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語運動與民衆教育
作者：王昀
民國初年，文盲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所謂文盲，簡言之就是不識字的人，因不識字，文盲必定成為“政治盲”、“經濟盲”、“自衛盲”、“社會盲”。當文盲成為社會的主要群體，必將“毀滅無數的天才，增加經濟的窮困，阻礙政治的民主，子孫誤教的傳播，促進民族的衰退，遲滯文化的進步，招致外來的欺侮，助長世界的紛擾”。1901年，光緒帝廢科舉興學校，開始注重宣講識字。1901年，宣統帝的學部公布簡易識字學塾章程及簡易識字課本等，未及實施，清政府就壽中正寢了。民國成立，國語運動興起，它的初衷就是開民智，而注音字母的頒布、國語的統一，使掃盲和全民教育的實施有了可行性，平民教育開始興起。然而，由于北洋政府的動蕩，很多事情都只是徒有其名，虎頭蛇尾。
開展平民教育遠不及普通教育簡單。首先，師資缺乏。現代教育伊始，國語標准剛剛確立，受過良好教育和訓練的老師自然是鳳毛麟角。在中國傳統思想中，統治者有著“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想法，而普通人受教育的目的是成為“士”，“士”是高人一等的，以普通勞動者為教育目標，在傳統中是文化人所不齒的。其次，普通的學校很多演變自私塾或書院，而平民教育完全沒有任何平台可利用。
當時，在北京這樣教育程度高、文化發達、思想進步的城市，出現了許多依附于學校的平民學校、夜校、補習班、培訓班等，這些機構是免費的，多為學生自發、學校支持的，教師多為大、中學生和老師。比如我的祖父王述達，在他1919年至1928年的師大附中和北師大的學習生涯中，就一直擔任著這樣的工作，而他周圍的同學們都以能參與這些活動為榮，在他們的心目中“教育是我們的天職，辦學校是我們的義務”。應該說，北師大，特別是國文系在平民教育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們在專業上受到老師錢玄同、黎錦熙等人的言傳身教，在思想上更有著彼時師範生“服務于社會”的責任心。1925年從北師大國文系畢業的王壽康，先後兩次在北伐和抗戰時從軍，帶著妻兒東奔西走，唯一的目的就是教軍中不識字的士兵識字。他依照黎錦熙老師傳授的方法，自編了一套《新兵識字課本》，先教新兵熟記37個注音符號，學會了拼音，再教他們識字，每個字旁都有注音符號幫助發音。這樣，幾個月下來，新兵就有很好的識字成績，能字正腔圓地說國語，搞得指揮官也申請到王教官的識字班上課。雖然師範生從軍的不多，但如此兢兢業業教習平民的不在少數。
事實上，民國時真正成體系的、成功的平民教育並不多，山東和河北定縣是最值得一提的。
在1931年，畢業于北師大國文系的董渭川受何思源之邀，任山東教育廳督學，兼任山東省立教育館館長。他上任時，教育館內憂外患嚴重。內憂是設施陳舊，經費缺乏，工作雜亂，職員積極性缺乏；外患是社會對民衆教育館的錯誤認識，當時人們的意識中認為民教館差不多等同于養老院、飯桶機關、失業介紹所等。然而，經過董渭川和他的三十幾位同仁們的努力，一切大有改觀。據1934年《濟南大觀》記載，教育館內設博物、衛生、植物、礦物、藝術等展品及國貨、省産品、兒童玩具、各種圖書，任人遊覽不收費用。民衆教育館內還設有民衆學校、成人班、書詞訓練班、民衆問字處、民衆代筆處。此外還辦有《民衆教育周刊(注音)》、《山東農民報》、《民衆周刊》等十余種出版物，其中《山東農民報》被國語會評價為出版物中最標准的，它使用橫行，詞類連書，每詞注國音，標聲調。山東教育館之所以能搞得風聲水起，和董渭川的掃盲思想有關。掃盲的目標是識字，但有時既不能始于識字，又不能止于識字。首先，普通百姓是有生活壓力的，如果識字能讓他們在生活上獲得幫助才會大有興致。教育館中各種專業展覽和培訓給予了他們最實際的幫助。其次，人們識字後如果沒有任何應用，很快就會忘記，所以教育館開辦了十余種出版物。這些出版物內容豐富，淺顯易懂，有的還加上了注音符號，便于不同水平的人閱讀理解。第三，本著服務民衆的思想，教育館會有“問字‘、”代筆“等功能，親民助民的做法會得到大衆的認同、接受和傳播。第四，作為教育專業出身的董渭川及其團隊也需要在各種嘗試中得到反饋，從而完成教育實驗的過程。
這裏有一個成功的例子：當年教育館在離濟南約十裏地的祝甸鄉做實驗區，原擬定了一個三年計劃，第一年辦民校普及識字，第二年辦合作社改良生産，第三年以前兩段為基礎，從事各種自治，推行政治教育。不料當地民衆並不接受這種如意算盤，他們對于辦事處表示懷疑，認為是收稅局或衙門。即使演戲、演電影宣傳識字的好處，告訴大家有民衆學校可進，他們不僅不熱心，更不肯借房子、借家具，甚至生怕進去以後向他們要錢。學校辦不成，只好把第二年的工作提前，先辦合作社。起初農民也不相信，直到介紹他們成功地從銀行裏用低利息借到錢。雖然每個社員只借到幾十元，也是眉開眼笑。于是農民立即把幫他們辦合作社的先生看成了救苦救難的觀世音。半年之後，他們從辦合作社中不僅得到好處實惠，無形中也受了些教育，逐漸産生了要識字的自覺。合作社結算盈余時，農民們居然自己提議以利息的百分之若幹辦成人班和兒童班，並且房子和桌椅都可以借來了。就這樣在五個村莊裏各辦了一所學校，不用招生，合作社的理事就把學生召集齊了，婦女也參與進來。接下來，如種痘、息訟、戒賭、改良農業和手工業，選舉鄉長都可以順利進行了。
