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与回馈——孙奉公、谢景懿采访记

作者：王昀

谨以此文纪念孙崇义先生诞辰120周年

孙奉公是孙崇义先生的长子，他和夫人谢景懿退休前都是中学老师，如今双双迈入80后的行列。采访他们是在一个又闷又热的上午，我没敢开车。他们居住的牛街西里小区是二十世纪末牛街拆迁的回迁楼，这里平均十几户人家才能摊上一个不太正规的停车位。回迁楼的标准很低，楼道窄小昏暗，地面和墙面不仅没有任何装修而且已然斑驳。孙家的门侧与众不同地挂着”懿行堂书斋”的小牌子。孙老师为我开了门，谢老师腿脚不好，也起身招呼我坐在了上座。刚落座，谢老师已经给我倒上热茶，茶几的托盘上，一只玻璃茶壶、一个玻璃茶杯透出温暖的茶汤。房间凉爽舒适，原来他们既开了空调也开了窗。

孙老师耳背，戴了助听器，他特意坐在我和谢老师对面的一个圆凳上。就这样，孙老师一边侧耳倾听我的问题，一边大声讲述起他父亲孙崇义的往事。谢老师则不时作些补充、解释或纠正。

在我上小学时，孙崇义先生常来我家，他是我祖父的同事和好友。他总是戴着一顶白色的礼拜帽，并且从不喝祖母倒的茶水。这是我那时对穆斯林的全部理解。而今天的采访让我耳目一新，他们知书而达礼，谦逊而感恩，他们把自己所得都归于真主所赐，他们的信仰是指导他们前行的动力。在他们的讲述中，孙崇义（字谓宜，号榴堂老人，经名叶海亚，1906-1997年）的故事是围绕着他的三位恩人展开的。

第一位恩人孙曜（字幼铭，号牖民，1891-1938年）是孙崇义的五叔。这就要从孙家的家世讲起了。孙家祖籍南京，明清时溯运河北上至临清。那时的临清扼南北漕运咽喉，商贾云集，大量回族人在此生活。清末，运河淤塞、津浦铁路通车，漕运废止，临清衰落。孙家随着人潮到了北京，落脚在回族聚居的牛街。孙家并不是书香门第，而是做”羊行”的，也就是卖牛羊肉。大家庭最早的读书人就是孙幼铭，他早年从政，在民国国会服务多年，后在中华书局、《新晨报》、《北平晨报》做编辑，算是出版界”晨报系”的主要成员。1929年11月5日，《月华》旬刊由北平成达师范学校创办，孙幼铭受邀兼任主编至1931年秋，这一杂志是近代中国所有回族刊物中历时最久、影响范围最广、也最具代表性的报刊。孙幼铭活跃在京城回民文化圈，他还曾与孙绳武、马松亭等发起创办学校，他的信条是”刚正不阿，勤学敬业”。

孙宅位于北京牛街沙栏儿胡同西口的一个高台阶上，堂屋北墙上悬挂着孙幼铭书写的一副对联：”沙上锥锋觇笔妙，水中盐味司诗禅”，这正是孙家的座右铭。孙幼铭精通汉学，擅诗词，工篆刻，对书法情有独钟。他利用院内游廊创设”棠荫坞书斋”，室内书香缭绕，室外海棠幽深，正是读书的好地方。五叔孙幼铭立下规矩，家庭中所有的孩子都要在此读书，他在百忙之余也会来监督、陪读。幼年孙崇义每天放学后就坐在这里，与同辈的崇莞、崇仁及晚辈的奉来等一起看书写字。九十岁时，孙崇义仍能栩栩如生地讲起当年五叔在这里讲过的故事，后来他能在小学毕业后即考入北平市市立师范学校，其文言功底大多来自”棠荫坞”这个家塾以及孙幼铭这位家长。要知道，当年这个学校考取难度不亚于北师大附中，因为学校不仅管吃管住还分配工作。也正是这个原因，家境平平的孙崇义选择了这所学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孙崇义在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时，丁声树曾赞叹他写的字”有家传”。这家传来自孙幼铭，他曾以史学家的角度透析了欧体书法的独到之处，在保持欧体遒劲、稳健的风格上，兼容个人审美，使刚劲与平和融为一体，达到和谐统一。他矢志不渝地将这一书法在家族内推广，孙崇义因此受益，写得一笔漂亮的欧体字，他曾用此为庞士谦阿訇的《埃及九年》题写书名。

