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运动与民众教育
作者：王昀
民国初年，文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所谓文盲，简言之就是不识字的人，因不识字，文盲必定成为“政治盲”、“经济盲”、“自卫盲”、“社会盲”。当文盲成为社会的主要群体，必将“毁灭无数的天才，增加经济的穷困，阻碍政治的民主，子孙误教的传播，促进民族的衰退，迟滞文化的进步，招致外来的欺侮，助长世界的纷扰”。1901年，光绪帝废科举兴学校，开始注重宣讲识字。1901年，宣统帝的学部公布简易识字学塾章程及简易识字课本等，未及实施，清政府就寿中正寝了。民国成立，国语运动兴起，它的初衷就是开民智，而注音字母的颁布、国语的统一，使扫盲和全民教育的实施有了可行性，平民教育开始兴起。然而，由于北洋政府的动荡，很多事情都只是徒有其名，虎头蛇尾。
开展平民教育远不及普通教育简单。首先，师资缺乏。现代教育伊始，国语标准刚刚确立，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老师自然是凤毛麟角。在中国传统思想中，统治者有着“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想法，而普通人受教育的目的是成为“士”，“士”是高人一等的，以普通劳动者为教育目标，在传统中是文化人所不齿的。其次，普通的学校很多演变自私塾或书院，而平民教育完全没有任何平台可利用。
当时，在北京这样教育程度高、文化发达、思想进步的城市，出现了许多依附于学校的平民学校、夜校、补习班、培训班等，这些机构是免费的，多为学生自发、学校支持的，教师多为大、中学生和老师。比如我的祖父王述达，在他1919年至1928年的师大附中和北师大的学习生涯中，就一直担任着这样的工作，而他周围的同学们都以能参与这些活动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教育是我们的天职，办学校是我们的义务”。应该说，北师大，特别是国文系在平民教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在专业上受到老师钱玄同、黎锦熙等人的言传身教，在思想上更有着彼时师范生“服务于社会”的责任心。1925年从北师大国文系毕业的王寿康，先后两次在北伐和抗战时从军，带着妻儿东奔西走，唯一的目的就是教军中不识字的士兵识字。他依照黎锦熙老师传授的方法，自编了一套《新兵识字课本》，先教新兵熟记37个注音符号，学会了拼音，再教他们识字，每个字旁都有注音符号帮助发音。这样，几个月下来，新兵就有很好的识字成绩，能字正腔圆地说国语，搞得指挥官也申请到王教官的识字班上课。虽然师范生从军的不多，但如此兢兢业业教习平民的不在少数。
事实上，民国时真正成体系的、成功的平民教育并不多，山东和河北定县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1931年，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的董渭川受何思源之邀，任山东教育厅督学，兼任山东省立教育馆馆长。他上任时，教育馆内忧外患严重。内忧是设施陈旧，经费缺乏，工作杂乱，职员积极性缺乏；外患是社会对民众教育馆的错误认识，当时人们的意识中认为民教馆差不多等同于养老院、饭桶机关、失业介绍所等。然而，经过董渭川和他的三十几位同仁们的努力，一切大有改观。据1934年《济南大观》记载，教育馆内设博物、卫生、植物、矿物、艺术等展品及国货、省产品、儿童玩具、各种图书，任人游览不收费用。民众教育馆内还设有民众学校、成人班、书词训练班、民众问字处、民众代笔处。此外还办有《民众教育周刊(注音)》、《山东农民报》、《民众周刊》等十余种出版物，其中《山东农民报》被国语会评价为出版物中最标准的，它使用橫行，词类连书，每词注国音，标声调。山东教育馆之所以能搞得风声水起，和董渭川的扫盲思想有关。扫盲的目标是识字，但有时既不能始于识字，又不能止于识字。首先，普通百姓是有生活压力的，如果识字能让他们在生活上获得帮助才会大有兴致。教育馆中各种专业展览和培训给予了他们最实际的帮助。其次，人们识字后如果没有任何应用，很快就会忘记，所以教育馆开办了十余种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内容丰富，浅显易懂，有的还加上了注音符号，便于不同水平的人阅读理解。第三，本着服务民众的思想，教育馆会有“问字‘、”代笔“等功能，亲民助民的做法会得到大众的认同、接受和传播。第四，作为教育专业出身的董渭川及其团队也需要在各种尝试中得到反馈，从而完成教育实验的过程。
这里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当年教育馆在离济南约十里地的祝甸乡做实验区，原拟定了一个三年计划，第一年办民校普及识字，第二年办合作社改良生产，第三年以前两段为基础，从事各种自治，推行政治教育。不料当地民众并不接受这种如意算盘，他们对于办事处表示怀疑，认为是收税局或衙门。即使演戏、演电影宣传识字的好处，告诉大家有民众学校可进，他们不仅不热心，更不肯借房子、借家具，甚至生怕进去以后向他们要钱。学校办不成，只好把第二年的工作提前，先办合作社。起初农民也不相信，直到介绍他们成功地从银行里用低利息借到钱。虽然每个社员只借到几十元，也是眉开眼笑。于是农民立即把帮他们办合作社的先生看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半年之后，他们从办合作社中不仅得到好处实惠，无形中也受了些教育，逐渐产生了要识字的自觉。合作社结算盈余时，农民们居然自己提议以利息的百分之若干办成人班和儿童班，并且房子和桌椅都可以借来了。就这样在五个村庄里各办了一所学校，不用招生，合作社的理事就把学生召集齐了，妇女也参与进来。接下来，如种痘、息讼、戒赌、改良农业和手工业，选举乡长都可以顺利进行了。
