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作者：王昀

張一麐先生曾在國語研究會成立時被推舉爲副會長，在國語統一籌備會（以下簡稱“國語會”）成立時被任命爲會長。和國語運動中的大多數人不同，張一麐既不是錢玄同式的學者，也不是吳稚暉式的學術官僚，只因他執掌教育部而捲入了國語運動，但是，他對國語運動也有着自己的思考，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1913年“讀音統一會”上通過的注音字母，會後即被政局動盪中的教育部束之高閣，任其鼠咬蟲傷，無人問津。1915年10月，張一麐至教育部任職，看到王璞等人的呈文，遂力推注音字母，月捐俸銀200元支持注音字母傳習所，並於12月呈請袁大總統批准就此呈立案。呈中言：“俟傳習數月後，先就京城未入校之學齡兒童及失學貧民之年長者，每一學區，飭學務局會同警察廳勻配地點，多設半日學校，露天學校，強迫入學，專習此項字母，一面印成書報，令所有語言，均可以此項文字達之。此次推諸近畿各屬，並諮行各省，酌派師範生到京練習。借語言以改造文字，即借文字以統一語言，期以十年，當有普及之望。” 短短數句，張一麐將傳習注音字母的道理和方法講得清晰確切。次年，張一麐以江蘇籍人士的身份與嚴修、吳稚暉等發起成立了國語研究會，並任副會長。1917年2月18日，國語研究會在宣武門外學界俱樂部開會，議定簡章九條，其宗旨爲：“研究本國語言，選定標準，以備教育界之採用”。作爲學術機構，國語研究會在“文學革命”與“國語統一”的潮流中廣納學者，至1920年，其會員已達12000人，影響極大。1919年，張一麐與蔡元培提出本會會務的進行辦法，並擬定用國語編譯書報，獲得一致贊同。

國語會也成立於1919年，張一麐被任命爲會長，這是國民政府推行國語的行政機構。在隨後8月11-13日的《大公報》上連載了張一麐的來稿《我之國語教育觀》，他用淺顯易懂的文字把國語會的主要功能販賣給民衆。張一麐在文章中把國語教育比做慈善，不懂語言如同聾子、瞎子、啞子，無法與人交流，苦不堪言。而一但不能交流的人可以交流豈不是最大的慈善？他在文章中舉例，“街上掛着‘向左邊走’的木牌，洋車伕偏向右邊走，因爲不識字的緣故。公園裏明明掛着‘廁所’的木牌，小便偏在廁所以外，因爲不識字的緣故。所以警察廳的違警章程、一切官廳的法令，都是給自己看的，因爲小老百姓不識字的緣故。“他列舉了東西各國的統計，英、法、美等國百人中不識字的不過幾人，日本百人中有九十人識字，而我們沒有精密統計，據說一千人中只有七個人認字。針對許多人對注音字母的不解，他講道：”我記得張文襄奏定的《學務綱要》就有各省學堂須統一文言一條，直至宣統三年還沒有辦法，只有王小航先生的官話字母，在北京保定一帶曾經試辦。齊震巖先生做某縣知縣，有一天到鄉下去找到一個農家農人，在三里外做莊稼，家中有農婦跟小孩子。齊先生要傳她丈夫問話，這個農婦就取了一片粗紙一支破筆，草了十幾個天書似的¬¬¬文字，叫小孩兒去找他父親。不一會兒這農夫果然回來了。齊先生看他寫的字就是官話字母碰成的。“關於白話文，他則以自己的實際經驗作了推介：”我在十一二歲時看《西遊記》和《三國演義》，一天可以看三四本，看《十三經注疏》，一天看上三十頁就不能多看。可見看白話的書比那文理深奧的容易幾十倍。如果是把這幾十倍的功夫騰出來研究東西洋的文字以及各種科學，豈不是把笨重的騾車改成了汽車？“ 可見，張一麐雖然不是學者，但在會長這個位置上，他是身體力行地推行着國語運動的主張。第二年，他還曾函請教育部提倡國語，並開列國語材料清單二百份，供各教育機關照單選購。

當1925年國語的推行工作出現倒行逆施現象，他們的理由不外乎“語體文采俚詞俗語入文，不及文言文之能行遠”這類，故不應推行語體文，張一麐代表國語會致信教育總長、次長呼籲堅守國語運動主旨，函中寫道：“。。。初級短期的國民教育，照現行的制度既然定爲義務教育，那麼全中華民國的國民，無論哪一等人，也不問他們的家世怎樣，環境怎樣，都應該普遍地受着這教育才對。。。與其叫他們耗費多量的時間去學繁難的文言文，何如叫他們用最經濟的時間去學便易的語體文呢？那就理論上說，文言文用筆代舌，即語譯文，有兩個轉折；語體文筆之所寫，就是口之所說，不過一個轉折，孰難孰易，不待繁言。。。況且就事實上說，近幾年來各國民學校自從改國文爲國語後，一般明白的教員都說，兒童學習語體文，比較從前的文言文，確實事半功倍。。。教育是國命所寄託，文字不是塗附的工具，所以國民學校改國文爲國語，既然由大部定做成規，而一般人還不能瞭解其用意，便不妨再三申令，使各方面都曉然於此令不可動搖，纔可以減少阻力，容易推行。。。竊意大部趁着百度更新的機會，將民國九年國民學校改國文做國語的法令重新申明，並明令初級小學校絕對禁用國文教科書，如此則視聽劃一，歧趨自然沒有了，一般的謬論也自然而然的消滅了。這卻是立國的根本大計。。。“ 當時反對國語運動的章士釗任教育總長，張一麐則堅守他作爲國語會會長的職責，據理力爭，以維護國語運動成果。

