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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麐先生曾在国语研究会成立时被推举为副会长，在国语统一筹备会（以下简称“国语会”）成立时被任命为会长。和国语运动中的大多数人不同，张一麐既不是钱玄同式的学者，也不是吴稚晖式的学术官僚，只因他执掌教育部而卷入了国语运动，但是，他对国语运动也有着自己的思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1913年“读音统一会”上通过的注音字母，会后即被政局动荡中的教育部束之高阁，任其鼠咬虫伤，无人问津。1915年10月，张一麐至教育部任职，看到王璞等人的呈文，遂力推注音字母，月捐俸银200元支持注音字母传习所，并于12月呈请袁大总统批准就此呈立案。呈中言：“俟传习数月后，先就京城未入校之学龄儿童及失学贫民之年长者，每一学区，饬学务局会同警察厅匀配地点，多设半日学校，露天学校，强迫入学，专习此项字母，一面印成书报，令所有语言，均可以此项文字达之。此次推诸近畿各属，并咨行各省，酌派师范生到京练习。借语言以改造文字，即借文字以统一语言，期以十年，当有普及之望。” 短短数句，张一麐将传习注音字母的道理和方法讲得清晰确切。次年，张一麐以江苏籍人士的身份与严修、吴稚晖等发起成立了国语研究会，并任副会长。1917年2月18日，国语研究会在宣武门外学界俱乐部开会，议定简章九条，其宗旨为：“研究本国语言，选定标准，以备教育界之采用”。作为学术机构，国语研究会在“文学革命”与“国语统一”的潮流中广纳学者，至1920年，其会员已达12000人，影响极大。1919年，张一麐与蔡元培提出本会会务的进行办法，并拟定用国语编译书报，获得一致赞同。

国语会也成立于1919年，张一麐被任命为会长，这是国民政府推行国语的行政机构。在随后8月11-13日的《大公报》上连载了张一麐的来稿《我之国语教育观》，他用浅显易懂的文字把国语会的主要功能贩卖给民众。张一麐在文章中把国语教育比做慈善，不懂语言如同聋子、瞎子、哑子，无法与人交流，苦不堪言。而一但不能交流的人可以交流岂不是最大的慈善？他在文章中举例，“街上挂着‘向左边走’的木牌，洋车夫偏向右边走，因为不识字的缘故。公园里明明挂着‘厕所’的木牌，小便偏在厕所以外，因为不识字的缘故。所以警察厅的违警章程、一切官厅的法令，都是给自己看的，因为小老百姓不识字的缘故。“他列举了东西各国的统计，英、法、美等国百人中不识字的不过几人，日本百人中有九十人识字，而我们没有精密统计，据说一千人中只有七个人认字。针对许多人对注音字母的不解，他讲道：”我记得张文襄奏定的《学务纲要》就有各省学堂须统一文言一条，直至宣统三年还没有办法，只有王小航先生的官话字母，在北京保定一带曾经试办。齐震岩先生做某县知县，有一天到乡下去找到一个农家农人，在三里外做庄稼，家中有农妇跟小孩子。齐先生要传她丈夫问话，这个农妇就取了一片粗纸一支破笔，草了十几个天书似的¬¬¬文字，叫小孩儿去找他父亲。不一会儿这农夫果然回来了。齐先生看他写的字就是官话字母碰成的。“关于白话文，他则以自己的实际经验作了推介：”我在十一二岁时看《西游记》和《三国演义》，一天可以看三四本，看《十三经注疏》，一天看上三十页就不能多看。可见看白话的书比那文理深奥的容易几十倍。如果是把这几十倍的功夫腾出来研究东西洋的文字以及各种科学，岂不是把笨重的骡车改成了汽车？“ 可见，张一麐虽然不是学者，但在会长这个位置上，他是身体力行地推行着国语运动的主张。第二年，他还曾函请教育部提倡国语，并开列国语材料清单二百份，供各教育机关照单选购。

当1925年国语的推行工作出现倒行逆施现象，他们的理由不外乎“语体文采俚词俗语入文，不及文言文之能行远”这类，故不应推行语体文，张一麐代表国语会致信教育总长、次长呼吁坚守国语运动主旨，函中写道：“。。。初级短期的国民教育，照现行的制度既然定为义务教育，那么全中华民国的国民，无论哪一等人，也不问他们的家世怎样，环境怎样，都应该普遍地受着这教育才对。。。与其叫他们耗费多量的时间去学繁难的文言文，何如叫他们用最经济的时间去学便易的语体文呢？那就理论上说，文言文用笔代舌，即语译文，有两个转折；语体文笔之所写，就是口之所说，不过一个转折，孰难孰易，不待繁言。。。况且就事实上说，近几年来各国民学校自从改国文为国语后，一般明白的教员都说，儿童学习语体文，比较从前的文言文，确实事半功倍。。。教育是国命所寄托，文字不是涂附的工具，所以国民学校改国文为国语，既然由大部定做成规，而一般人还不能了解其用意，便不妨再三申令，使各方面都晓然于此令不可动摇，才可以减少阻力，容易推行。。。窃意大部趁着百度更新的机会，将民国九年国民学校改国文做国语的法令重新申明，并明令初级小学校绝对禁用国文教科书，如此则视听划一，歧趋自然没有了，一般的谬论也自然而然的消灭了。这却是立国的根本大计。。。“ 当时反对国语运动的章士钊任教育总长，张一麐则坚守他作为国语会会长的职责，据理力争，以维护国语运动成果。

