力，並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28年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國文系畢業照，前排左三為黎錦熙，左六為錢玄同，右二為王述達)
參考文獻：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5月）
《增訂注解國音常用字彙》 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民國38年初版）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畢業同學錄》（民國十七年）
《錢玄同日記》（整理本）楊天石主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