參與到董渭川這個實踐過程中的，有他的夫人孔文振及其妹妹孔繁均、妹夫蕭家霖。孔文振畢業于北京女子師範大學，蕭家霖畢業于北師大國文系，比董渭川高兩屆，此時供職于教育部，是國語統一籌備會的委員、中國大辭典編纂處民衆辭典股主任、《國語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國語羅馬字促進會的會長、《國語羅馬字周刊》的主編。他的夫人孔繁均也是中國大辭典編纂處的編纂員，她曾出版過《民國鄉土兒童遊戲》、《山東兒童遊戲》等民俗書刊。難怪，一個省立教育館能一下子出版這麽多專業書刊！在國語統一籌備會的調查中顯示，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在國語讀物方面的改進最早也最徹底。
為了更好地提升教育水平，1934-35年，在國民政府資助下，董渭川夫婦赴歐洲考察社會教育。遺憾的是1937年抗戰爆發，年底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機關逃離濟南，12月董渭川及其同仁也逃往南方，民衆教育館被日僞山東公署控制，1939年日本將其改為省立新民教育館。原來日本人也要爭奪這塊陣地。
董渭川並未止步，作為教育部第一社會教育工作團團長，他帶領職工在川、鄂、湘，黔四省的一些地區宣傳抗日，普及教育，掃除文盲。期間，他曾在四川南充民教館任主任。1941年，他參與了國立社會教育學院的籌建，這時，平民教育被國民政府所看重，在戰時經費緊張的情況下，還建立了專門研究平民教育、培養相關專業人才的學院，平民教育終于走上了殿堂。蕭家霖也加入了學院，成為第二任國語專修科的主任。
董渭川與孔文振夫婦在歐洲
山東省立教育館出版的雜志
如果說山東民衆教育館的長處是讀物，那麽平民教育促進會河北定縣實驗區的長處則是在教學方法上。定縣的語文教學實驗開展得比較早。1923年教育部特派員黎錦晖就來推行過國語教育，1930年趙元任也來推行過成人教育，而到1934年，這裏的掃盲階段已證實可縮短至三個月，這完全得益于教學方法。
平民教育會幹事長晏陽初先生可是美國回來的洋博士，他是定縣實驗的主持人。他曾召集瞿菊農、孫伏園、趙水澄、趙冀良等討論研究注音符號的教學方法，以求讓學生更容易掌握。時任教育部學校式教育主任的黎錦纾參與了此事，並征求了黎錦熙、錢玄同等人的意見。新方法在南齊村實驗學校推行後，他們發現學生學完注音符號就能讀平民讀物，如《小姑賢》、《蘇梅山賣妻》等，沒有不認識的字，也沒有念不對的音，全村人為之駭異。後來，學員們竟開始寫日記了，不會的字就用注音符號，所有的話都可以一一寫出來。這一實驗得出的結論是：注音符號是農民願意學的，也不難學會，並且一定要從開學時就教。
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民文學部還檢編了《農民常用詞表》，只要教會學員詞類連書，一個句子很容易念明白。這樣，雖然他們只學了幾個月，能力卻抵上以前念過幾年書的人。東朱谷村實驗學校的學生，過半數在開學後第七周就能閱讀長篇故事了，不過那長篇故事的文字都經過了一番改造。定縣的平民教育實踐不僅消除了文盲，還總結出寶貴的經驗。原來，中國文字教學之難，教者和學者都沒有責任，中國文字的合理化才是關鍵。
在國語運動中，北京大學和北京師範大學成為主導力量，而國語在基層的推廣正是靠著這些以教育為己任，又信仰著國語的人們。據1930年教育部《全國社教事業總統計》，屬于民衆教育的機構中，民衆學校為29302所，民衆識字處為2838處，通俗講演所2308所，民衆閱報處12949處，民衆問字及代筆處10609處，總數有六萬處，經費240余萬元，職員八萬人。雖然這個數量不小，但實效甚微，上述介紹的山東和定縣是最成功的，這種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實施者。
參考文獻：
《中國文盲問題》 董渭川編 中華書局 1948年
《十年顛沛一頑童》 王正方著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8年
《國語運動史綱》 黎錦熙著 商務印書館 2011年
《國立北京師範大學同學錄 民國十七年》 京城印書局 192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