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正方

摘自《志在四方一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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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哇哇哇三天，不行了！

我在爸爸的病床旁边打地铺，整晚无法入睡。那间普通病房住了十六个病人，其中有位肝病患者，止痛药对他无效，痛起来扯直了喉咙嗷嗷的喊叫着。母亲多次要求转病房，院方回答：都住满了，再等等看。

这天早上谷正纲、张宝树来病房探望爸爸，他们频频问候。中风之后的父亲言语不便，却还是要抢着说话，他说：

「—我—哇哇哇三天，不行了—。」

意思是说他中风昏迷了三天，现在说话不行了。二位高官嘱咐要好好安养，然后行色匆匆的离去。张宝树是河北老乡，当时任中国国民党秘书长；早年父亲在北平中国国民党党部与谷正纲同事。老爸早就离开国民党了，他专心从事语文教育数十年。谷、张二老友探视爸爸的病之后，院方就将父亲转到一间双人病房去。

这是父亲的第二次严重中风。一年前他偕同赵友培教授，巡回全台湾辅导各中小学国语文教育。工作异常忙碌；参观授课、抽看学生作文、专题演讲、座谈会，每日的活动紧凑，又要抓时间赶火车，简直不得休息。那一天他一连做了两次演讲，再接着开座谈会，晚间有教师前来请教，深夜不得入寝，清晨就不能说话了。急诊医师急忙连打了两针，语言能力才渐渐恢复。

回台北休养了一段时期，父亲的语言能力恢复正常。精力充沛的他，生活中没有半点闲下来的时刻，积极参加北部国语文辅导工作。这一天上午，他在台北师范学校做了一场演讲，中午回家吃饭就有吞咽困难，口齿不清的现象，午睡后不见好转。傍晚请国语日报的特约家庭医师来看诊，大夫给父亲打了一针，说血压高，好好睡一觉再说。清晨醒来爸爸在床上，比手画脚，哇哇吼叫，左半身明显的使不出力来。 那时的台湾还没有119救护车，费尽周章才得以紧急送医。住院叁个星期，病况稳定回家休养，每日要坚持运动，假以时日或许能恢复到一定的健康状态。叁个月之后，父亲的起居坐卧基本上可以自理，但是他始终无法像过去那样的谈笑自若了。

母亲常常与我谈起父亲的往事，她感叹： 「都是演说惹的祸，你爸就喜欢演讲，在台上的那股子劲、那份兴奋、自在，台下听众的热情反应，真让他放不下；忘了时间，更顾不上自己的身体，谁也挡不住—。」

爸爸的演讲在当时确实名震一时，他在正式演说时，声音宏亮(那是没有扩音设备的时代)，起落有致，语音标准，言谈诙谐，更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听众倾心静听，有时又被他逗得乐不可支，讲到激情昂扬之处，就随着他情绪高涨，全场时时掌声雷动；迷上王教授演说的人不少。父亲南下辅导语文教育，高雄海青中学的安校长，为了听王教授的演讲，每日跟着他们的行程跑遍高雄县市。

父亲的老友王玉川伯伯说过：「一件事要王茀青先生来说，就是说了十遍，人家也不会听厌的。」

梁容若教授，父亲北师大的同学，后来他们一同在台湾开创国语日报，梁伯伯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寿康心广体胖，坦白真诚，喜欢帮助困难的朋友青年。他教过的学生很多，清早、中午、深夜、星期天，叁叁五五，随时可以访问他。谈学问、谈职业、谈家庭生活、谈恋爱问题，他没有不细心地听，郑重地回答。〈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他是难得的人师。」

十几位北京师大国语专修科毕业的学生，随着王老师来台湾推行国语；父亲在台湾省立师范大学成立国语专修科，两届毕业生分发至各中学推动语文教育。父亲的学生方祖燊教授回忆：

「上王寿康先生的课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讲演。先生站在台上，个子不高大，人很壮健，寛脸丰颐，头发微秃，两边却很浓密，鼻梁上架着一付红黑花边的圆形老式眼镜，从镜片后露出有力的眼神，坚毅中带有慈祥的意味，一手摆在背后的腰部，一手在前面作种种适当的手势，他说话有力，声音响亮。数百人的大场合，听他的长篇大论的演说，精辟的见解，机趣的妙喻，时时笑声四起，掌声轰动。我可以说，听了先生的演说之后，再没有听过比他老人家更杰出的演说了。—」