第二位恩人是牛街清真寺的阿訇王宽（字浩然，经名阿卜杜·拉赫曼，1848-1919年），他是近现代中国宗教教育革新家。1907年，王宽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后院创办了新型的回文师范学堂。1908年，他又创办了京师清真两等小学堂，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专门为穆斯林子弟设立的伊斯兰小学，回族孩子从此有了读书和改变命运的机会。因办学成功，学校在孙崇义就读时已改为京师公立第二十小学校。孙崇义记得他上小学一年级时，王宽阿訇在庭院里给学生们训话。他讲了1906年到麦加朝觐后受到奥斯曼帝国的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接见，讲他们谈及提高中国穆斯林素质和学习中国传统汉文化，讲到要以此振兴中国经济。也就在这一天，孙崇义立志认真学好中国文化，这成为他一生致学的起点。

第三位恩人是孙崇义在北师大的老师黎锦熙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教育部与中科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三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牵头人丁声树是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孙崇义被安排担任具体教学、指导工作，当他把自己写的教学计划和教案交丁声树审阅时，丁声树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不用看了，咱们都是钱玄同先生的弟子，你还是黎锦熙先生的高足……”由此可见黎锦熙先生对孙崇义的影响之深刻。1930年，孙崇义考入向往已久的北平师范大学，在钱玄同、黎锦熙等名师的指导下完成学业并进入北师大附中教书。在他读大学时，国语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就读于北师大即置身这一运动的核心。作为国文系的学生，孙崇义深受感召。黎锦熙很器重他，直接把他安排到大辞典编纂处工作，使他得以与众多国语专家、学者共事。

在1935年3-6月，为铸造注音汉字铜模，先由九种字汇和三种打字机列表中得来五万多字，再从中选定常用字。当时参与此事的有17人，其中黎锦熙、钱玄同、汪怡、陈懋治、魏建功、赵元任、萧家霖、沈颐、陆基、李步青、孙世庆为国语会委员，徐一士、彭望群、张蔚瑜、王述达、陆秀如和孙崇义来自大辞典编纂处。最终，大家以投票方式确定了6788个常用字作为铸造铜模的蓝本。常用字表不仅是印刷铸造的依据，也对编纂字典和教科书具有指导意义。钱玄同日记中可以印证此事。1935年4月30日：”午后归家一行，即至某海（注：这是钱玄同对中海的称呼），为注音铜模事，汪、黎二公主张将一字数音者能减少铸造数最佳。约孙崇义、王善愷，甚至如赵善斋等共作顾问，而汪、黎、钱三人决定之……孙、王二人系大学毕业尚可备顾问，赵善斋何至竟不如白涤洲乎？”能得到钱玄同的认可实属不易。5月4日：”午后至某海，黎、汪、王、孙四人正商选铜模字事，我亦参加焉。”

大学毕业后的孙崇义为自己买了一辆假冒飞利浦脚踏车。正宗的飞利浦车在当时属英国洋货，假冒的则为拼装货。他可不是为了赶时髦，他和众多民国教书匠一样，开启了赶钟点的教书生涯。除了师大附中，他也在师大女附中、女三中等校代课。一方面，他热爱教书，总希望多些实践机会；另一方面，那时中学教员薪资不高，加之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学校欠薪严重，为维持家用和自己学术研究购书等的需求，这样的生活是他们的常态。

后来，孙崇义在北平师范学院（即北京师范大学）做过讲师，又在文字改革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工作过，最终在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后改为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并终老。他是中国最重要的两本辞书《国语辞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主要编纂人，也是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可谓学有所成。而谈起这些，他总是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恩师黎锦熙先生。1951年5月，孙崇义加入了九三学社，成为该社最早的会员，这是以科学技术和文教界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联盟，他的介绍人也正是黎锦熙。