其后，张一麐曾在1924年呼吁增设国语循环指导团，以促国语教育；1926年9月，他当选为全国国语教育促进会副会长；1928年国语会改组后，他仍被任命为委员；1939年他旅居香港期间，还参加了香港新文字学会成立典礼并发表讲话；就在他去世的1943年，他还参加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第三届全体会议，可见其对国语运动的热衷。董必武在张一麐去世后的悼念文章里提及“他一生主张里边，有一事为他最主张，而且为了这件事，最近这几年更写了不少文章，那就是革新文字“。纵观张一麐一生的成就，其实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爱国者，他在国语运动中的角色只缘于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执着。

张一麐是江苏人，生于1868年，字仲仁。他是个奇才，11岁中秀才，14岁时，左宗棠阅其试卷而称“此小子将来当有出息“，17岁中举人，18岁因父亲病故而回乡教书。1895年，他创建苏学社，涉猎西学，倡导变法自强。1903年，张一麐被录取为经济特科（戊戌变法期间为选拔“洞达中外时务”人员设的科目）一等第二名，见了光绪帝，先后被张之洞、袁世凯看中，纳入幕府，初管学务，后兼多务，开启了他的政治生涯，也成就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作为政治人物，张一麐是明达的。1906年，他向袁世凯建言，力主预备宪政，获准后直接参与了新官制的编纂；1911年，他支持江苏宣布独立；袁世凯任总统时，他任总统府机要处秘书员，可谓袁的心腹；他批评国民党破坏“三权鼎立“的国制，贿选议员；当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他坚决反对并辞职而改任教育总长；而袁世凯无奈宣布取消帝制，仍由他执笔为袁世凯写下了新闻稿，并斡旋将袁的军权转至段祺瑞内阁。在冯国璋和徐世昌任总统时，他分别以秘书长和政治顾问身份出入他们的左右，积极推进以南北议和的方式解决分歧。此后他不再参与政治，而回到家乡江苏，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参与各种民间组织，调停纠纷，热心赈灾。他是中华航空协会的评议员，”苏社“的研究主任，江苏的议员。1924年，北京政变后，他面见冯玉祥呼吁和平；1926年，面对军阀混战的局面，他主张全国分区而治，各区军权应拥护民政，对现政府”以假民主共和之名，行中华军国之实“表达愤怒；日本进入东三省，他即呼吁抗日；1932年，他发表文章题为《三不主义：亦名超政党主义》，要求国民党保障民权；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创设抗日救国”老子军“，为救难民，他不得不躲入穹窿寺假扮僧人。他是三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始终坚持他的宪政主张，1940年，他参加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会议，仍继续讨论宪政问题。1939年，他以71岁高龄赴新疆迪化考察。

张一麐对文化教育的贡献尤为突出，他任教育总长时，十分重视落实教师待遇，国民强迫教育，编订教科书，禁止政界人士兼任学校教习，开展体育计划等。1921年，他被任命为北京民国大学总董事长，在筹措教育经费和调停学潮方面做了大量费力难讨好的工作。他经常到学校去实践，1924年参加了国立自治学院的开学典礼，1926年又被东南大学、同济大学等南方四高校推为江苏教育经费委员会委员。他演讲公民常识，提倡平民教育，建言职业教育，发起成立救贫儿童的蒙养学院。他关注女性教育，亲任苏州乐益女中董事长，他还募捐创办盲哑学校。他为世界道德学会题辞“打倒兽性，提高人性“，他反对盗墓贼不起诉，力主保护古迹。1937年，他作为发起人参加了中国国学学会成立大会。

如果说钱玄同、黎锦熙这样的学者是国语运动的根基，那么张一麐这样的官员则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他为学者与政府间打开了沟通渠道，让国语这个洪流得以引流，当遇到障碍之时，他更是疏导和推波的作用者。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当北洋政府政见与他相悖时，他宁愿弃官不做，但当他看到政府陷入危机时，又义无反顾地相劝或调和。他生在乱世却一直试图以和平手段解救自己的家乡和国家，并身体力行地为之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他去世时，蒋介石命王世杰前往吊唁，毛泽东也向其家属致电吊唁。蒋介石在祭文中写道：“。。。惟君岳岳，崛起吴中。研经味道，振起儒风。品重圭璋，材储桷梓。偶涉世途，中立不倚。经犹未展，肝胆轮困。振衣千仞，敝屣虚荣。宏景知机，挂冠神武。序安避地，乃归乡土。。。。所重伊何，精诚团结。所贵伊何，宪政筹设。嘉谟伟议，豁辟屯蒙。横流回挽，耿耿清忠。。。苍穹谌问，有识同悲。。。“

张一麐去世后安葬在吴中家乡，其墓碑镌刻着“故国民参政员张仲仁先生之墓”，这简单又朴实的墓志铭，却是他一生最好的诠释。

参考文献：

《张一麐年谱》 李少兵、陈诗璇、张万安撰 中华书局出版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