毕业自师范大学国语专修科的钟露升先生，写了一篇文章名〈浑身是劲儿：我对王茀青老师的印象〉： 「九年前王寿康老师给我们上第一节课，开宗明义将的是国语运动的两大目标：〈言文一致、国语统一〉。他追述过去国语运动的成功、失败，一会儿高兴得跳起来，一会儿垂头丧气，有时候咬牙切齿，有时候痛苦悲伤。只见他脑门儿闪烁着亮光，颤抖的手在空中飞舞，矮胖的身体一晃一晃的使劲摇摆，嘴里一直滔滔不绝。这时，一股热力充满了我心胸，我握住拳头，咬紧牙根，随着他的情绪而激荡。看看前后左右的同学，每一个都凝神倾听，慷慨激昂。我们深深的敬佩他从事语文教育的热情，和他杰出的演说天才！」

钟露升说：「每当我灰心丧志，就邀二叁同学找王老师给我们加油，一番训诫以后，果然精神百倍，失意全消！他每一条血管都充满着热，每一丝肌肉都蕴藏着力。—王老师病在床上，我去看他。我告诉他我们同学想成立一个推行国语的民间机构，他满口Yes,Yes!双手不停的比划，最后翘起大拇指勉强说了俩字：顶好！我笑着说：您很像美国学生说国语。」

回家休养叁个月后，医师认为父亲的病情稳定，至于日后他是否能恢复说话，谁也说不准，持续的训练吧！

我真的老了，不时想着许多年前的事：爸爸两次严重中风，头一次急救回来，一年多后再度发病，病情更加严重。早年的医疗设施医学知识均不足，错过了黄金救治时间。这位罕见的语言学者、当年台湾最有语言魅力、活力四射激情而生动的演说家，从此失去了他的语言能力。

努力从头学说话，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最痛苦的煎熬。我曾每天下午教他说话，像教幼儿一般一个字一个字的说，要求他跟着重复一遍。父亲的咬字和四声准确，轻声变调儿化韵都无懈可击，但是他记不住，昨天学的今天就忘光，进步缓慢而不显着。还能看报纸，大声的念出来，也是字字标准，但是不懂文中的意思。年轻的我缺乏耐性，两个月后这个教父亲说话的任务，便逐渐松懈下来。之后他仅仅能说简单的字来表达要求，多数时间就坐在藤椅上，望着院子里的花草，不发一语。

夏伯母(林海音)是我们家的紧邻，她曾经写过这么一段： 「茀青先生是因中风病倒，像一般的中风患者一样，肢体一边麻痺瘫痪，不能言语，这对于一位语文教授和演讲家的茀青先生，真是一件惨痛的事。他初住台大医院，返家后用心调养，每天下午由一男工陪他出来散步。那时，重庆南路叁段尚未改建马路，街面清净，往来车辆也不多，每天见他穿着长袍、歪着半个身子，一瘸一拐的，努力学习行走。 走到我家门口，如果看见大门口敞开，他必得弯进来看看孩子们，孩子们看见他，也都亲热地叫：「王伯伯！来坐」因为我家小女儿每天都和邻居女孩做老师教书的游戏呢！院子里一把椅子架着一个小黑板，下面坐着几个小女孩。小女儿阿葳做小老师：“三，ㄙㄢ三，一声三，九，ㄐ一ㄡ九，三声九……啊!王伯伯，来，念，九，ㄐ一ㄡ九，三声九!”茀青先生，嘴唇微动，努力地张开嘴巴，〈八!〉他是心里想着九，却发不出来，张开嘴巴就是〈八!〉 可怜的王伯伯，落得每天和小老师学说话。」

短期内，两年或三年，甚至于更久远，父亲不能够工作，可能再也无法在台上慷慨激昂谈笑自若的推动〈国语统一、言文一致〉大业了。

1959年的台湾没有任何退休制度，公教人员的薪资微薄，加上每个月的油米煤等配给品，堪堪维持温饱，家无隔宿之粮，几乎是个普遍现象。母亲身体不好，已经辞去教职好几年了，哥哥刚刚大学毕业，正在南部服兵役，我念大三，唯一能赚钱养家的老爸卧病在床，往后怎么办？

陪著爸爸在家中闲坐，教他说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父亲跟著我一个字一个的学，发音很标准，但是学过了就忘记。有时候他望著院子的花草沉思，忽然大声对我说：