如果仅存感恩，那生命的意义未能彰显，孙崇义用他的努力践行了自己的回馈之路。

小学毕业进入北平市市立师范学校，孙崇义就开始了独立和自我成长。住在学校里，每个月只要发下生活费，他马上交到旁边的早点铺。他在那里入伙，和小伙计一起吃饭，不管好赖，总能糊口。1926年，孙崇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学校分配他去北平图书馆任职员，他却选择前往石家庄的扶轮小学任教。为此，孙幼铭当年信札中有：”崇义以英年处约境，志趣尚正，吾家后起之秀，临行，余教以随时留意当地状况，载之笔记，积久可为习用之物。”五叔的期待和教诲跃然纸上，而孙崇义也谨记慎行，他终生养成写日记和记笔记的好习惯。孙崇义离家是有自己打算的，扶轮小学隶属于京汉铁路，待遇颇丰。在那里，他每月能挣到六块大洋。他会寄三块给家里，自己花两块再存一块。就这样，工作三年存够了上大学的钱，他毅然辞职，准备继续深造。

当他回到北平之际，恰逢成达师范学校从济南迁至北平，《月华》杂志和北平清真中学（1931年更名为北平西北公学）创办，孙幼铭担任总编和学校董事。应五叔之邀，孙崇义开始向《月华》杂志投稿。他还与牛街的王梦扬等回族青年依托北平清真书报社所属”追求学会”，以笔名发表文章，旨在传播伊斯兰文化，扩大穆斯林知识视野并推动伊斯兰经典的汉语翻译和现代传播。

在北师大毕业后，孙崇义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像孙幼铭一样的人，终生置力于教育、学问和服务社会。他和五叔一起成为牛街最著名的学者，这不得不说是对五叔最好的回馈。1991年孙崇义听说牛街老宅要拆迁，钩起孙崇义对五叔的思念，他写下一首七律《棠阴坞》赠予五叔的儿子孙崇莞夫妇，思念与眷恋溢于其中：”斗室营成为属文，暑天走笔构思勤，棠阴满院云天渺，无限凄凉忆旧芬。”

孙崇义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每天的礼拜是他必修的功课。他最常去的清真寺是位于他工作地点附近的西单清真寺和位于老宅附近的牛街清真寺。在这里，他结识了许多回族名人。他喜欢发挥自己的语言专长，用不同方言与他们对话。比如阿訇庞世谦和史学家白寿彝都是河南人，却是不同地区的，孙崇义能够把河南话也讲出区别来，令大家佩服不已。不过这种交往并不仅是社交，孙崇义始终不忘王宽阿訇办学成就了他，他希望为回民的教育尽自己的微薄之力。1947年初，由马松庭大阿訇和庞世谦阿訇在北平东四清真寺创建了北平回教经学院，培训全国各地的阿訇。阿訇既是教长，也是回民学校的校长和医协会长，这”三长”在各地回民中影响深远。孙崇义不仅在学院担任教职，他还利用这个机会推广国语。这得到了国语推行委员会的支持，特委派何梅岑、徐世荣等前去开展国语培训。后来，马松庭想把这个学院办成回民的大学，孙崇义很赞同，特撰写办学宣言。由于政府更迭，经学院停办，在读的学生部分进入北京大学东语系继续深造，部分转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成为阿拉伯语系的外交人员。这些人后来在各领域和各地穆斯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崇义对黎锦熙先生的知遇之恩是以蜡炬成灰的方式相报的。抗战爆发后，黎锦熙等师生、国语同人纷纷南下或西去，已有家小的孙崇义仍留在北平。他的夫人王溶华也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是小学教员。”七七”事变后，北师大附中被日本人占为养马场，学校一度停课。大辞典编纂处的工作却从未停止。这一点在钱玄同日记中也有表述。1937年9月17日：”十三时半至某海，晤周、汪老、汪少、孙渭宜、王善诸人。十八时出海。”1938年10月5日：”上午十一时至中海，晤小汪、回孙。”钱玄同因身体原因被困在北平，当时大辞典编纂处是他最常去的地方。孙崇义也曾在回忆文章《钱老师给我的印象》中写道：”钱老师躺在帆布椅子上，口讲指画的谈着，也有国家大事，也有私人生活，也有学问思想……七七事变爆发了，钱老师感到极度的悲愤，逢人就谈论着我国没有国防的危险和沦陷区前途的可怕。”