其後，張一麐曾在1924年呼籲增設國語循環指導團，以促國語教育；1926年9月，他當選爲全國國語教育促進會副會長；1928年國語會改組後，他仍被任命爲委員；1939年他旅居香港期間，還參加了香港新文字學會成立典禮並發表講話；就在他去世的1943年，他還參加了國語推行委員會第三屆全體會議，可見其對國語運動的熱衷。董必武在張一麐去世後的悼念文章裏提及“他一生主張裏邊，有一事爲他最主張，而且爲了這件事，最近這幾年更寫了不少文章，那就是革新文字“。縱觀張一麐一生的成就，其實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愛國者，他在國語運動中的角色只緣於他對中國教育事業的執着。

張一麐是江蘇人，生於1868年，字仲仁。他是個奇才，11歲中秀才，14歲時，左宗棠閱其試卷而稱“此小子將來當有出息“，17歲中舉人，18歲因父親病故而回鄉教書。1895年，他創建蘇學社，涉獵西學，倡導變法自強。1903年，張一麐被錄取爲經濟特科（戊戌變法期間爲選拔“洞達中外時務”人員設的科目）一等第二名，見了光緒帝，先後被張之洞、袁世凱看中，納入幕府，初管學務，後兼多務，開啓了他的政治生涯，也成就了他對教育事業的熱愛。

作爲政治人物，張一麐是明達的。1906年，他向袁世凱建言，力主預備憲政，獲准後直接參與了新官制的編纂；1911年，他支持江蘇宣佈獨立；袁世凱任總統時，他任總統府機要處祕書員，可謂袁的心腹；他批評國民黨破壞“三權鼎立“的國制，賄選議員；當袁世凱復闢帝制時，他堅決反對並辭職而改任教育總長；而袁世凱無奈宣佈取消帝制，仍由他執筆爲袁世凱寫下了新聞稿，並斡旋將袁的軍權轉至段祺瑞內閣。在馮國璋和徐世昌任總統時，他分別以祕書長和政治顧問身份出入他們的左右，積極推進以南北議和的方式解決分歧。此後他不再參與政治，而回到家鄉江蘇，以民間人士的身份參與各種民間組織，調停糾紛，熱心賑災。他是中華航空協會的評議員，”蘇社“的研究主任，江蘇的議員。1924年，北京政變後，他面見馮玉祥呼籲和平；1926年，面對軍閥混戰的局面，他主張全國分區而治，各區軍權應擁護民政，對現政府”以假民主共和之名，行中華軍國之實“表達憤怒；日本進入東三省，他即呼籲抗日；1932年，他發表文章題爲《三不主義：亦名超政黨主義》，要求國民黨保障民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創設抗日救國”老子軍“，爲救難民，他不得不躲入穹窿寺假扮僧人。他是三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始終堅持他的憲政主張，1940年，他參加中國青年記者學會香港分會會議，仍繼續討論憲政問題。1939年，他以71歲高齡赴新疆迪化考察。

張一麐對文化教育的貢獻尤爲突出，他任教育總長時，十分重視落實教師待遇，國民強迫教育，編訂教科書，禁止政界人士兼任學校教習，開展體育計劃等。1921年，他被任命爲北京民國大學總董事長，在籌措教育經費和調停學潮方面做了大量費力難討好的工作。他經常到學校去實踐，1924年參加了國立自治學院的開學典禮，1926年又被東南大學、同濟大學等南方四高校推爲江蘇教育經費委員會委員。他演講公民常識，提倡平民教育，建言職業教育，發起成立救貧兒童的蒙養學院。他關注女性教育，親任蘇州樂益女中董事長，他還募捐創辦盲啞學校。他爲世界道德學會題辭“打倒獸性，提高人性“，他反對盜墓賊不起訴，力主保護古蹟。1937年，他作爲發起人參加了中國國學學會成立大會。

如果說錢玄同、黎錦熙這樣的學者是國語運動的根基，那麼張一麐這樣的官員則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他爲學者與政府間打開了溝通渠道，讓國語這個洪流得以引流，當遇到障礙之時，他更是疏導和推波的作用者。他是一個務實的人，當北洋政府政見與他相悖時，他寧願棄官不做，但當他看到政府陷入危機時，又義無反顧地相勸或調和。他生在亂世卻一直試圖以和平手段解救自己的家鄉和國家，並身體力行地爲之做了許多實際工作。他去世時，蔣介石命王世傑前往弔唁，毛澤東也向其家屬致電弔唁。蔣介石在祭文中寫道：“。。。惟君嶽嶽，崛起吳中。研經味道，振起儒風。品重圭璋，材儲桷梓。偶涉世途，中立不倚。經猶未展，肝膽輪困。振衣千仞，敝屣虛榮。宏景知機，掛冠神武。序安避地，乃歸鄉土。。。。所重伊何，精誠團結。所貴伊何，憲政籌設。嘉謨偉議，豁闢屯蒙。橫流回挽，耿耿清忠。。。蒼穹諶問，有識同悲。。。“

張一麐去世後安葬在吳中家鄉，其墓碑鐫刻着“故國民參政員張仲仁先生之墓”，這簡單又樸實的墓誌銘，卻是他一生最好的詮釋。

參考文獻：

《張一麐年譜》 李少兵、陳詩璇、張萬安撰 中華書局出版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