「喂喂，我们哪！—-饿死—。」然后他两手一摊。

「说什么呢？哪儿会有那种事，您的两个儿子都这么大了。」

儿子有什么用？半大小子，吃死老子。那个年月的台湾，任何科系的大学毕业生，工作机会近乎零。哥哥读台大化学系的成绩优异，得到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全额奖学金，准备退役之后就去太平洋彼岸读博士学位。我身强体壮，反正念这个台大电机系也是乏善可陈，可以去干个能挣钱的活儿，体力活儿也行！ 母亲很镇定，一再告诉我专心用功读书就好，其它的事别担心，由她来打理照料。我们兄弟俩，按部就班毕业、当兵、留学美国、先后获得学位、找到工作，按期汇钱给台湾的二老，保证他们的生活无虞。

但是我们在美国读书，还没有上班的那几年，母亲作了什么安排才度过难关的？ 多年后父亲去世，她来美国小住，夜深人静老太太爱喝两杯她的特制老酒：人参与多种中药材泡在陈年高梁里，成了褐色的胶状物，挖出来些许来再对上纯高粱酒，均匀搅拌后味道浓烈，几口下肚，她老人家娓娓道来：

「当年你父亲特别照顾他的学生，记得吗？国语专修科的学生常常来家里谈话，一坐就是几个钟头。」

「怎么不记得，最记得方师兄失恋的事，大雨天跑到我们家来，浑身淋到湿透，气若游丝六神无主的向爸爸说：王老师，我刚才打了她！爸爸惊呼：怎么一回事？你不要打人哪！然后方师兄就在那儿详细说他的恋爱失败史，有好几个钟头吧！ 」

「是啊！后来你方师兄有了合适的对象，成家立业，他现在是名牌教授啦！你爸爸重病之后，多亏了他的这几个好学生，唉！」

当时台湾师范大学没有因病退休的条例，国语日报已是民间财团法人机构，报社经营的艰苦，也是无能为力。父亲的学生：张孝裕，方祖燊、王天昌、黄增誉、钟露升几位，毕业了数年都有大学讲师资格。他们与师范大学取得协议：王教授在病中，需要休养一段时期，他在师大教的几堂基础语言课，就由我们几个讲师义务代课，王寿康先生仍保留师大的教授职位。我还记得当年张孝裕师兄，每个月定期来家里拜访老师、师母，恭恭敬敬的交给母亲一个信封。

「可是直到1964年，我才找到那份IBM的工作，开始往家里汇钱！」

「就是啊！」母亲说：「孝裕他们替你爸爸代课，前后有五年。」

后记：

1959年到1964年是我们家最艰苦的岁月，孝裕师兄默默安排诸师兄轮流在师范大学为父亲代课，维持住了我们全家的生计。母亲认为两个儿子太年轻，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瞒著不说，及早送出国，让我们心无挂虑的尽力闯出个名堂来。咱哥儿俩还算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心愿，在太平洋彼岸站住了脚跟。

匆匆六十多年过去了，在台北的一个纪念会上遇见了张孝裕教授；张老先生年逾九十，耳目聪明思路清晰；见到我他说：

「你还有小时候的那个样子。」

我郑重地向他致谢：若不是几位师兄义务为父亲代课五年，我们一家真的不知道会怎么样了呢！孝裕师兄仰首而笑，他说：

「那是应当的嘛！令尊是我们的恩师，当年他是那么样的照顾大家。告诉你一件事：王老师安排我去高雄市教育局负责推行语文教育，那位市长并不重视语文教育，把我派到一间小学去教书，王老师知道了，几天之内就调我回台北。他说台湾的语文教育刻不容缓，这边有好多工作等著你—-。」

孝裕师兄兴致很高，滔滔的说著往事，我默坐一旁倾听。

真的是老了，我想起那个冬天的下午：爸妈坐在廊子上晒太阳，阳光照著母亲的灰白头发，头顶上略见稀疏。父亲望著他的老伴良久，作手势要我附耳下来，我低下头去，他的耳朵背，说话声音很大，他说：

「你妈呀！她秃了。」

每个字的发音标准，铿锵有力，不像有语言障碍的人。老太太听见之后十分不高兴，回敬一句曰：

「你才是个秃子呢！」

父亲的每件事，总在我的脑海中来来去去的萦绕著，老是要写点他的什么，过于著力反而屡屡不能成篇。他教我们的那首儿歌是这么唱的：

「谁跟我玩儿，打火燫儿，火燫儿花卖香瓜，香瓜苦，卖豆腐，豆腐烂，摊鸡蛋，鸡蛋鸡蛋壳壳，里面坐著个哥哥，哥哥出来买菜，里面坐著个奶奶，奶奶出来烧香，里头坐著个姑娘，姑娘出来点灯，烧了鼻子眼睛。」

唱完了不自觉地两手在鼻子眼睛上乱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