应该说，抗战时期在沦陷区的坚持实在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一方面，北平人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粮食匮乏，只能吃上掺着沙子的混和面。遇到灯火管制还要使用煤油灯；另一方面，屈辱更是陪伴着有良知的人。出入城门要向日本兵行礼，三天两头”庆祝”各地的沦陷。中南海挂上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牌子，西四所的大辞典编纂处也被伪政府以编纂教科书为由要求占用。这时，国民政府已无法正常运转，编纂处的经费也得不到保证。1937年初《国语辞典》只完成了第一册的出版，人员就四散了。在汪怡的带领下，徐一士、王述达、彭心如、徐世荣、何梅岑、傅严、牛文青和孙崇义靠预支版税等的收入，完成了《国语辞典》（八本版）的编纂和出版工作。遗憾的是，由于地处沦陷区，字典被烙上了殖民烙印，收录了大量日本词汇。在1947年11月21日的《大公报（天津）》上，《国语辞典》的编纂人集体署名发表了《答高名先生评”国语辞典”》一文，写道：”本来这部辞典在编排、组织等方面不过是草创试验，正不知有几多缺陷，需要改进；尤其牠出版在极端变态的时节，极端特殊的地域，更不知有多少事与愿违之处，我们不愿消极地求社会原谅，却要积极地请社会指摘。”由此可见，孙崇义他们这群编纂人在困境中依然坚守传播国语的责任是多么不容易。这几个人除汪怡、徐一士、何梅岑和彭心如外均为黎锦熙先生的学生，他们的坚持不仅是对国语事业的热爱，更是对恩师理想的守护。

抗战胜利后，归平的黎锦熙做了北平师范学院的教务长，他马上把大辞典编纂处划归师范学院管理。在黎锦熙的组织下，孙崇义等几位同仁在”八本版”的基础上，最终完成了《国语辞典》（四本版）的编纂出版工作。这一辞典是国语运动最重要的成果，它成为全球现代汉语标准的基石，在台湾延用至今。1947年，黎锦熙在北平师范学院办起国语专修科，以培养急需的国语高级专业人员，孙崇义应邀担任讲师。后来，台湾要求向其派送毕业生，孙崇义又担当考官，为他们选拔国语人才，赴台的这批学生成为台湾推广国语的栋梁。

然而1949年的变动竟使大辞典编纂处的人员大约有五年的时间几乎无事可做，这正是孙崇义等人的黄金年龄，而评级之类的事情更轮不上他们。这时，有人开始主动寻求其他工作而离开，孙崇义则一直跟着黎锦熙先生，一面完成了《学文化字典》、《同音字典》等几本小型字典的编纂，一面参与北师大教学研讨等工作，一面辅助黎锦熙先生在文字改革等方面的事务。1955年，根据机构调整，孙崇义等人转入文字改革委员会，1956年再转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开始着手《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工作。孙崇义是《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主要编纂人之一，他还是第二组的组长。这本字典经历数十年，至今仍是中国大陆语文学习和教学的圭臬。与此同时，孙崇义、王述达、何梅岑、傅介石还参加了汉语拼音方案制定的研讨工作，联名在《光明日报》专刊《文字改革》第53期上发表了《对”汉语拼音方案（草案）”的意见》。

1962年，考虑到语言研究所再无大型辞典的编纂计划，黎锦熙先生安排孙崇义等到河北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讲师。这时，很多他们的晚辈都已经成为教授，而孙崇义并未计较这些，他表示自己喜欢教书。

孙崇义对黎锦熙先生十分尊重，黎锦熙先生不仅在工作中而且在生活上也依仗于他。黎锦熙有两位夫人，周旋其中总会有令人难办的事情。孙崇义担当起牵线人，他不仅是传信的邮差，还负责解释和疏导，取得两位夫人的信任，为黎家的和睦相处做了穿针引线之人。

孙崇义的感恩回馈，还体现在他以平常心对待所有的坎坷与不公上。在外人眼里，很多不公平都曾发生在他身上，他的夫人就嗔怪过：”你们这几个真是一帮傻老头，什么也不争不抢，全认了……”她说的就是孙崇义和他在大辞典编纂处的几位故交。战争年代的事自不必谈，和平以后，当别人忙于定级享受待遇时，他们因为编制问题而被搁置。在隶属于文字改革委员会时孙崇义曾被定为高级编辑（属副高级），他去河北师院时院方曾许诺晋升为教授，实际却又做回了讲师，并且原在语言所享受的住房补贴每月十五元也被取消，当时这相当于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1962年经济困难，政策收紧，晋升被冻结。孙崇义毫无怨言，照旧工作。这正是他们这批老知识分子爱国敬业的可贵之处。接着就是文革十几年的停顿，至1977年底才恢复职称评定等制度，那时孙崇义已是古稀之年了。