参与到董渭川这个实践过程中的，有他的夫人孔文振及其妹妹孔繁均、妹夫萧家霖。孔文振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萧家霖毕业于北师大国文系，比董渭川高两届，此时供职于教育部，是国语统一筹备会的委员、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民众辞典股主任、《国语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国语罗马字促进会的会长、《国语罗马字周刊》的主编。他的夫人孔繁均也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编纂员，她曾出版过《民国乡土儿童游戏》、《山东儿童游戏》等民俗书刊。难怪，一个省立教育馆能一下子出版这么多专业书刊！在国语统一筹备会的调查中显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在国语读物方面的改进最早也最彻底。
为了更好地提升教育水平，1934-35年，在国民政府资助下，董渭川夫妇赴欧洲考察社会教育。遗憾的是1937年抗战爆发，年底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机关逃离济南，12月董渭川及其同仁也逃往南方，民众教育馆被日伪山东公署控制，1939年日本将其改为省立新民教育馆。原来日本人也要争夺这块阵地。
董渭川并未止步，作为教育部第一社会教育工作团团长，他带领职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区宣传抗日，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期间，他曾在四川南充民教馆任主任。1941年，他参与了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筹建，这时，平民教育被国民政府所看重，在战时经费紧张的情况下，还建立了专门研究平民教育、培养相关专业人才的学院，平民教育终于走上了殿堂。萧家霖也加入了学院，成为第二任国语专修科的主任。
董渭川与孔文振夫妇在欧洲
山东省立教育馆出版的杂志
如果说山东民众教育馆的长处是读物，那么平民教育促进会河北定县实验区的长处则是在教学方法上。定县的语文教学实验开展得比较早。1923年教育部特派员黎锦晖就来推行过国语教育，1930年赵元任也来推行过成人教育，而到1934年，这里的扫盲阶段已证实可缩短至三个月，这完全得益于教学方法。
平民教育会干事长晏阳初先生可是美国回来的洋博士，他是定县实验的主持人。他曾召集瞿菊农、孙伏园、赵水澄、赵冀良等讨论研究注音符号的教学方法，以求让学生更容易掌握。时任教育部学校式教育主任的黎锦纾参与了此事，并征求了黎锦熙、钱玄同等人的意见。新方法在南齐村实验学校推行后，他们发现学生学完注音符号就能读平民读物，如《小姑贤》、《苏梅山卖妻》等，没有不认识的字，也没有念不对的音，全村人为之骇异。后来，学员们竟开始写日记了，不会的字就用注音符号，所有的话都可以一一写出来。这一实验得出的结论是：注音符号是农民愿意学的，也不难学会，并且一定要从开学时就教。
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还检编了《农民常用词表》，只要教会学员词类连书，一个句子很容易念明白。这样，虽然他们只学了几个月，能力却抵上以前念过几年书的人。东朱谷村实验学校的学生，过半数在开学后第七周就能阅读长篇故事了，不过那长篇故事的文字都经过了一番改造。定县的平民教育实践不仅消除了文盲，还总结出宝贵的经验。原来，中国文字教学之难，教者和学者都没有责任，中国文字的合理化才是关键。
在国语运动中，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成为主导力量，而国语在基层的推广正是靠着这些以教育为己任，又信仰着国语的人们。据1930年教育部《全国社教事业总统计》，属于民众教育的机构中，民众学校为29302所，民众识字处为2838处，通俗讲演所2308所，民众阅报处12949处，民众问字及代笔处10609处，总数有六万处，经费240余万元，职员八万人。虽然这个数量不小，但实效甚微，上述介绍的山东和定县是最成功的，这种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施者。
参考文献：
《中国文盲问题》 董渭川编 中华书局 1948年
《十年颠沛一顽童》 王正方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年
《国语运动史纲》 黎锦熙著 商务印书馆 2011年
《国立北京师范大学同学录 民国十七年》 京城印书局 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