1969年，河北师院按国家的要求疏导去了宣化，在距市区6公里的洋河滩上建起的四个院落成为他们的新校址。房子是一排一排的平房，全部都是”干打垒”，即门边和窗边用红砖砌起，墙壁用土坯填充。宿舍里没有卫生间，没有自来水，也没有暖气，浴室只在院部村才有，文学院的人要走几里路才可以到达。宣化风很大，气候寒冷，师生生活条件十分恶劣。当时当地群众流传着一个顺口溜：”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河北师院的。”花甲之年的孙崇义，不仅要和大家一起参加农业劳作，因为是回民，他还不得不自己煮粥解决吃饭问题。生活的艰苦不算什么，文革期间，孙崇义还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经反复申诉，在十年后的1980年3月才得以正式平反。而当一切步入正轨，已是退休之年的孙崇义又以满腔热情投入教学和研究工作。他加入了1980年成立的中国语言学会，又活跃在国语界。1981年7月，他重操旧业后主编的《语文知识词典》正式出版。

龙先生是孙崇义带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他毕业的时候，孙崇义正好80岁。那时他已年老体衰不能赴石家庄河北师院上课，他就把教学放在位于北京西单西安福胡同的家中。由于住房紧张，为了给孙崇义腾出一个教学空间，老伴早早拿上水和糖尿病药，用童车推上小孙女，到周边最宽敞的地方——电报大楼前玩耍，一呆就是两三个小时。龙先生所学音韵学比较偏门，为完成论文答辩，孙崇义特请来于敏等专家，确保答辩的专业和顺利。

1996年孙崇义在九十岁生日时写下《九十抒怀》，表达了他平静而感恩的心绪：”燕市寻常一穆民，怀清守真立吾身。两依师馆求严教，半世持勤育幼民。华夏兴衰牵肺腑，语文研索企精纯。行年九十知感主，愿保斯心度晚辰。”1997年，孙崇义病故，留给后人无限的思念。

在孙奉公的家中，我注意到这狭小空间走道里巨大的书架，它像一座桥梁横亘于时空之中，他们在这只有几十平米的陋室里竟有2.5万册藏书！孙老师和谢老师退休后不仅著书写字，还利用自己的藏书办起了”懿行堂书斋”读书会。他们的初衷正是秉承父亲当年对王宽阿訇办教育回报的理念，传播真正的穆斯林文化。

孙奉公可以回忆起父亲周边的许多同事和朋友，令我十分惊讶。他说，因为他是长子，只要他在家，父亲的同事或朋友来家中，他都会被父亲叫出来打招呼行礼，如果没事还会让他做陪。由于孙崇义曾经住在大辞典编纂处，还曾与同事徐世禄、徐世荣兄弟一家同住。谢老师还忆起1968年他们二人结婚的婚房就是原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资料库，那是个只有15平方米的西房，里面柜子的小抽屉里有成千上万张的卡片，这些卡片的收集数量曾达到250万张，是历经战乱，大辞典编纂人的心血汇集而成，这令他们肃然起敬。

孙崇义的子女多承父业而从事教育文化工作，他们会在纪念日买上几百本《现代汉语词典》作为礼物送给亲友。2024年，当他们得知我在进行国语运动研究后，特将26本孙崇义先生所藏专业书籍和一本笔记赠予我。感恩与回馈，不仅是从孙崇义先生，也是我从他的后人身上读出的家庭主旋律。

参考文献：

• 《懿行堂诗文集》 谢景懿
• 《钱玄同日记》（整理本） 杨天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8月
• 《新中学文库 注音汉字》黎锦熙编 商务印书馆 1936年8月
• 《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讨论集》（第一辑） 文字改革出版社 1957年1月
• 《洋河南往事 河北师院写实》赵振军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5年1月

2026年8月2日于北京